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6篇

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6篇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概括说来,美国外交决策的因素不外乎国外因素与国内因素两方面。一方面,美国任何一项外交政策都是对某一或某些国外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6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概括说来,美国外交决策的因素不外乎国外因素与国内因素两方面。一方面,美国任何一项外交政策都是对某一或某些国外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心理等诸方面)所作的反应。另一方面,国内因素又是美国外交决策的基础。在国内因素中,有些是自然方面的,而更多的则是社会和政府方面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是最重要的自然因素。美国的经济发展、政治传统、民族构成、意识形态以及像利益集团、公众舆论、大众媒介、政党等是社会方面的因素。总统而以及国会、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系统等机构在决策中的作用则是政府方面的因素。一般说来,社会因素仅仅影响外交决策,而政府因素中的多数不仅影响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决策。在政府因素中,既要看到决策机构在参与决策中的重要性,又不能忽视决策者个人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否定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在美国外交史上,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等高层决策者在不同程度上对外交决策起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而决策者个人的作用则取决于决策者在决策中的地位(例如总统的作用一般要大于国务卿,而国务卿的作用又要大于副国务卿及其他外交官)和决策者的个性特点(包括决策者个人的信仰、道德、观念、习性等心理因素。以上概括了影响和决定美国外交决策的各类因素。这些因素决定着外交政策的制订,它们的变化决定着外交政策的变化。它们同各项外交政策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即各类因素通过决策过程转化为各项外交政策决定。然后,各项政策决定的实施又对各类因素起反馈作用,于是又推进决策过程,影响新的政策决定。

　　美国外交决策的根本依据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它规定了美国外交决策的基本目标。国家利益概念是美国外交决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美国外交决策者毫不隐讳地谈论美国的国家利益,将它视作美国外交决策的根本依据和美国对外关系的行为基础。美国外交决策的特点.历史上,美国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国家利益。其中有些是基本的和长期不变的,例如美国的“国防”利益(或称“安全”利益)和国际经济利益自立国至今始终是美国最基本的国家利益。“国防”利益在美国建国之初表现为要求维护国家独立,免遭外来侵略,以后又发展为军事上的向外扩张。二次大战后则是在“国防”与“安全”的口号下争夺世界霸权。国际经济利益要求增进美国的国际贸易,扩大海外投资,获取国外资源以及维护美国企业在国外的利益。20世纪以来,这一利益常常表现为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扩张。另外有一些国家利益则较为短暂并随着国际条件和国内情况的变化而改变。例如,19世纪,避免卷入国际争端曾经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之一,而进入20世纪,国家利益要求美国越来越多地卷入世界事务。又如二次大战期间,美苏结成战时同盟曾

　　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到战后这一利益因美苏间爆发冷战而为美国对苏遏制的利益所取代。%当然,决策者在制订外交政策时,除了首先考虑各种国际事件涉及何种国家利益外,还必须善于正确判断这些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国家利益从而制订出处理每一事件的对策,采取符合国家最大利益的行动。

　　例如,同样是涉及“安全”利益的事件,有些可能涉及美国的切身利益以至生存利益(如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等)。对这类事件,决策者或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或采取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可能手段全力以赴。有些事件仅仅对美国的“安全”产生潜在的影响。对待这类事件,美国一般不使用武力而采取外交和经济手段以及军事援助的办法。对于那些虽涉及国家利

　　益但并不影响美国“安全”的事件美国一般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某一国际事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国家利益,除了决定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和国际条件的变化外,还取决于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不同看法。但是,尽管外交决策总是离不开对国家利益的估价与衡量,某项外交政策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往往难以有一个客观标准加以衡量。这是因为国家利益归根结底是一种价值判断。它总是因人们价值观念的不同而不同,随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而改变。外交决策者总是声称自己的政策代表了国家利益,反映了“公众的意志”,而实际上由于美国外交决策在一定程度上为少数决策者所垄断,这种国家利益常常只是反映少数决策者的价值观念与主观愿望。此外,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化社会里,有着不同利益的各种社会集团总是企图通过它们各自在立法与行政部门的代理人对外交决策施加影响,而它们对国家利益又往往持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点(例如美国犹太人集团和石油利益集团在中东政策上的抗争),加上庞大的行政机构各部门之间的官僚利益之争使得外交决策实际上可能成为不同利益之间的某种平衡,成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经过讨价还价后的折衷妥协。因此国家利益概念作为决策依据总是具有某种局限性。它难以成为外交决策完美的指导原则。

　　参与决策的角色(包括决策机构与决策人)和决策程序,即决策的集中统一程度因政策的不同而异。“安全”问题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享有最重要的地位。从这一点出发,美国外交政策大体上可分为危机政策与非危机政策两大类。危机政策是指在发生严重国际危机情况下的外交政策(如1958年的黎巴嫩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政策等)。它们同国家“安全”密切有关。非危机政策是指在正常情况下,即未发生严重国际危机情况下的外交政策。它们

　　中间有许多仍然同“安全”直接有关(如军备控制、国防预算、对外军援等政策)。另有一些虽然与“安全”问题并非毫无联系,但又不是同“安全”直接有关的政策。它们常常同国内政策密切相关(如外贸政策、关税政策、能源政策等)。这种政策类别上的不同带来了决策角色和决策程序上的差异。一般说来,外交政策由于反映整个国家的利益并且在秘密性与时效性方面要求更高,因此,它的制订同国内政策相比具有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

　　然而就某项外交政策的制订而言,其集中统一至何程度则因政策类别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危机政策具有突然性。它要求决策者作出迅速反应,在最短的时间内制订对策,采取行动。加之情况的秘密性使危机政策只能由最高决策层中的少数决策者参与制订(如古巴导弹危机时,处理危机的是一个以肯尼迪总统为首的由13名高级顾问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它不允许在立法部门、利益集团、公众舆论中进行公开的长时间的讨论。甚至连外交机构也常常被排斥在外。同时,在面临国际危机的情况下,国内各方利益能趋于一致,利益之争减少至最低限度,因此危机政策的制订可相对地摆脱各种因素的制约而最具有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国会、利益集团、公众舆论以及官僚机构对决策的影响极为有限。同“安全”直接有关的非危机政策具有长期性与连续性,它涉及国家长远的“安全”利益(例如军备控制政策自1963年美苏达成部分禁试条约算起至今已有24年。在这期间,军备控制谈判虽时断时续,但政策则保。

　　这类政策中的大多数虽然主要仍由总统和高级决策机构制订,但由于它常常动用大量人力、资源与资金,因而需要立法部门的审议与授权并得到舆论的支持。

　　同时,由于它比危机政策更多地涉及国内各方利益,容易在国内引起争论并有代表各方利益的各种机构与人物要求参与和影响决策,加上它不具有危机政策那种突然性与紧迫感,因此它的制订必然受制于更多的因素,并且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

　　同国内政策密切相关的国际政策主要围绕经济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因此受到公众的密切关注并对国内政治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同安全政策相比,它更多地具有国内政策的特点,即除涉及安全政策所涉及的各方外,还涉及国内政策通常所涉及的各方,反映更多的不同利益,因而有更多的角色,包括国会、官僚机构、利益集团、大众媒介、公众舆论的广泛卷入。它的制订无疑充满着相互冲突与讨价还价的利益之争,是一个更为长时间的困难过程,并且最难达到高度的集中统一。例如,外贸政策就是严格遵照这一方式制订的。美国的“分权”概念在外贸政策上尤为根深蒂固。总统和行政部门在外贸上的权力完全由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授予。外贸决策过程总是受国内经济与政治现状的约束,充满着长时间的对利益的权衡和协调。应当指出,有些非危机政策虽不具有高度的紧迫性,无需在短时间内作出决定,但由于需要在极端秘密的条件下进行,因而它们的制订同危机政策一样也必须限于最高层中的少数决策者,带有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例如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决定即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制订的,参与制订这一政策的仅限于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极少数人。

　　外交决策的中心与关键人物是总统。美国总统在外交决策中比在国内政策中握有更大的权力,受到的制约要少得多。宪法的授权使总统集国家元首、行政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于一身,赋予总统在制订与执行外交政策中以最高地位。历史上,随着美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总统的外交权力不断扩大。二次大战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以空前的规模卷入国际事务。加上国际斗争的异常激烈以及外交事务日益增长的秘密性、时效性与复杂性使总统作为最高外交决策者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尽管美国有“强总统”与“弱总统”之分,总统始终是美国外交的主要决策人。我们不妨将美国外交决策看成是一个多层次的决策圈。尽管不同时期决策班子。然而,处于决策最内圈的始终是总统及其贴身顾问以及像国务卿、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长(在某些政策问题上还有财政部长、商务部长)等高级内阁官员。有时也可包括某些直接主管对外政策的副国务卿或副部长级的官员。总之,参与这一决策内圈的人数极为有限。美国重大的外交政策原则上是在这一层次内制订的。例如,约翰逊总统在越战时期的决策内圈是以总统为首的,有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中央情报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总统新闻发布官参加的“星期二午餐会”。卡特总统的决策内圈包括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杨、白宫办公厅主任乔丹和总统竞选班子负责人斯特劳斯。

　　当然,总统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会因情况的不同而略有差别。但是总统在参与决策的各种因素中是最重要的,处于核心地位。事实上,不论何种外交政策,它们的制订都需要考虑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等多方面的因素,而没有总统就难以将各种因素结合成全面的政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协调与平衡。可以说,美国外交决策是一种以总统为核心的决策体制。

　　国会与总统分享外交权力,但在传统上国会对总统外交政策的支持多于制约。它在同总统争夺外交决策权的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如前所述,总统在外交决策中处于核心地位,但总统并不握有全部的不受限制的权力。根据美国宪法,外交权是一项由总统与国会共同行使的权力。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体制中,国会是对总统权力最重要的限制。宪法赋予国会以批准条约,批准外交官的任命,宣战,拨款,管理对外贸易,征收关税等各种外交权力。作为立法部门,国会可以通过各种立法手段对总统权力进行限制,包括对总统签订条约权的限制,对总统战争权的限制,对国防开支的限制,对外援与武器销售的限制,对情报活动与秘密外交的限制,对外贸的限制等。所有这些限制给总统外交决策设置了重重障碍。国会尤其利用它掌握拨款权这一重要条件对外交实行控制。虽然外交政策主要由总统制订与实施,但国家的“钱袋”掌握在国会手里,而没有钱往往办不成事。总之,国会是总统外交权力的主要挑战者。

　　外交领域的权力斗争主要是在国会与总统之间进行的。国会对外交决策的制约是美国外交区别于其他国家外交的重要特点之一。然而,总的说来,国会对总统的外交政策。国会在同总统争夺外交决策权的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美国总统是由全国选举的,而国会议员则由各州选举,国会议员的选举基础要比总统狭隘。这种选举基础的狭隘性使得大多数议员主要关心本州的短期的利益以及自己的竞选连任。他们对全球性问题往往目光褊狭短浅。一般说来强烈关心外交的议员只是少数。即使他们,在危机情况下,也仍然对总统抱支持与默认的态度。国会卷入较多的主要是那些同国内政策密切相关的国际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关系到国会议员们所代表的各州的利益,对选民的日常生活影响最大。此外,总统是对外关系的最高代表,他直接掌管外交机构与外交情报。这种地位是国会无法与之相比的。国会自身权力的分散性,它的庞大的委员会与分委员会制度,工作

　　总之,一方面国会力求限制总统的外交权,国会与总统在外交权上的斗争时起时伏,但另一方面国会与总统在外交决策上相互关系的基本特点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总统是外交决策的中心,国会处于外围。国会主要是影响与限制总统的外交决策。一般说来,它并不参与决策。从历史上看,国会在外交上对总统的依从与支持是主要的,对总统的限制与挑战是次要的。尽管国会要求在外交方面享有平等地位,总统在外交设计和提出外交政策。国会则是被动的,它主要是对总统的外交决策作出反应。

　　利益集团是美国社会生活中强大的力量。它对国会立法和政府决策有着明显和广泛的影响。在美国,人们由于利益的不同往往通过把自己组织成集团来对决策施加影响,目的为使政府决策代表他们的那部分利益。大量竞争性利益集团的存在是美国政治生活中十分独特的现象,是美国多元化社会的重要标志。

篇二：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目录

　　一、美国大众传媒的发展...................................2

　　（一）美国建国前................................................2（二）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期................................2（三）20世纪三、四十年代........................................2

　　二、大众传媒对美国政治的影响.............................3

　　（一）大众传媒对美国政策制定的影响..............................3（二）大众传媒与美国总统........................................5（三）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及监督..................................6

　　三、总结.................................................7

　　大众传媒与美国政治

　　摘要

　　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大众传播媒介依靠《权利法案》第一条的保护，享受着充分的自由，逐步发展成为美国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势力”，大众传媒对美国政界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政治生活的主角，美国总统与大众传媒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相互依托，相互影响，推动着美国政治的前进。

　　一、美国大众传媒的发展

　　（一）美国建国前

　　北美殖民地报业的特点是报纸数量有限，质量不高。但就是这样，当时的《波士顿公报》、《纽约新闻报》等上刊登的关于反对印花税法、汤森法案内容及报纸对"莱克星顿枪声"的报道、潘恩《常识》的宣传，都起到了革命动员作用。建国后美国报纸数量增多，至1830年美国已有1200余家。由于发行量不大，报纸生存依赖政党或政府，报纸内容也多为政党各派观点。

　　（二）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期

　　美国报业进入"大众化报纸和发展的时期。"报纸内容丰富，读者增加，公共性、政治性报道的传播范围也随之扩大。《纽约论坛报》曾被称为"这个国家传播建设性民主思想和实验的第一的且唯一的工具。"○120世纪以来，报纸在政治生活中更是不可或缺。

　　（三）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广播事业兴旺和电视业崛起，深刻影响到美国的总统选举。从此总统竞选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如何利用大众传媒为其争取选民已成为总统竞选班子首要考虑的问题。富兰克林·罗斯福利用广播进行"炉边谈话"便是无线广播在政治参与方

　　面的成功范例。上世纪50年代电视业开始兴旺发达，至50年代结束时，电视进入86%的家庭。在电子媒介家庭中电影、录音带在政治生活中也十分重要。如在水门事件中就是一些小小的录音带让尼克松下了台。近来发展起来的因特网更是近乎根本性地影响着政治。

　　二、大众传媒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21世纪的今天，大众媒介在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不可谓不重。在国家建构中，大众媒介起着政治动员作用；民主建设中则起着传播民主思想、维护民主制度的作用；此外还有在行政方面起着促进合理化的功能等。作为现代社会的"文化装置"，大众媒介影响巨大。在美国，传媒与政治的互动作为一个重要因素直接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生活。对它的关注，无疑可以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东西。

　　西方主流媒体常常以“自由”和“人权”的卫士自居，标榜自己独立、客观、公正。近期发生的《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反映出一些西方媒体为了吸引眼球，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完全可能做出侵犯人权和公民利益的行为。那么，其他西方媒体又怎么样呢？它们能做到尊重人权尤其是其他国家公民的人权吗？它们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能做到客观、公正和独立吗？我们不妨从美国媒体与美国外交决策的关系来看这些问题。在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复杂。仅就过去十年而言，从伊拉克战争到阿富汗战争，从反恐到防核扩散，从中美关系到美俄关系，媒体与政府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依赖并且在多数时候相互配合的关系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也颇耐人寻味。

　　（一）大众传媒对美国政策制定的影响

　　美国媒体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有着上百年的传统。“在华盛顿，真正为外交政策制定日程的，不是在白宫，而是在编辑室和记者的屋子里面。”这是摘自美国某位学者的言论。从早几年前开始，大众媒介就通过向公众传递全球信息，编制新闻程序，从而影响外交政策日程的确定。国际政治和外交信息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通过通讯社、电视网络、

　　广播电台、因特网以及报刊等媒介进入有关政策制定人员的办公室,成为制定政策不可或缺的依据。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里根在任期间每晚和他的高级助理一起观看电视新闻,然后研究电视新闻对政府决策的评论,并对第二天将会爆发新的热点问题进行预计以及讨论如何对付这些问题。曾任里根于布什两任政府外交事务顾问的丹尼斯•罗斯曾表示:“在突发事件中,从CNN报道中所获取的信息比从政府自己的渠道要多得多。”可见，当今大众媒介早已不仅是政府对外政策得传声筒，更是决定外交政策的一把定音锤。为外交决策提供信息、决定外交政策方向的同时，大众媒介在某种程度上也充当着影响外交政策的轻重缓急的角色。通过对国际信息的选择和编排，美国大众媒介直接影响公众对国际问题的关注程度,从而拟定了公众对国际事务的兴趣和倾向这一社会政治议程，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议程。与此同时大众媒介通过所提供的信息及提供信息的方式，潜移默化在公众的意识中形成某种定势,造成某种舆论,间接地对决策议程产生影响。

　　大众媒介对国际事态发展的跟踪报道,其速度之快往往令外交决策者应接不暇。这时大众媒介的角色就好比加速器，迫使政府决策的时间从以天计算加快到以小时分秒计算。据了解，1998年11月,由于伊拉克拒绝联合国的武器核查,美国准备于14日对伊进行轰炸。轰炸时间定在美国东部时间9点。8点刚过,国家安全事物助理伯格就在家里接到手下的电话:CNN记者萨德勒正在巴格达进行直播,他从一位伊方官员处得知萨达姆已对安南秘书长要求伊接受核查的信作了“积极的”反应。8点15分,伯格赶到白宫,克林顿一边收看CNN的报道,同时与他的安全顾问们在电话里进行讨论。点45分,克林顿下令五角大楼推迟这项计划。8结果,这项轰炸计划被取消。在该项中大众媒介的作用是双向的，对于合作方的政府，可以促使其短期内做出决定，缩短决策时间，以免贻误战机；而对于敌对方的政府，则可以扰乱其政治议程设置，迫使其处于被动地位。

　　归而总之，媒体对美国内、外政策制定的影响体现在推动政府采取行动、阻碍和延缓政府行动两方面。大众传媒的局限性和反作用也是在美国政策制定中不可忽视的。基于媒体求新的本能，很少有事件可以长期得到媒体的“垂青”，而一旦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对某一事件或话题失去兴趣，这一事件就很可能会被边缘化。如果一件事情本身既缺乏持久的影响力，又缺乏商业意义，就很难受到媒体的持久追踪。美国媒体所特有的“本土意识”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般来说，如果是一场发生在与美国没有多少关联且地域狭小的第三世界国家里的内战，美国媒体就很少或根本不予报道。例如，美国媒体经常会忽视一些非洲国家的内战和人道主义灾难。

　　（二）大众传媒与美国总统

　　在美国230多年的历史中，美国政治制度，民主程度日益完善和提高，美国一度成为民主和自由的象征，而大众传媒为美国人获得民主和自由作出了巨大贡献。1690年《国内外公共事件》被当地政府禁止，这也拉开了美国政界与大众传媒的恩怨情仇史。总统，作为政界中最重要的角色，也与大众传媒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两者保持着一种微妙和暧昧的关系。

　　此外，随着本世纪50年代"电视时代"的到来，大众媒介制造政治人物的作用日益凸现。1963年，25万人的队伍进军华盛顿，进行为黑人自由与平等权利的游行演说。期间，电视媒体进行全程跟踪报道，从而直接使本次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进入美国公众的视线，成为政治明星。据统计，1960年总统肯尼迪与尼克松的电视辩论赛至少有8500万美国观众，首场辩论，三大电视网现场直播，这是竞选关键时刻。肯尼迪以年轻、干练的形象战胜老气横秋的尼克松，成为上世纪60年代的政治明星也是如此。根据当时辩论以后民调发现，凡是通过看电视听辩论的，绝大多数人认为肯尼迪赢了；但是凡是听收音机听辩论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为尼克松赢了。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呢？因为通过电视的方式把两个候选人的形象完全展示出来了。全国选民看到的一个尼克松就是一个穿着灰色的西装、跟灰色的背景也模模糊糊的，然后呢脸上胡子也没刮干净，看上去还老冒汗，不断的拿出手帕来擦头，给人的一个感觉是，这是一个非常无精打采的一个人，是一个已经被繁重的国事给压得不知道该如何去办的人。相反，肯尼迪出现的时候就给人一个神采奕奕的感觉，

　　生气勃勃的，而且辩论的时候所用的语言也简短有力。11月，肯尼迪以领先118550张选票获胜，这归功于他良好的电视形象。

　　大众传媒对总统竞选起极为重要作用，原因有一下几点：1、人们关于竞选的消息大部分来自媒体，这就需要候选人通过媒体进行竞争。2、大众媒体在形成选民对候选人的印象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约翰•莱恩赞特指出：“因为电视每天把政治领导人的形象送往千千万万公民的家里，电视也就引发出对人的情感反应，这样有助于电视观众关注政治候选人的人格因素，而不是关注他们所代表的政党或他们对有关问题发表的意见。”3、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有助于确定公众认为重要的政治问题，从而影响到公众对候选人的偏向。4、媒体在投票日开展的民意测验对选民的行为有一定的影响。

　　（三）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及监督

　　媒体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和执行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影响公众舆论来对政府施加影响。由于多数美国人对国外缺乏直观的认识，很难知道发生在其他国家的真实情况，因而在外交事务上缺乏自信，这使得他们更依赖于媒体的报道和专家的评论。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对民众在外交问题上看法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又显而易见的。

　　一个对媒体有利的事实是，美国人对媒体的依赖性非常大，而美国媒体显然也很清楚自己的力量所在。根据传播学家的描述，媒体对什么报道得多，公众就可能对什么感兴趣，而公众（也可以说是选民）感兴趣的事，政府就要给予更多的注意。无形之中，媒体就可以通过公众的力量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方向。换句话说，决定什么是新闻，即“新闻制造”是媒体的日常工作，这使得它较改变民意更容易制造出“新”的民意，而这种新的民意常常会对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但同时，在影响监督政府和外交决策方面，媒体与公众舆论是存在着共生和互动关系的。一般来说，公众关心和热切谈论的外交话题，也往往是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使得公众舆论可以通过媒体的报道来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在美军虐囚丑闻中，美国公众对媒体的高要求就对媒体产生了影响，也成为了媒体必须有所作为的重要推动力。互联网在表达民意、影响外交决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其中，博客特别是微博的兴起格外引人注目。博客作为一种表达个人思想的传播形式，一种内容不断更新的新闻出版方式，在互联网上兴起后，成为了一种越过传统新闻出版部门直接与广大受众见面的新的传播形式。1998年，个人博客网站“德拉吉报道”率先捅出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绯闻案；2001年，“9.11”事件使得博客成为重要的新闻之源；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博客所起到的作用甚至让传统媒体汗颜。

　　美国大众传媒对政治的影响巨大，是因为传媒有着丰厚的"自由支撑"的背景。然而这一"自由"，也受到诸多限制，表现为行业上的及美国政府方面的制约条款。日常生活中最为直接体现是由于诸多限制，传媒报道的客观性受到严重侵

　　蚀，这也是传媒在美国政治现代化演进中的功能限度的反映。

　　三、总结

　　美国之所以大众传媒对政治有巨大影响，是因为大众传媒有着丰厚的"自由支撑"的背景。然而这一"自由"，也受到诸多限制，具体表现为行业上的及美国政府方面的制约条款。日常生活中最为直接体现是由于诸多限制，传媒报道的客观性受到严重侵蚀，这也是传媒在美国政治现代化演进中的功能限度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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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与机构有合作关系的非政府组织或私营部门工作人员与机构有合作关系的非政府组织或私营部门工作人员与机构有合作关系的非政府组织或私营部门工作人员能够解答和宣传美国政策的相关专家能够解答和宣传美国政策的相关专家能够解答和宣传美国政策的相关专家通晓外语并能够参与采访或进行翻译的工作人员通晓外语并能够参与采访或进行翻译的工作人员通晓外语并能够参与采访或进行翻译的工作人员能够推进公共外交的外交使节能够推进公共外交的外交使节能够推进公共外交的外交使节222

　　美国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战略

　　“我们将领导自由、正义和希望，因为这是我们价值观和利益所在。我们相信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多得者多与。我们也明白，自由、健康、富裕不是极端分子、仇视分子和恐怖分子的温床，而是国家稳定的源泉。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是更加和平的世界。因此，美国人民必须明白，我们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自己。”——布什总统于白宫疟疾峰会上的演讲2006年12月14日使命任务和工作重点我们的根本价值观和信条成就了美国的强大、成功和安全。是这些价值观给了我们的民族以生机，指导我们在世界各地的行动。我们认为不论男女，人人都是平等的，并且应享有基本的人权，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政治参与权。我们认为无论政治形势如何，每个人都应生活在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利受到保护、惩治腐败和依法治理的公平社会中。在世界各地，美国愿与其他政府和人民一道维护人类尊严、促进世界和平并推动社会进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设立了八个国家安全目标：捍卫人类尊严；强化反恐怖主义同盟；化解地区冲突；防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延长发展周期；与其他全球力量中心协作；为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机遇和挑战，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机构转型。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应紧密围绕国家安全目标，始终倡导美国根本价值观。所有传播和公共外交活动应遵循以下几点：强调我们对自由、人权与尊严和人人平等的信念；支持认同我们理念的人；支持人们争取自由和民主；反对仇恨和压迫主义者。战略目标美国政府愿与世界各地的国家和人民为促进人类生活更美好而共同努力。作为一个由多种族组成的移民国家，美国尊重个人文化、背景和信仰的多样性。在世界各地，我们致力于成为促进发展、繁荣与和平的合作伙伴。我们建立了三个战略目标来推动美国对外国受众的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1.美国要提供一个符合我们最基本价值观的关于希望和机遇的积极愿景。正如我们所深深信奉的自由、尊严和人人平等。我们认为，人民应生活在公正的社会中，享受到法治和自由，远离腐败和恐怖。我们认为，人民应该享有言论自由、和平抗议、信仰自由和参与政府选举的权利。我们希望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能够接受教育，因为我们认为教育能够拓展未来的发展机会，并且，受过教育的人更有可能成为负责任的公民，更有可能容忍和相互尊重彼此的差异。我们希望通过扩大繁荣，使人们能够在世界各地谋生、供养家庭。长久以来，美国一直被世界各地的人们视为希望和机会的灯塔，我们要继续要给人们以希望，做好这个美好生活的灯塔。2.当不同国籍、文化和信仰的人们所追求的自由与和平受到威胁时，我们应与志同道合者一道孤立和边缘化暴力极端主义分子。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点实现这一目标：在安全稳定和多元化的社会中，积极推进民主和善政，使其未来更美好；积极融入穆斯林世界，并倾听穆斯林世界主流的声音；孤立恐怖组织头目、成员和其组织并揭露其丑恶行径；削减各国使用恐怖主义达到政治目的法律依据；展示西方开放宽容、与各种宗教信仰和谐相处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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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美国必须努力培育与不同国籍、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的人民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我们的朋友远比我们的敌人多。特别是当发生战争时和受到共同威胁时，美国必须积极培育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我们同各国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和平与化解冲突、拓展科技合作、对抗流行疾病和保护共同环境方面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要明确突出这样一个观点：培育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是美国政策和公共外交的基石。战略受众成功的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必须同时针对大众受众和特定目标受众。如通过一些媒体，像电视、广播、互联网以及新闻与公共事务机构这样的媒体能够对广大大众受众进行公共传播。但是，公共外交也要面向那些更小众、更分散的群体，尤其是那些可以通过其专业知识、名誉声望或领导地位影响他人的决定和意见的群体。当地社会的意见领袖是我们拓宽公共外交目标的有效合作伙伴。在制定我们的公共外交和传播方案时，我们要针对那些特定受众使用最合适、最有效的传播媒体。这些特定受众包括：1.关键影响者“关键影响者”是指其意见可以在整个社会产生连锁反应的人。他们包括神职人员、教师、记者、妇女领袖、商界和劳工界领袖、政治领导人、科学家和军人。我们应针对这些关键影响者制定公共外交方案和进行公共外交努力，尤其要鼓励他们站出来公开反对暴力极端主义势力，支持和平解决争端，宣扬宽容和自由。2.弱势群体我们的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必须考虑到不同社会的人口特征，尤其要针对那些最容易受到极端主义侵害的群体：青年——公共外交应首先面向青年人——如青年选民、青年企业家和青年政治家。然而，我们传统的公共外交项目大多没有面向这些在中东等地占据50％以上人口的群体。我们应利用教育和交流项目以及互联网等其他形式的传播来影响这些受众。妇女和女童——大量研究表明，受过教育和自身独立的妇女是社会变革、进步和繁荣的最有效的催化剂。提高妇女受教育和参加工作的机会对社会整体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权保障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妇女接受教育，有利于全面提高家庭健康、减少文盲数量和促进社会稳定。在泛中东地区，有多达70万人是文盲，其中超过三分之二是妇女。促进妇女和女童接受教育是这些地区长期繁荣、自由和充满希望的关键。少数群体——我们应接触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如土著民族、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他们往往不具有平等接受教育和发展经济机会。此外，在帮助残疾人发展方面，美国拥有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可以更广泛地与世界各地的国家分享。3.大众受众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电视获知新闻、获取信息，必须设法扩大美国在国际广播中的话语权。广播理事会下属的美国政府广播实体机构利用电视、电台和美国之音网站，为向世界各地的广大观众进行宣传提供了直接渠道。我们正在加快发展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能力。今后，世界各地的美国政府官员都应更加积极地接触国外媒体，无论是电视、广播还是报社。通过国外媒体开展对外宣传应是美国政府官员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大众受众通过电视收看新闻，所以，美国政府（USG）官员应该尽可能在电视新闻或信息播报节目中露面。公共外交的优先次序为完任务，我们制定了公共外交项目和活动的优先次序，具体如下：1．进一步开展教育和交流项目美国政府应该继续保持对重要交流项目的资金投入势头，因为，在过去的50年里，这种方法或许是最有效的公共外交工具。交流项目应突出学生（那些有机会成为未来社会领袖的学生）和关键影响者（如神职人员、妇女、记者、商人、科学家、政府官员、军事和政治领袖），因为这些人的交流经验能够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此外，还应通过技术和媒体放大他们交流的影响力，邀请并鼓励美国政府和私营广播电视媒体制作关于交流项目的纪录片和报道相关新闻。应将英语教学作为一个优先项目，并进一步推广扩大。学习英语有助于年轻人改善生活和改进就业前景，打开了一扇通向广阔知识世界的窗口，有助于防止极端主义萌生。由于参加交流计划有一定年龄限制，所以英语语言项目是最有效影响适龄年轻人的手段，尤其有助于落后地区的年轻人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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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驻外机构也应在其所在国与当地私营部门积极合作，通过实习、进修和接受教育项目等方式增加参加交流和接受教育的机会。最后，驻外机构和使馆应共同合作，鼓励美国高等教育界、旅行与旅游业、商界、科学和技术界等有共同利益的组织支持外国人员赴美。2．传播现代化在这个时代，大众媒体（特别是电视）对广大受众的影响是以前所未有的，美国政府官员要大幅增加在外国媒体的曝光频率和影响范围。美国大使作为官方代表，也应是美国政府的“喉舌”，应当经常在国外各大媒体露面，宣扬美国的政策、价值观和见解。因此，不仅应继续保留为发言人提供语言训练和提升美国官员在当地媒体影响力的新国务院区域中心，还应在伦敦、布鲁塞尔和迪拜等地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增设新的区域中心。应鼓励和表彰具有较好外语能力的高层官员、相关领域专家和工作人员在国际媒体上露面。高级政府官员出访时，应主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和积极争取在外国媒体露面的机会，而不应推脱。驻外机构和使馆应尽可能运用新技术进行宣传，如创造性地运用互联网、网络聊天、博客和视频等在互联网上讲故事的机会宣扬美国的政策和方针。美国政府应继续推动《国家安全语言倡议》，鼓励更多的美国年轻人学习外语。3．推动“事迹外交”美国的所作所为——提供医疗救护、教育、经济发展机会、食物和居所、政治参与培训、灾后救援——用这些事迹传播我们价值观和信仰的效果远胜过千言万语。然而，知道美国通过政府、私人慈善项目以及美国个人的巨大捐献的人太少，知道这些捐献对生活在世界各地人们产生巨大影响的人太少（包括美国国民自己）。应当继续维持这些项目并进一步扩大项目规模，尤其是那些受到人们广泛关心的项目：医疗、教育和经济发展机会。健康与科学外交（如：对艾滋病、疟疾、禽流感、军事诊所、医疗舰船、癌症的检测与确诊，对自然灾害防范和科学探索）能够引起巨大的反响，所有驻外使馆和机构都要优先考虑医疗和科学项目。所有驻外机构和使馆都应积极宣传这些项目是如何提供发展机会、帮助人们改善生活的。还应鼓励与私营部门、基金会、宗教及慈善团体合作，如白宫疟疾峰会这样的活动，因为这么做不仅能提高协调性还能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通过扩大艺术与文化交流合作、支持大使文化保护基金等方式，美国还应展示出尊重当地文化、艺术和历史的形象。4．机构间的内部协调由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领导的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政策协调委员会（PCC）是整体战略传播体系的协调机构，负责协调各个部门的公共外交行动。为完成任务，战略传播政策协调委员的结构设置如下：（1）反恐传播中心总部设在外交部，其核心任务是发布反恐消息和反恐战略，揭露恐怖分子和他们意识形态的丑恶行径。（2）统一危机传播小组当需要发布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重大新闻时，国家安全委员会将立即启动了一个跨部门的电话会议来协调这些消息。至少应有如下单位参加：白宫传播处国会高级传播主任或国会发言人白宫新闻秘书美国国务院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官国防部公共事务官在作出响应决定后，相关公共事务和传播机构的代表就应召开电话会议，完善、协调和统一所要传播的消息。从反恐传播中心发布的最终消息和有关部门的官方声明将通过国务院应急办传达给国务卿、驻外大使和军事指挥链。（3）定期进行舆论监视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政策协调委员会将定期召开会议，讨论传播策略的实施情况。基础传播活动美国政府的每个部门都扮演着自己的公共外交和全球传播角色。为使美国政府在全球各地整体传播效益最大化，每一个驻外机构和使馆都应该：1.制定用于实施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项目的专项工作计划机构计划应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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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支持整体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目标，确定两到三个本机构要重点支持的关键程序和政策。总结当前进行的活动和项目，使其联系到全球公共外交；制定能够评估项目传播有效性的标准；确定目标受众。为更好地在演讲、出访、接受媒体采访等时机向目标受众传播关键项目和政策，应确定分工并制定详细的传播计划。需确定的重点目标受众有：与机构有合作关系的非政府组织或私营部门工作人员能够解答和宣传美国政策的相关专家通晓外语并能够参与采访或进行翻译的工作人员能够推进公共外交的外交使节2．基本信息共享国务院新创建了一个“公共外交简报”网站，通过内部网络就可以访问这个网站，这个网站将会及时更新所有美国政府官员关于地区和国家问题的政策方针、官方声明和其他重要信息。所有美国政府官员在出访前应当使用简报来了解目的地的情况介绍，并将浏览简报作为出访准备的一部分，同时，我们将会提供明确的、一致的的信息应供大家浏览。各个机构也应协助这些网站及时采集和上传相关材料：那些关于美国项目改变人们生活的感人故事（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包含图片和视频）。采访那些接受医疗救助、参与科研和创新合作或参加到英语学习和交流项目的人，并将这些故事发布到国务院“合作伙伴关系，让生活更美好”网站上。开发采用搜索引擎技术的数字图像和视频数据库。这些材料应包括代表穆斯林主流意见和反对恐怖分子、极端主义的印刷品和视频。确立最佳做法，并在机构网站上分享这些做法。受众分析：准确了解国外舆论是成功传播的关键。美国政府应建立中央存储库，用来分析不同国家的舆论，这一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其他国家的公民是如何看待我们的，了解我们同他们有哪些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点。目前有几家机构正在收集这些信息（如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BBG）、国务院情报研究局（INR）、美国国防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部分大使馆）以及一些私营组织，如盖洛普（Gallup）和皮尤（PEW），实际上，这些及时更新的信息应被集中存放以便更好地上传和访问。存放在中央存储库中的信息应及时传送给那些负责进行传播的政府高层和新成立的反恐传播中心，帮助他们发布消息并监督消息的传播效果。3.主动与媒体联系国务院在伦敦、布鲁塞尔和迪拜设立了新区域媒体中心用来发布和通报驻外美国政府高官的消息和宣传美国的观点意见。所需资源资金美国在国际上开展思想和意识形态斗争时，为争取国外支持美国政策，需要进行广泛、复杂的传播和公共外交活动。为了使斗争更有效果，必须更好地运用公共外交资源，如国防、国土安全和情报——这些重点国家安全资源。我们应继续加大对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项目的资金投入，不过，就具体实施而言，我们应将资金投入到那些重点项目上，应面向有关战略领域的年轻人，重点投入人员交流项目、英语暑假学习和课后学习项目、科普等项目，并支持开发新媒体宣传以跟上不断变化的受众群体和技术发展。为有效应对当前恐怖主义对世界各地自由人民的全球性挑战和威胁，对战略传播增加投入是十分必要的。美国国会批准2007财年追加拨款5000万美元用于公共外交是为战略传播投入资源的关键一步。这些追加资金将用于支持重点项目，如在主要国家进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供8-14岁青年学习英语的暑期课程和采用数码手段对关键语言进行宣传。结论公共外交的核心是使美国外交努力为公众所了解和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向世界各地的受众宣传美国的观点、价值观和政策。公共外交能有效促进美国人民同其他地区与我们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人们之间的联系。最有效的美国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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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沟通方式不是语言，而是我们的实际行动，如我们向教育、医疗健康和改进经济发展机会和扩大政治参与度等方面投入资源。当面对极端分子和极端主义思想时，公共外交也有对极端主义进行孤立和边缘化的作用。然而，总的来说，公共外交的作用是“推动和平”，它致力于使世界各地的人们生活更美好，使他们远离极端主义。附件A战略目标行动计划一、树立希望与机遇的美好愿景1.寻求机会使项目与政策同美国价值观相关联。（1）美国设立奖学金支持女童教育，因为我们认为所有的孩子，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有平等接受教育和改善生活前景的权利。（2）美国支持工会保障工人权利，因为我们认为所有人都享有基本人权并得到雇主的公平对待。（3）美国为灾难救援提供帮助，无论文化、信仰或国籍是否相同，都积极响应受灾民众的需求，解决受灾民众的苦难。（4）美国定期发布人权问题报告、宗教自由问题报告和贩卖人口问题报告，因为我们认为所有人都应享有自由，任何人都不希望被当作奴隶贩卖。（5）美国在中东地区倡导言论表达自由和政治参与自由，因为我们认为这些都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6）美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因为恐怖主义威胁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安全与地区和平。（7）美国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开展合作，因为知识共享和知识创新能够造福全人类。2.强调美国在促进发展和灾难救援方面的外交事迹。在世界各地，美国为穷人提供粮食、为文盲提供教育、为病人提供医疗帮助并积极响应受灾民众的需求为灾区提供救援。然而，虽然美国政府开展了这么多的发展项目，但大多数项目并不为人所知。驻外公共事务官员应找出一到两个最具影响力并能引起共鸣的具体案例，并在国内发布这些消息。具体做法：在一些非洲国家，消除疟疾是亟待解决的任务之一。每当我们参与各种非洲项目时，我们要确保每一位重要访客、每一次使馆活动、每一次美国官员在这些国家的传播都提到我们对消灭疟疾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新进展。要制定如何能突出展示取得进展的新办法：如在大使馆或领事办事处门口张贴更多挽救生命的图表；在定期广播节目中提及能引起大家注意的重大进展，各位驻外大使应在每次讲话时首先提及抗击疟疾的进展情况。美国政府需要传播的是美国致力于与各个国家的人民合作共同消灭疟疾，这正是我们所说的，也是我们所做的。1、突出展示美国帮助人们过上美好生活；收集并分享这些成功故事。具体做法：公共事务官应记录下美国政府项目参与者令人信服的故事（如参加识字班的妇女现在可以辅导她的孩子完成家庭作业；由于庄稼质量的提高，农民现在赚到了更多的钱；在我们的帮助下，女童终于可以上学了；学生能与美国科学家进行交流，从而更好地增长知识等）并将这些故事发布到网站上。应当将相关故事的插图收集起来刻录成光盘或共享到播客上，使这些故事能够被当地的教师、媒体和民众知晓。以重点展示和主动建议的方式让媒体“报道”交流计划——具体做法：与当地广播电台或电视台合作，定期采访参加项目的人、制作纪录片或进行新闻报道。也应鼓励美国官方媒体以专题节目或采访受助人的形式报道美国在援助发展、教育和交流项目上所做的努力。（1）使用个体案例进行传播。演讲撰稿人应在撰写官员讲话时，应当适当加入个人事例来展示美国的核心价值观。鼓励记者报道美国教育和贸易项目是如何使公民和他们的家庭受益的故事。（2）在制定重大灾害援助计划时，应纳入战略传播与公共外交内容。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军在响应重大灾害救援时，应迅速展开救援行动并使行动高度透明。尤其要优先让受到灾难影响国家的记者和国际媒体报道这些救援行动。当灾难性事件（如2005年印度洋海啸、巴基斯坦地震、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战争）发生时，要高调宣传总统的表态，号召私营部门筹集私人资金进行捐助并突出展示美国人民的慷慨和提供给受到灾害影响人们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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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为美国国民捐助灾难救援提供便利渠道（由美国政府通过state.gov网站负责协调）。（4）通过美国政府官员、美国杰出人士、商界和教育界人士扩大战略传播覆盖范围。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进行正式国事访问时，应在所到国的行程中至少添加一个公共外交事项。各位部长都应尽可能地接受外国媒体采访（不只是美国驻外记者，还应包括国外电视、广播和报纸等媒体的采访），为获得最大影响，应在出访的行程表中优先安排这些采访，而不是放在访问最后进行。具体做法：选择有较高收视率的电视新闻访谈节目出镜参与学校援建项目参观当地有名的文化遗址参观美国政府援建的医疗、科学或教育项目，并高调宣传这些项目对改善当地人们生活的贡献2、通过指定和委任“美国亲善大使”来推动美国的价值观。来自不同的领域（如体育、医疗、科学、音乐、表演等）的高层次代表能反映出美国的多样性，他们能带来大量的新闻报道并能引起海外受众的兴趣。（1）吸引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到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上来。机构和使馆应选出并主动接触私营机构、行业、基金会和企业，尤其是那些同样想要吸引人们到美国和改善美国与其它国家关系的单位。具体做法：旅行和旅游业高等教育界美国商业和劳工界政府提供资金用于支持官方和非官方的部门宣传美国是高等教育和旅游目的地。建立像设立在黎巴嫩、危地马拉和巴基斯坦一样的非官方灾害响应合作伙伴联盟。大使馆应鼓励与所在国有联系的美国企业提供实习、教育和交流机会，这么做即帮助企业培训了员工又能使更多人来到美国；应该鼓励企业赞助与大使馆有合作关系的文化项目、体育项目，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彼此尊重。（3）鼓励美国公民个人成为公民外交家。具体做法：为便于民众了解文化差异和尊重其他文化，美国政府官方网站上应放置更多的相关链接和信息美国应鼓励青年学习关键外语鼓励学生学习世界地理、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化鼓励美国民众为交换学生和外国游客提供家庭旅馆鼓励美国民众捐赠全球救援行动，增援美国援助项目对教育部与国外的合作关系进行评估，并扩大这些关系二、孤立和打击暴力极端分子美国政府需要使传播更加有效、明确和一贯，从而更好地打击恐怖分子宣传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为了提高这方面的工作效果，国务院正在建立一个跨部门的“反恐交流中心”，它将与国务院应急办一同制定和发布正面的、统一的美国政府消息。该指挥中心的核心职能是发布消息来孤立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打击极端主义宣传。反恐交流中心也将主动反驳世界各地的恐怖组织领导人言论和高效应对恐怖组织行动。该中心将积极寻求机会回应突发新闻、反驳负面消息和反击错误报道。有关机构将会选派专家帮助中心工作。该中心将由外交事务高级传播专业人员领导，直接向主管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报告；该中心将设一名由国防部高级军事官员担任的副主任。工作组目前正在研究不同领域的意思形态斗争方案和具体做法：如应对恐怖分子利用互联网、电视节目、出版和其他技术进行恐怖活动。工作组将长期为政策协调委员会提供行动建议。1.在进行意识形态反恐战争时，我们的战略重点应该是那些关键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要跨部门协调国家力量的各个元素并针对个别国家制定具体计划，我们将会对那些“试点国家”进行更集中的公共外交努力，投入更多的公共外交资源。为减少受众对恐怖主义的支持，我们已经针对每个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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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国家的特点制定了专门的战略传播计划，概述了战略目标、目标受众、项目和传播手段。我们已经对试点国家增加了额外的传播项目和活动，一旦资金到位就会着手实施。这些试点国家传播项目的有效实践效果将有助于在其他领域更广泛地开展公共外交。2.找出其意见能对当地社会能产生连锁反应的关键影响者并主动与这些人接触。这样的关键影响者包括神职人员、教师、记者、医生、女性领导人、商界领袖、科学家和军人。要尽可能利用各种合适的外交工具与这些有影响力人的接触，培样同他们的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鼓励他们站出来反对极端分子。具体做法：专业交流项目学术会议和专业会议记者专题研讨会大使馆文化活动军事培训和军事交流（1）宗教领袖——宗教领袖对当前的反恐战争有独特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尽可能与信教地区的宗教领袖对话。道德和宗教领袖，如牧师、伊玛目、犹太教教士、僧侣和祭司可以促进宗教之间、信众之间的相互容忍和相互尊重。为展示美国尊重不同信仰，美国政府官员应寻求机会参与能与当地民众产生共鸣的活动，如参观重要的宗教和文化场所和在这些场所举办的活动，如开斋晚餐。美国政府官员要尽可能促使穆斯林主流声音谴责极端主义分子的暴力行为。具体做法：在演讲或访谈时引用穆斯林主流声音建议个人在媒体上公开谴责暴力行为将谴责暴力行为的穆斯林主流声音编入到报纸社论或意见集中将谴责暴力行为的穆斯林主流声音编入到美国政府广播节目中主办宗教信仰项目或会议，邀请代表各个宗教主流声音的团体参加鼓励电视节目邀请能代表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和其他宗教主流意见的嘉宾参加节目，讨论有关“信仰”的话题。鼓励基金会、智库、非政府组织和院校主办学术会议或出版学术文章时加入对伊斯兰教主流意见的讨论。（2）青年受众——青年受众是正在发展壮大的力量，他们会在今后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应对青年受众投入更多的资源，并依据青年观众的层次（如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和刚参加工作者）制定具体的宣传计划。具体做法：体育外交毕业后青年拓展项目或暑期青年拓展项目青年大使计划英语教学项目大学前辅导和入学考试准备高中生或大学生交流项目文化演出与文化协作制作针对年青人含有音乐和新闻的广播更广泛地应用新兴媒体，如播客、网络杂志等（3）妇女和女童——应优先开展妇女和女童接受教育和自身独立项目，并进一步扩大这些项目。具体做法：建立电脑培训中心和妇女民主教育中心为妇女在家经营小生意提供小额金融赠款和贷款提供含有营养和健康信息的健康扫盲项目主办商业指导会和商业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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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大打击贩卖人口力度建立女科学家网络（4）少数民族——对那些没有接受完整教育和接触过资本主义的少数民族和土著人要进行特别宣传。具体做法：在哥伦比亚授予非洲裔哥伦比亚学生马丁•路德•金奖学金，以帮助他们完成高等教育。3.促进不同宗教间开放和互相尊重，打击暴力极端主义。（1）支持穆斯林裔美国人成为美国与世界各地穆斯林聚居区之间的“桥梁”具体做法：派遣穆斯林裔美国人到国外穆斯林聚居区访问，增强民众间的交流。主办“市政厅会议”，邀请穆斯林裔美国人和世界各地穆斯林受众共同参加，并建议美国政府广播定期制作和播放相关节目。鼓励制作反映美国家庭在中东的生活和中东家庭在美国生活的纪录片、真人秀、肥皂剧和其他电视节目。鼓励更多的穆斯林裔美国人加入到科学界。4.促进世界各地的草根青年谴责恐怖主义行为；使他们以自杀式炸弹袭击为耻，而不是为荣。（1）鼓励世界各国领导人(尤其是不同信仰地区的领导人)明确声明，没有任何原因、任何怨言、任何冤屈可以为谋杀正名。（2）培育与反恐战争盟国政府的伙伴关系。强化合作成果、分享合适的反恐信息、充实合作主题并全面回应合作意愿。主办和出席能促进实际工作和分享观点的研讨会、会议和其他活动。鼓励宗教团体开展反恐草根运动。让受众知道世界上绝大多数穆斯林反对暴力极端主义。让受众知道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往往是无辜的妇女和儿童，这些受害者来自90多个国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穆斯林。（3）强调恐怖主义对人员造成的损害。在文化氛围许可的地区，让人们认识到恐怖主义的危害，并突出强调对受害者家庭和亲友的损害。具体做法：鼓励各个宗教领导人公开反对自杀式爆炸事件，讲明这种做法违背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等各种信仰的教义。5.关注极端分子想要施加影响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尤其要关注伊斯兰国家。极端分子已多次声称要统一世界上所有伊斯兰国家，建立一个独裁的、一统的伊斯兰国家。对于绝大多数文明人来说，他们是不愿生活在暴力极端分子所追寻的社会中的。这种社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塔利班强加给阿富汗那样的社会。烧毁书籍、禁播音乐、摧毁文化塑像、禁止女孩上学和识字、不允许妇女工作（即使她们的丈夫已被打死），妇女得不到任何支持。没有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事实上，除了伊斯兰教其他宗教信仰是被严格禁止的，例如：如果男人的胡须没有达到规定的长度，就会受到惩罚。6.对抗仇恨言论。积极对抗世界各地的鼓动仇恨、煽动暴力和激化误解的言论。具体做法：在课本中宣扬宽容。与教科文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一道谴责仇恨言论并支持将仇恨言论从教科书中删除。三、培育共同利益和构建共同价值观美国人民同世界各地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人们有着许多相同的价值观和共同利益。我们认为，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享有尊严并拥有价值。我们尊重其他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历史根源和文化渊源，正如我们坚持每个人的基本人权不可剥夺。这些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应被突出强调并作为美国政府战略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1.各个机构应根据自身专业和任务确认对应领域的世界共同利益。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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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同世界各国人民在保护与改善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通过参与国际会议、接受采访、宣传项目等途径传播美国在改善环境方面主张。我们的官员在表达意愿时，要传递出我们愿与其他国家拓展共同利益，一起改善全球环境的想法。2.为机构制定专门的传播网络，更好地同来访客人、演讲者、专业人员交流和推广正在进行的项目。具体做法：为加深关系，应培养长期合作关系，鼓励共同协作推动项目开展。鼓励个人拓宽专业网络，并鼓励个人与机构共享这些网络。3.将传播重点应放在世界普遍关注的三个重要领域：医疗健康、教育和经济发展。（1）医疗健康进一步承诺美国将与其他国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消除可预防疾病。召开会议聚焦、跟踪进度并对重大举措进行宣传，鼓励政府机构（如国防部、卫生福利部、美国国际开发署）与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医疗机构（医生/护士/医院/制药公司）和宗教团体开展合作。为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将要开展的医疗健康项目有：总统艾滋病应急救助计划禽流感响应计划消除疟疾项目和消除疟疾项峰会医疗外交和赴美医疗培训项目宣传孕产妇或婴幼儿的死亡率和免疫项目努力提高水质量和水供应战略性部署具有明显影响力军队医院船只，从而更好地支持公共外交中东地区乳腺癌防治倡议应进一步发展伙伴关系，招募医疗和科学外交使者，使美国在为世界人民提供更好的医疗帮助方面赢得赞誉。（2）教育美国政府应当全面扩大教育项目，如英语教学、师资培训、学生交流、医疗与科学教育交流、各种类型的扫盲培训和建立虚拟科学图书馆（如在伊拉克）。课后和暑期英语语言培训课程被视为最近的重大创新，应持续扩大这一项目。具体做法：英语教学能为青年人提供一项可以用于工作的技能，改善他们的就业前景，同时打开一扇通向我们共同价值观、通向更广阔信息海洋的窗口。通过举办暑期项目和课后活动，在青年人年龄满足参加美国交流计划之前，我们就能在这些孩子所在国家影响他们。（3）经济发展机会展示美国帮助世界各地人们改善生活的事例，具体做法：美国支持小额贷款、职业培训、消除文盲和发展贸易。4.拓展非政府部门间的联系。鼓励专业人员交流，请求企业赞助实习项目和联合专业人员培训项目。5.通过展示美国文化的精髓减少美国负面形象和对美国的误解。促进非政府部门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重点扩大文化、体育、音乐、艺术和科学等方面的交流。体育活动能起到纽带作用，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团队合作、纪律、互相尊重、遵守规则。艺术和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语言，它能深入人的情感，激发我们共同的人文关怀。对艺术和文化的共同欣赏有助于弥合政治和政策上的分歧。美国的科学和技术成就在穆斯林世界受到广泛尊崇，这为吸引民众提供了理想的切入点。具体做法：全球文化倡议——美国政府将与非政府部门合作，加强艺术、影视、舞蹈与音乐等方面的交流，加强共享艺术管理等专业知识。与伊斯兰世界开展科学合作——美国政府将会重点支持教育、青年人和妇女等方向的公共和个人科学合作。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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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传播指南展示尊重。根据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要想提高美国的世界形象，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和贡献，对于许多伊斯兰国家尤为如此。美国官员应该这样展示尊重：在出国访问的时候，参观当地重要的历史和文化遗址；积极安排“倾听”活动并找机会与外国民众互动，倾听他们的声音；多参加可以表明尊重不同文化和传统信仰的活动；邀请有名望的本土作家、历史学家、诗人、音乐家等出席美国政府赞助的活动；出席在其他国家举办的重要文化和历史活动。善用谦逊。我们国家有着不断奋斗的历史，我们的人们有着高尚的情操。虽然我们的社会并不完美，但我们不应该害怕承认这点，虽然我们面临着许多挑战，但是我们正用自己的思想向美好的生活奋斗。政府官员应该尽可能谨慎处理这类问题，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避免使用宗教语言，因为它可能代表不同的意思，容易造成误解。宗教极端分子是滥用宗教的杀人犯，他们要的是死亡和毁灭，而不是任何信仰的正规宗教活动。当必须要谈涉及到宗教问题的观点时，具体做法是：当谈及伊斯兰教时，应尽可能引用穆斯林自己的言论。此外，应避免将任何宗教信徒归类为“中等”——这是一个政治词汇，当延伸到宗教领域时，意味着这些人是不够虔诚的和不够忠诚的。使用“主流”和“大多数”则更为恰当。最后，避免使用短语，如使用“穆斯林世界”，它意为着一个整体，而实际上，穆斯林世界同其他宗教世界一样，它是多样的。创建交流平台，鼓励不同思想自由公开地进行辩论。支持智库、基金会或情报出版商主办学术会议、开展自由辩论。即使不完全同意美国的外交政策，也要积极寻求穆斯林对反对恐怖和暴力主义的支持，并突出宣传那些公开反对恐怖和暴力的穆斯林声音。精心挑选图片和影像。精心编排的图片和影像能更好地传递情感和行动，就如同讲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故事。建议：在参加活动前，挑选出一张即能契合这次活动主题又能讲出一个故事的图片。如何选择拍摄照片的场景——图片的背景应是什么？应该挑选能够帮传达出你在哪里的背景——哪个国家、哪个城市、哪处建筑、什么样的环境。背景是否应该有一面旗帜？在讲台的前面或者后面是否应该有一个标志？建筑的哪一部分会受到关注？建筑的那一部分最容易被人认出？例如：在卢浮宫的举办活动时，选择以贝聿铭金字塔做为背景就比选卢浮宫里柱子旁要好。图片中应该有什么人？基本原则是选择能够有助于故事表达的活动焦点。应该是音乐家？青年人？还是政府官员？例如：如果大使和教育部长参加富布赖特活动，不仅应该拍摄官员发言，还应在照片中体现出布赖特奖获奖人。画面中的人物应该出现什么样的动作和情感？他们是该跳舞？交谈？倾听？学习？还是表现出热心？如果动作和情感有助于故事表达，在画面中就应该出现这些动作和情感。例如：如果大使会见四年级学生并赠书给他们，照片中就应含有拿着书籍的学生、正在阅读的少年和正指着这本书中的图片的学生等。摄影师应根据拍照位置考虑有关技术细节——不要逆光拍摄，不要在反光玻璃或镜子前拍摄，不要在阴暗处或阴影中拍摄等。还要确定好拍摄时应该突出谁。寻找动作和情感。当拍摄动作时，画面应当紧凑而不是宽泛。紧凑的画面除了能表达出故事情节外，还能更多地展现情感。例如：当拍摄人们在美国军乐队伴奏下跳摇摆舞时，不应只拍摄跳舞的人群，还应挑选出一对夫妇在大幅美国国旗下或活动横幅前欢快热情地跳摇摆舞，这样就表达出拍摄是在哪个国家、是在什么场合。制定支持公共外交活动和推动政策发展的传播战略。深入细致地揣摩分析目标受众、预期目标和传播目的，挑选能够有效影响目标受众的关键信息，并对传播效果进行评估。下面将介绍一种传播流程模式，它是规划工具的一种，可用于分析消息并以最佳方传递消息给目标受众。附件C核心消息——总则•作为一个由移民创立的多元化、多文化的国家，美国是由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的人们组成的，所以美国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的人们。•美国愿与合作伙伴共同寻求进步、繁荣与和平。•美国政府愿与世界各地的国家和人民合作，共同促进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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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都是有价值的，我们认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应该享有言论自由、选举自由、信仰自由、集会自由，并有权利追求个人发展、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创新。•虽然我们不期望每个国家都能像美国政府一样，但我们认为，公民应该能够参与政府选举，并且这些政府应该向本国公民负责。我们相信，所有的人都希望社会公平，都想生活在法治而不是腐败的社会中。•我们认为，女孩和男孩应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我们认为，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能促进经济发展，能让所有人得到就业机会以供养家庭。•作为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我们尊重所有信仰。例如：许多穆斯林生活在美国、工作在美国并且可以自由信仰任何宗教，穆斯林族裔是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信息——反恐战争•世界上的主流信仰，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和佛教，都教导信众生命是宝贵的，杀害无辜生命是错误的。•我们在反恐战争中遇到的暴力极端主义分子并不是宗教信徒，他们是背叛教义者，因为他们声称伊斯兰教主张大规模屠杀无辜，而事实上，大多数恐怖主义受害者都是穆斯林同胞。•任何委屈、任何理由（无论是否合法）都不能成为实施恐怖行为的缘由。•无论何种信仰，绝大多数文明人都拒绝暴力极端主义。•绝大多数文明人不希望生活在暴力极端分子所寻求的社会中。•与暴力极端主义斗争，应该联合各个国家和公民，因为恐怖主义威胁世界各国的所有公民。恐怖主义行为会给无辜的人们带来悲剧、破坏、死亡和可怕的悲痛，从印度尼西亚到摩洛哥、西班牙、约旦、从英国到印度和埃及。911事件的受害者超过90多个不同的国家，连累了许多宗教信徒，包括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在美国采取行动推翻有“基地”组织支持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推翻残暴的萨达姆伊拉克政权之前，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就已经开始了。如实施2006年伦敦飞机大规模谋杀的暴力极端分子早就瞄准了无辜的平民。他们想要在伊斯兰世界国家建立类似塔利班的政权，并残忍杀害那些不同意他们极端信仰的无辜民众，即使是穆斯林同胞。•暴力极端主义分子这种滥杀无辜的行为，已多次表现出他们对人类生命的蔑视，无论你是什么种族、什么民族、信仰何种宗教，都会遭到杀害。•塔利班在阿富汗的统治让我们看到了极端分子所追寻的社会形式。在那里，书籍被烧毁，音乐被禁止，文化塑像被摧毁。在那里，不允许女童上学识字，不允许妇女工作自立，即使妇女已丧偶，也得不到其他帮助。•民主价值观社会与暴力极端主义分子所追寻的社会的区别是明显的：自由暴政容忍并尊重差异不容忍任何多样性信仰自由国家限定信仰言论自由，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严格限制不同意见结社自由只允许在家中生活教育平等禁止女孩受教育和限制男孩受教育有公民参与的负责任政府未经选举产生的政府和不被公认的领导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暴力极端分子杀害了成千上万的穆斯林以及无辜的妇女、儿童和老人。约旦的婚礼爆炸案、伦敦公交车乘客爆炸案，巴格达挣钱养家糊口的短工，都是恐怖分子残酷谋杀的案例和受害者。•打击恐怖主义具有普世价值观并受到普遍认同。对于打击恐怖主义，我们在世界上获得的支持远多于反对。世界各地的人们同我们一样有着同样爱好和平的人性。虽然我们的皮色可能不同，我们讲的语言可能不同，我们的宗教信仰可能不同，但世界各地的人们渴望说出自己的想法，参与社会建设，享有信仰自由，能够安全地生活，平等地接受教育，得到就业机会并使自己的家人生活更美好。•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试图用一种变种的宗教去为凶杀、恐怖和暴力正名。然而，这种行为是令人憎恶的、是永远错误的，国际社会、宗教团体和有正义感的人们都必须站出来反对那些鼓吹仇恨、暴力和恐怖主义的人。我们呼吁各个宗教领导人要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共同发出明确的信息：自杀和杀害无辜的人永远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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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国际社会一员，我们要鼓励辩论，鼓励教育并提供信息，帮助人们接受教育，和帮助人们自己做决定，因为我们相信大多数人无论其身在哪里、信仰什么宗教都会选择自由而不是暴政，都会选择宽容而不是狭隘。•尽管基地组织的反复尝试将世界概括为是一个文明相互冲突的世界，一个简单明显的事实是，国际社会（东方与西方，北方与南方）已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走到一起，共同面对威胁和对抗苦难。美国正在履行应尽的责任，与伊斯兰世界各国合作改善穆斯林的生活水平。美国是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食品和医疗援助最多的国家。美国人民为受印尼海啸和巴基斯坦地震的穆斯林提供的帮助最多。我们提供资金帮助穆斯林儿童上学、帮助穆斯林妇女学习英语、帮助穆斯林年轻人接受职业培训。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我们与民选的穆斯林领导人合作，为在塔利班和萨达姆•侯赛残酷镇压下的穆斯林人民提供自由和安全。•我们寻求与全球各国人民合作共同应对仇恨主义，我们期待能培育出充满希望和机遇的合作氛围。美国并不完美，但我们相信，我们在自由和正义的崇高理想指引下，我们的所作所为对于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是正确的。我们希望与各国合作，建立一个更加和平、更加繁荣的世界，使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附件D附加传播手段美国政府广播根据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的法定授权以及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2008-2013战略规划，按照新闻专业的最高操作标准，为保护广播单位内容编辑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广播理事会应：•对现有的政策和资源进行梳理，将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的力量集中到美国外交政策重点国家。应根据受众人群组成情况、媒体习惯、发展趋势等条件有针对性地安排信号传递手段（电视、FM广播、互联网等）。应根据受众研究结果和美国国家政策优先策略进行安排。•在伊斯兰世界建立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的传播渠道和影响力，如扩充Alhurra电视台、Sawa电台、Farda电台的新闻采访、报道和编辑能力。•全面扩大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节目对伊斯兰教覆盖，促进宗教间的对话，例如：讨论伊斯兰与现代化进程、伊斯兰教与民主进程，要确保穆斯林主流声音参与到讨论中来。•帮助处在集权国家中的受众理解民主、自由和公正社会原则和具体做法。•参与世界各地有关美国的对话，用准确全面地信息回击对美国的误解和造谣。如参与关于美国的政策和文化的对话，参与同关键受众（如青年）的对话。•扩大美国公共外交合作范围，积极促进机构间的战略规划；使机构间数据交流更便捷，如更便捷地分享调查结果和投票数据；与非政府机构和基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应积极报道由政府机构主导的重大新闻事件，例如：交流项目、医疗保健项目、科研合作项目和教育资助项目。非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活动：狭义：为应对用户习惯的不断变化和新闻媒体的巨大变化，机构应开发制作基于网络的传播手段。传播机构应与专业技术人员合作，了解目前的传播趋势，找出能够最有效影响青年受众的传播方法。具体做法：互联网的外延：应加大开发Pod广播、网络聊天、短信、博客和其他基于Web程序的传播内容，使世界各地的受众能够更方便地分享美国外交政策消息。还应添加更多的实况广播，如多种语言版本的美国总统国情咨文。数字外延团队：国务院将新建一个阿拉伯语博客进行网络宣传，对扭曲美国政策的言论进行纠正。民主对话：启动能够互动交流的民主原则讨论。每两个月推出一个新讨论主题。建立“美好生活伙伴”网站：在这个网站上宣传美国对外援助中受益的个人和机构故事，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到：“对于世界各地的人们，美国是美好生活的合作伙伴。”鼓励各位驻外大使突出宣传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在改善其所在国人民的生活方面所做出的努力。附件E评价与问责正如爱德华•默罗曾经说到，思想的变化无声无息。信息与教育项目对世界各地不同受众的情感、信念、智力和忠诚的影响往往是难以估量的，特别是当许多公共外交活动能对受众产生长期的、间接的影响时，传播效果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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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美国政府机构应当在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项目中建立评价和衡量机制。从而对工作的效果和影响进行审查。虽然我们不能证明美国政府在电视上更多露面会改变人们的想法，但我们可以通过对采访数量的增长、分配给美国观点的时长、是否真正传达我们的关键信息进行追踪来判断。应对参加我们交流和教育项目的人进行采访，找出哪些项目的传播效果最有效；应对介绍美国的价值观和信仰的传播效果进行评估。评价应依据目标的完成进度，允许管理者修改评价的方法和手段、对资源进行合理调配。要保证评估的可计算性和透明度，使利益相关者（如美国公众）知道推进项目时花纳税人钱的时候是谨慎的。政策协调委员会应根据下面策略，进行评价和衡量：•建立衡量文化：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政策协调委员会应将评估的重要性和能够支持三大战略举措的共同标准和可比数据告诉各个部门和机构。承诺增加数据收集和报告将有助于改善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项目的传播效果，更加有效地展示我们集体努力影响。•建立通用的核心业绩指标：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政策协调委员会将会对各个部门和机构提交的业绩指标进行分析，建立一套适用于所有机构的核心指标。各个机构应建立二级指标更全面地对内部工作进行评估。这将使各机构和个部门得到更多的联系和关注，规范和简化流程，还应确保数据收集支持这两个进程。•建立数据收集机制：各个机构和部门应对收据收集投入资源、建立数据指标并建立数据收集机制。这一评估流程将可以用于建立数据基线和追踪公共外交项目和活动的影响力。•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政策协调委员会将定期对机构进行公共外交和战略沟通检查，以验证项目开展的效果如何，为是否继续开展活动、投入资源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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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在这篇四十余页的长序中席勒令我们敬佩而又悲哀的看到经过二十五年的发展本书初版中所担忧的状况越来越明显甚至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也已经不再专指美国的媒介和文化帝国主义通过跨国公司及其文化媒介部门的全球推进美国式的消费主义已经内化为众多国家大众传播的共性全球文化同质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

　　内容简介本书初版与1969年，是批判传播学领域内的经典之作。它首次联系大众传播的两大功能——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全面剖析了美国大众传播的结构与政策。作者以其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独立立场，紧扣现实问题，广泛地从工业和政府方面汲取信息，批判地研究了美国的信息机构和产品如何被用来支持其在全球的帝国统治。1992年，本书修订再版，其对于美国全球统治过程中媒介-文化力量作用的强调，对于我们理解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发展和转变，进而理解美国大众传媒的功能，以及其政治、经济和外交的议程设置结构，不无裨益。

　　作者简介赫伯特·席勒（1919-2000），长期从事美国传播和文化产业的批判性研究，被誉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媒体分析家。其代表作有：《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思想的管理者》《文化公司》以及《信息与经济危机》等。、、

　　此书在传播学领域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在于其高扬的政治经济批判主义大旗，更在于其率先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这一命题并成为此后“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潮流的滥觞。在此书中，席勒首先指出，杜鲁门1947年3月在贝勒大学的演讲中提出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经营自由远比和平更重要的宣言正是二战后美国扩张主义机制的思想来源，同时，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也从传统的对领土资源的侵占转向通过实施非正式控制来获取最高利益。就大众传播而言，“被解释为美国的大众媒体可以在世界各地不受限制的传播讯息”的言论自由原则直接体现了美国商业和传播媒介的物质利益；而作为间接后果，其商业和价值体系也得以在全球扩张，因此，美国所倡导的“信息自由流动”原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强加于弱小国家的渠道”。接下来，作者从商业广播的崛起、政府主管部门的军事化到以军事－工业团队为特征的国内传播联合体的形成，从传播在干涉别国革命中的特定用途到美国

　　政治、经济向全球化的推进中的作用分析，细致的追寻了美国大众传播的发展脉络；同时，在国际政治格局和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从政治－经济一体化维度批判性的全面剖析了美国大众传播的结构与政策，彰显出大众传播已经成为正在浮现的美利坚帝国的强大支柱。事实上，作为初版于1969年的名著，《大众传播和美利坚帝国》一书的思想早已被广泛传播与接受，而此次汉译本所依据的1992年修订版更重要的部分显然在于席勒以“二十五年来的回顾”为题所作序言。在这篇四十余页的长序中，席勒令我们敬佩而又悲哀的看到，经过二十五年的发展，本书初版中所担忧的状况越来越明显，甚至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也已经不再专指美国的媒介和文化帝国主义，通过跨国公司及其文化媒介部门的全球推进，美国式的消费主义已经内化为众多国家大众传播的共性，全球文化同质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同时，作者不无嘲讽的指出，伴随着经济压力的增大，公司化的美国以其不负责任的措施急速颠覆了社会秩序，但是，“这种混乱的变化已经被作为一种技术福音强加到公众的头上，并且被贴上了神秘而可靠的标签——‘信息社会’。”显然，相对于技术理性主义者的技术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加富裕的乐观论断，作者依旧持有谨慎的怀疑态度，在席勒看来，技术本身不但不能越过制度性的结构——即利益群体、特权阶级、国家权力以及自满的决策者——的阻碍，而且更可能进一步导致信息分配中的贫富两极分化。（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些年来我们紧追慢赶的“信息社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我们自身的需求？）而对于将来，席勒指认为，媒介－文化部门的兴盛实际上正在阻挠已经丧失了机能的社会秩序的自我革新，跨国公司所代表的文化帝国主义将导致进一步的贫富差距并最终引起社会动乱。然而，无论席勒的批判如何激烈，一方面，随着全球私有化进程不可遏制的推进和工业经济对利润无止境的贪婪追求，公平合理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建立似乎仍然遥遥无期；另一方面，尽管（美国式的）文化帝国主义仍将继续长时间的保持强势地位，但是在从欧洲、东亚尤其是阿拉伯世界传出的不同于美国的声音越来越强的今天，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模式是否还能继续用以解释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大众传播的国际格局，这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问题。那么，席勒所作的“未

　　来的阶级冲突将聚焦在媒介和文化机构上”的预言是否会实现，未来的大众传播究竟传播的是谁的声音？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副标题:《世纪前沿》丛书作者:（美）赫伯特·席勒译者:刘晓红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年:2006年7月

篇五：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西方媒体、公众舆论与对外政策的关系

　　作者：马宁来源：《记者观察·中旬刊》2019年第08期

　　摘要：在西方各国制度和社会的建构过程中，媒体成为相对独立的一股力量，具有代表、组织、引导舆论甚至制造舆论的功能。公众舆论则通过国会、媒体等多种渠道反映出来。政府表面上受媒体的监督，但在实践中却可以通过最多的公共资源对媒体和公众施加影响或控制。2003年，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前有效地组织主要媒体报道，造成当时美国公众舆论对政府动武决策“一边倒”的有利局面，就是个典型例子。在西方各国，媒体和公众舆论对对外政策过程的作用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对公共事务的话语权竞争已经出现一个新的图景。政府、媒体不仅试图相互影响，并且都力图影响公众舆论，而公众舆论又反过来对媒体和政府的行为形成影响。媒体和公众舆论影响政府对外政策的现象同样在西方对华政策过程中得到展现。本文试对这一现象进行初步的归纳和分析。

　　关键词：西方媒体;公众舆论;对华政策一、媒体和公众舆论在西方的影响力演进现代西方大众参与政治的兴起是19世纪开始出现的重大趋势。舆论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较早的表现在法国和英国。政府在制订对外政策时几乎一样看重公众舆论。公众舆论被首次测量和量化始于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公众舆论开始成为政府处理国际事务时的一个新变量。二战以后，各种民意调查机构纷纷成立，媒体也经常进行舆论调查。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的媒体舆论对对外政策的影响逐渐增大。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冷战的结束使得媒体受到的制度限制有所减弱，它们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有了更大的关注和影响。

　　其次，电视和互联网普及使信息的传播速度加快。电视摄像机在60年代应用于越南战争前线后，“电视摄像机对这场战争所做的事情就是慢慢地但坚定地放大了战争的自相矛盾和残酷性”。

　　再次，传媒获取关键信息来源的多样化增强了其权威性。具体来说，媒体能够扩大和调动公众情绪给政府增加决策压力。现代媒体通过快速报道与民众形成密切联系，在客观上将许多非政策制定者卷入到对决策有影响的范围内。据一次调查表明，有81%的政府官员认为电视扩大了政策制定参与者的范围。媒体还影响外交政策的议程设定。媒体虽然没有统一的议题设定协调机制，但它们关注的话题很快会成为政府不可忽视的议题。媒体提供事实，为所有人确定议程，它们可以告诉大众和政治家应当考虑什么问题。当然，由于很少有事件长期得到媒体关注，事件可能很快会被边缘化。例如，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和战争，美国媒体就可能忽视，这与媒体营运模式充满商业化的特点有关。媒体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在向政府提供快捷的或是官方渠道难以获得的信息方面。例如，卡特总统曾说：“有时我们从路透社、美联社或英国广播公司等新闻机构的报道中获得早期的信息，……我所赖以做出决策的确切的和更为详尽的信息由职能部门提供，但与官方渠道的信息相比，我通常提前获得早期信息，……官方信息有时甚至要晚24小时”。

　　媒体还可以阻碍或延缓政府的行动。例如，媒体广泛报道反越战示威活动，对美国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了重大压力。

　　媒体在影响西方国家外交政策方面也受到新闻法规的限制，例如有关国家安全的问题政府可以拒绝提供信息。政府还经常利用引导舆论，力图改善政府的形象并推进其希望的外交政策的报道。

　　相对于媒体，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更有争议。自由主义者通常认为公众舆论具有理性、稳定性和连续性。问题领域、舆论的集中程度、决策者对公共舆论的态度等方面也有不同的影响。在贸易、环境、移民等领域公众舆论更容易对政府决策形成压力。

　　媒体和公众舆论虽然相互影响却是不同的主体。媒体是决策者和公众之间的桥梁。媒体声称的具有重要性的问题与公众认为重要的问题之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由于平时不太关注外交事务，大多数西方国家公众倾向于接受媒体的报道。

　　二、西方媒体、公众舆论与对华政策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成为西方媒体国际报道的重要内容。西方主流媒体评判其他国家，总是看它们是否符合西方的期望或和西方的制度有多么接近。影响西方媒体对华报道的制约因素主要有西方对华政策、意识形态、价值观、国家利益等，它们交织在一起，共同决定着西方媒体对华报道的价值取向。

　　整个19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89年之后，西方媒体对华报道基本上是以负面为主。由于西方公众对中国的看法主要来自于媒体，因此西方对华的公众舆论与媒体报道存在一致性。西方民众在媒体负面报道的影响下常常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感到担忧。西方民众对中国缺乏了解，而西方政治家们在一家程度上出于竞选的需要而迎合了这种舆情。

　　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西方各国都出现了将中国的安全、环境、人权等问题与奥运会联系起来报道的情况。从奥运食品安全、城市拆遷、空气质量到中国南方发生的冰雪灾害、奧运火炬传递都成为西方媒体追逐的热点，这导致西方公众对中国不满情绪的突然高涨，对中美关系、中欧关系造成严重干扰。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议会据此公开发表了大量对中国政府的攻击言论。2008年7月9日，欧洲议会议长拍特林（Hans-GertPoettering）还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抵制北京奧运会开幕式。

　　这一现象显示了西方媒体在影响公众舆论对华政策方面的强大影响力。但如前文所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也常常具有短暂性和议题变化快的特点。

　　奧运会之前中国发生的汶川地震所吸引的报道又导致中国政府救援工作的迅速和有力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肯定，这使得涉华舆论倾向迅速得到扭转。

　　紧接着奥运会的顺利进行，西方媒体对北京奥运会场内外的全方位的报道将中国的客观情况呈现在世人面前。多数西方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的直播后都表示“惊讶和赞叹”，而且西方民众亲自来到中国后，开始客观地认识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西方国家领导人也改变了他们之前的激烈态度，并在奥运会期间访问了中国。美国总统布什还是美国历史上首个在任总统出国参加奥运会，英国首相布朗则出席了北京奥运会闭幕式。

篇六：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

　　内容简介本书初版与1969年，是批判传播学领域内的经典之作。它首次联系大众传播的两大功能——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全面剖析了美国大众传播的结构与政策。作者以其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独立立场，紧扣现实问题，广泛地从工业和政府方面汲取信息，批判地研究了美国的信息机构和产品如何被用来支持其在全球的帝国统治。1992年，本书修订再版，其对于美国全球统治过程中媒介-文化力量作用的强调，对于我们理解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发展和转变，进而理解美国大众传媒的功能，以及其政治、经济和外交的议程设置结构，不无裨益。

　　作者简介赫伯特·席勒（1919-2000），长期从事美国传播和文化产业的批判性研究，被誉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媒体分析家。其代表作有：《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思想的管理者》《文化公司》以及《信息与经济危机》等。、、

　　此书在传播学领域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在于其高扬的政治经济批判主义大旗，更在于其率先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这一命题并成为此后“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潮流的滥觞。在此书中，席勒首先指出，杜鲁门1947年3月在贝勒大学的演讲中提出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经营自由远比和平更重要的宣言正是二战后美国扩张主义机制的思想来源，同时，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也从传统的对领土资源的侵占转向通过实施非正式控制来获取最高利益。就大众传播而言，“被解释为美国的大众媒体可以在世界各地不受限制的传播讯息”的言论自由原则直接体现了美国商业和传播媒介的物质利益；而作为间接后果，其商业和价值体系也得以在全球扩张，因此，美国所倡导的“信息自由流动”原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强加于弱小国家的渠道”。接下来，作者从商业广播的崛起、政府主管部门的军事化到以军事－工业团队为特征的国内传播联合体的形成，从传播在干涉别国革命中的特定用途到美国

　　政治、经济向全球化的推进中的作用分析，细致的追寻了美国大众传播的发展脉络；同时，在国际政治格局和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从政治－经济一体化维度批判性的全面剖析了美国大众传播的结构与政策，彰显出大众传播已经成为正在浮现的美利坚帝国的强大支柱。事实上，作为初版于1969年的名著，《大众传播和美利坚帝国》一书的思想早已被广泛传播与接受，而此次汉译本所依据的1992年修订版更重要的部分显然在于席勒以“二十五年来的回顾”为题所作序言。在这篇四十余页的长序中，席勒令我们敬佩而又悲哀的看到，经过二十五年的发展，本书初版中所担忧的状况越来越明显，甚至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也已经不再专指美国的媒介和文化帝国主义，通过跨国公司及其文化媒介部门的全球推进，美国式的消费主义已经内化为众多国家大众传播的共性，全球文化同质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同时，作者不无嘲讽的指出，伴随着经济压力的增大，公司化的美国以其不负责任的措施急速颠覆了社会秩序，但是，“这种混乱的变化已经被作为一种技术福音强加到公众的头上，并且被贴上了神秘而可靠的标签——‘信息社会’。”显然，相对于技术理性主义者的技术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加富裕的乐观论断，作者依旧持有谨慎的怀疑态度，在席勒看来，技术本身不但不能越过制度性的结构——即利益群体、特权阶级、国家权力以及自满的决策者——的阻碍，而且更可能进一步导致信息分配中的贫富两极分化。（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些年来我们紧追慢赶的“信息社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我们自身的需求？）而对于将来，席勒指认为，媒介－文化部门的兴盛实际上正在阻挠已经丧失了机能的社会秩序的自我革新，跨国公司所代表的文化帝国主义将导致进一步的贫富差距并最终引起社会动乱。然而，无论席勒的批判如何激烈，一方面，随着全球私有化进程不可遏制的推进和工业经济对利润无止境的贪婪追求，公平合理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建立似乎仍然遥遥无期；另一方面，尽管（美国式的）文化帝国主义仍将继续长时间的保持强势地位，但是在从欧洲、东亚尤其是阿拉伯世界传出的不同于美国的声音越来越强的今天，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模式是否还能继续用以解释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大众传播的国际格局，这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问题。那么，席勒所作的“未

　　来的阶级冲突将聚焦在媒介和文化机构上”的预言是否会实现，未来的大众传播究竟传播的是谁的声音？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副标题:《世纪前沿》丛书作者:（美）赫伯特·席勒译者:刘晓红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年:200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