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财政支出（7篇）

美国教育财政支出（7篇）美国教育财政支出　　二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财政资助的自由放任一民间办学资助的混乱无序美国殖民地时期建立的三所学院哈佛学院威廉和玛丽学院耶鲁学院其财政资助最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美国教育财政支出（7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美国教育财政支出

　　二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财政资助的自由放任一民间办学资助的混乱无序美国殖民地时期建立的三所学院哈佛学院威廉和玛丽学院耶鲁学院其财政资助最初主要由英国国王或学院所在州的州政府提供但资助数额非常少并且这些学院也缺乏其他稳定有效的经费来源

　　美国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财政资助体制的早期孕育与成型

　　摘要政教分离原则和新教思想引领了殖民地和建国时期美国联邦政府自由放任的高等教育财政资助政策。宪法对联邦政府教育权力的回避使得创办国立大学的计划破产，达特茅斯学院案再一次维护了私立大学的合法地位，刺激了州立大学的广泛创建。这段时期，联邦政府基本徘徊在高等教育门外。《莫里尔法案》开启了联邦以土地赠予形式干预高等教育的时代。随着一战的爆发，联邦政府通过军事服务全面介入高等教育，逐渐形成了以资助军事研究和人员培训为主要形式的早期联邦高等教育财政资助体制。关键词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财政资助；美国美国拥有当今世界最发达的高等教育，这与美国历史上形成的高等教育多渠道财政资助有重要关系。政府资助已经成为当代美国高等教育财政收入的主要和基本来源。但在直接补助学生以及资助科研发展（R&D）方面，联邦政府的资助额度却比州政府、工商企业及其他社会团体捐助得多，影响也大得多。这些资助特点，保证了联邦政府在高等教育上的重要影响力。但是在历史上，由于宪法对联邦权力的限制，美国联邦政府最初尝试介入高等教育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联邦权力的缺位一度造成了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相对混乱。这一时期主要指一战前，特别是殖民地和建国时期，正是在这一混乱时期孕育了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财政资助制度的基本形态。本文主要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前，美国联邦高等教育财政资助体制的孕育与形成过程。一、“政教分离”原则和新教思想对高等教育财政资助的早期影响1789年，美国宪法提出了“政教分离”的概念，在政教分离原则下，代表美国国家行使权力的联邦政府被无形地限制在社会事务管辖范围之外，联邦政府无权介入新教涉足的事务范畴。这实际上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隔断，新教从此长时期内通过自己的教义思想，而不是通过政府行政权力来影响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志愿精神和人道主义”是新教的一种主要教义[1]。美国人受此感召，不管其富有程度，都乐于慷慨地帮助他人。新教教会和信徒的善举，大大分担了美国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在独立战争之前，几乎每个主要的基督教派都建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些新成立的学院成为宣扬宗教思想的重要阵地。新教学院的纷纷建立，加之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使得宗教成为殖民地时期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财政提供者。新教慈善原则在美国民众中的普及，也使得美国社会成为学院资金的主要供应者。殖民地时期美国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财政资助责任的缺失与社会资助的自由放任情形由此形成。二、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财政资助的自由放任（一）民间办学资助的混乱无序美国殖民地时期建立的三所学院——哈佛学院、威廉和玛丽学院、耶鲁学院，其财政资助最初主要由英国国王或学院所在州的州政府提供，但资助数额非常少，并且这些学院也缺乏其他稳定有效的经费来源。它们之所以得以幸存，主要仰仗那些有能力也有兴趣给他们小额捐赠的教会和个人的支持。政府也对早期的殖民地学院提供资助，但政府资助的形式是杂乱多样的。尽管这些殖民地学院接受州政府的资助，但它们一直视自己为私立学院，严格限制州政府的控制权。因此，这种州政府的资助逐渐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为获得更多经费，殖民地学院开

　　始寻求更多渠道的收入。1636年建立的哈佛学院的筹款做法，在殖民地时期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具有典型性。当初哈佛先生临终前立遗嘱，将他带到北美的400册图书和自己一半的房产（价值1700英镑）赠给了新建立的学院，另一半留给妻子。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财产（当时北美一个中等学校教师全年薪金是20～30镑左右，哈佛第一任院长的年薪仅为60镑）。表1显示了哈佛学院1847年的一份财务报表上记录的早期学院资产情况。在哈佛的影响下，许多移民纷纷捐献钱财资助哈佛学院，不足的部分由州政府拨款补足。哈佛学院简单原始的筹资形式以及所筹资产的非实用性，反映了殖民地时期美国高等教育财政资助的随意放任状态。由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高等教育供需不平衡，造成了殖民地学院的财政困难。到18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学院都以财政赤字运行。殖民地时期建立的学院并没有足够的社会“需求”，其生源只是少数交得起学费的学生。随着学院数量的增多，它们之间不得不为争取生源展开激烈竞争。但殖民地学院的收入却少得可怜，1779年，达特茅斯学院的生均学费仅13美元，外加1美元的杂费。哈佛学院的学杂费到1807年也只有20美元。殖民地学院的学费还包括谷物、棉花、羊等实物，哈佛学院档案记载中，甚至有以鞋抵现金的做法。1806年，达特茅斯学院毕业班的39名学生中只有6人与学院结清了账目，其余的尚欠学校1222.18美元，另外三个班欠账总额是2317.47美元[2]。政府责任的缺失、社会资助的放任无序等因素，导致学院的收入极不稳定，来源也极其复杂。（二）宪法对教育问题的回避1787年，华盛顿主持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否定了《邦联条例》（ArticlesofConfederation），批准生效了《美国宪法》，形成了美国“联邦主义”的基本原则。“联邦主义”成为主权或最终统治权在全国政府与州政府之间划分的依据。美国“联邦主义”基本上是一种分权体制，这一体制授予各州以它们自己选择的方式处理地方事务的权力，同时授予全国政府决定全国事务的权力[3]。图1绘制了“联邦主义”原则下联邦与州的权力分配。从图1可以看出，联邦宪法规定教育权隶属于州政府，与联邦政府没有实质的关系，且宪法中并没有关于教育问题的条款。1791年12月15日，第一届国会提出了关于宪法的十条修正案，提出：“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4]根据这一规定，凡宪法中没有赋予联邦的权力皆由各州行使，于是教育便成了各州的事务，这就是美国教育地方分权的宪法依据。这样，州立法机关就规定了学校将怎样通过州政府获得资助，并规定了州政府一般要提供一半的援助资金。赠地资助产生了大量农工学院，开启了美国构建现代大学体系的序幕。到19世纪60年代，共建立68所赠地学院。《莫里尔法案》确立了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资助的新模式，为高等教育注入了新资金，从最初的对农业教育提供资金转变到后期为工业和机械教育提供经济资助。该法案没有限制学院的“公私”属性，获赠学院不仅有公立院校，也有大批私立院校。之后的联邦立法也几乎都把公立及私立院校等而视之，高等教育机构所能获得的诸如拨款、合同及其他利益，一般都同时给予公立及私立大学。《莫里尔法案》标志着联邦政府开始第一次大规模插手高等教育财政事务，对美国高等教育起到了革命性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后几十年里，赠地政策一直持续，1890年国会通过永久立法颁布《第二莫里尔法案》，每年为这些院校拨出款项用于教

　　学。截至1890年，在赠地法案的影响下，至少建立起了20所赠地学院，另外还有20余所学院受法案的影响扩大了办学规模[6]。赠地学院逐渐帮助美国农业成为全球的领头羊[7]。在50余年的时间内，联邦政府不断出台法案，在多个领域延续和扩大赠地法案的影响。这些法案包括1887年通过的《海奇法案》（HatchAct），1914年通过的《史密斯—利弗法案》（Smith—LeverAct），1917年通过的《史密斯—休斯法》（Smith—HughesAct），等等。从此美国职业教育不再是行业的自发行为，而是形成了联邦与州共建合作的体制，各级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资助也不断加大。据统计，1917～1918年，联邦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资助为170万美元，1921～1922年为420万美元，1925～1926年为720万美元，1932～1933年为980万美元[8]。在这些法案的影响下，联邦政府获得了强大的对学院进行经费资助和分配权。这些联邦早期法案大大促进了工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为赠地学院提供了必需的、稳定的财政支持，同时也鼓励州政府资助赠地学院。这标志着联邦政府在参与教育事务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四、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财政资助体制的基本形成19世纪中后期，随着美国向工业化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种要求实行较高程度的协调、强制和约束体制的呼声越来越高，政府被认为有责任保证公众福利。这样，联邦政府在高等教育上的权力扩大就成了一种必然趋势。特别是在1893年，美国爆发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这场危机更加促进联邦权力的加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上台时期正是美国资本垄断严重的时期，罗斯福认为对付垄断的有效方法就是授权政府对它进行规范，这也是罗斯福“新国家主义”的主要观点。随着进步教育运动的推进，顺应当时联邦干预经济加强的趋势，这一潮流也进入学校，学校集权化开始显现[9]。学校集权化主要表现在学校教育的控制权转移到更高一级的行政机构手中，联邦政府干预教育的加强正是这一趋势的表现形式之一。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美国社会的明显分化。其中影响之一就是联邦政府对经济干预加强的延续，政府的经济政策从规范经济转向控制经济。这一政策也延伸到了大学校园，这种干预主要表现在两种形式上。（一）联邦政府科研资助的探索实践二战前，美国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的资金支持基本处于一种放任无序状态。联邦政府部门主要资助农业科学、气象学、地理学以及自然资源保护等方面的应用研究，而完全出于实践目的的其他科学活动则由大学、私人基金会和工业部门掌握。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国大学科研体制也被称为“私人资助的大学科研体制”[10]。1916年6月，联邦政府在国家科学院之下成立了国家研究理事会（NationalResearchCouncil，NRC），任命乔治·黑尔（GeorgeE.Hale）为理事会主席。国家研究理事会实际上成为一战时期美国科学研究的核心领导机构。1916～1919年间，国会不断有人提出，联邦应为大学拨款设立工程实验站，但作为保守的共和党人，黑尔等人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不主张联邦政府过多地干预社会事务，导致这一计划落空。这使得由工业企业、基金会和大学组成的相互合作的精英科学家网络在一战后成为了科学发展的主要推动者，而联邦政府则退居幕后。这种模式难以确立国家在基础研究中的责任，也与当时其他欧洲国家的做法相左。尽管如此，国家研究理会事的科学研究资助实践对美国科研事业的发展还是具有重要历史作用。一战的科研资助实践表明，科学研究不应永远局限在象牙塔

　　里，而是可以实实在在地造福人类；科学研究的潜力可以通过组织和协调进行深度挖掘；基础和应用研究是一致的，并非互不相容。一战后，联邦政府资助大学进行科学研究已经开始显现，但资助程度还很难形成规模。如1915年国家顾问委员会给予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学研究资助只有800美元，1915～1918年，该委员会用于大学的研究合同费用只有12000万美元[11]。一战的经验使人们认识到了科学研究对于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也使公众和慈善家对科学研究的兴趣高涨。正是在基金会和企业等私人部门的资助下，20世纪初，美国建立起了大学的科研资助体系。受科研资助效果的激励，联邦政府全面资助科学研究的时代渐渐来临。（二）联邦政府大学生资助的尝试由于美国最终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学院和大学也卷入其中。一战期间产生了第一批联邦政府与大学的研究合同，同时也诞生了一大批军事培训项目。1916年，国会通过国防法，创建预备军官训练团（ReserveOffice’sTrainingCorps，ROTC）。大学在实际行动中直接参与了战争，大约有525个学院与联邦政府签订合同举办该培训项目。1918年成立了学生军队训练队（Students’ArmyTraining），两者都招收大学男生入学，在校接受军事训练。这就使得400所美国大学中的几乎14万学生都在军中服役。军事机构带来了招生人数的增加，加之随着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和移民的增加，导致高等教育入学人数从1919～1920年的60万上升到1929～1930年的110万[12]。这些联邦项目和计划帮助学院渡过了因一战而使学生锐减的危机。另外，对初级学院的资助成为这一时期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的重要特点。在《史密斯—休斯法案》的鼓励下，初级学院开设了广泛的职业和技术教育课程。联邦政府通过对初级学院和职业教育的资助，实现了对高等教育人力资源的支持。到20年代末，初级学院已经达到400多所，学生数超过5万人。总体来说，整个19世纪至大危机前的美国联邦政府对大学的资助主要以赠地和其他农业项目支持为主，联邦政府的高等教育角色是比较温和的[13]。但联邦资助程度不高并不能抹杀联邦参与高等教育责任的重要意义。在漫长的殖民地和建国时期，联邦政府资助高等教育所表现出来的自由放任形态自此逐渐规范清晰。这一时期形成了联邦政府资助高等教育的基本形式，即通过对学生和学术研究的资助来参与高等教育，同时辅之以相应的联邦资助立法，这是联邦从无到有参与高等教育的重要历史进步。这一历史过程的形成虽然时间久远，但是意义深重。它表明联邦政府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即将迎来全面合作的新时代。随着大危机的爆发，联邦干预公共事务的加强，联邦资金越来越多地涌进了大学。直至二战，随着大学军事服务的参与，联邦主导下的高等教育财政资助体制被正式确立下来。

篇二：美国教育财政支出

　　中国与美国在高等教育财政支出比较与研究摘要：本文阐述了中国和美国在高等教育财政支出规模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具体措施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分别从高等教育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中国和美国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规模的对比；中国和美国在高等教育财政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对比；就解决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支出不足的一些建议和措施等方面进行比较详细的探讨与研究。关键词：高等教育教育财政支出高等教育模式1概述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政府都意识到高等教育的成败直接影响国家的利益和乃至民族的兴衰。各国政府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比例日益增加，然而财政收支模式因教育机构的类型、政府的组织结构和政治体制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高等教育财政支持的力度和模式与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社会的变革以及政治制度息息相关。本文重点阐述中国和美国在高等教育财政支出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2美国高等教育与经济、政治的关系美国的高等教育模式、财政政策以及面临的诸多问题与世界范围内的大多数国家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美国就提出了教育必须不断地证明自己是怎样服务于市场的教育理念。一个国家教育的成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高等教育必须为增强国家竞争力而服务，这是美国对教育的既定方针。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出更多考虑的是经济因素，而不

　　是政治因素。[2]2.1在经济上约翰斯通（2007）指出，“高等教育是公认的作

　　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高等教育特别是在高技术，信息处理，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是确立美国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的重要砝码”。高等教育在美国的经济利益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的重要性表现为美国知识产权占世界知识产权总量的比重，以及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就美国经济而言，高等教育为技术密集型企业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和人才储备。微软投资数十亿研发计算机微芯片以确立其在世界计算机科学领域处于最先进的地位。

　　2.2在政治上约翰斯通（2007）表明，“美国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种族斗争越演越烈。越来越多生活在城市和乡村的儿童在贫困中长大。政府的实权派抵制面向穷人的社会福利计划的实施，从而使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些政策影响了高等教育财政支出模式和方向。换句话说，来自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学生获得的教育基金的数额大不一样。越穷的人受教育程度就越低，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依靠政府的救济金勉强度日，中产阶级及以上的社会阶层则接受较高的教育成为社会的精英。[4]

　　3中国和美国在高等教育财政支出规模上的对比美国高等教育的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接近3%，仅次于加拿大等七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公立学校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民办学校的资金来源主要有学生贷款，家庭的资助和社区捐助。

　　3.1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财政问题联邦政府致力于吸引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和社区援助来缓解政府对高等教育支出的不足。然而，面对持续增长的学费，来源于社会的援助受到很大的影响。1982-1983，超过50%的财政支出来源于联邦政府，2002-2003支出比例只有40%了。现在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财政援助的形式主要是贷款。研究表明，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不愿意为高等教育负担更多的贷款。此外，政府援助跟不上学费的增长。

　　3．2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状况二十个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逐步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截止90年代初政府实行高等教育是免费政策，从1997年开始，中国推行教育产业化，对高等教育实行统一的收费政策。在2000年，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费用超过了一个农民年收入的四倍。当年在册的大学生大约有七百多万，只占适龄应届高中毕业生的10%。

　　4中国和美国在高等教育财政政策上的对比4.1美国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政策美国高等教育的成功在于为大学生提供了全面的、灵活的财政援助。主要形式有联邦政府、州政府的助学贷款，大学设立的奖学金，对困难学生实行学杂费减免和提供勤工助学的机会。据统计，美国大约有一半以上的本科生接受过一项或者几项政府财政援助。援助额占公立大学四年本科所有费用的50%以上。在美国，高等教育经费更多的来源于企业、个人和社会团体机构的捐助。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形式的财政援助帮助

　　穷人接受高等教育。[3]4.2中国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政策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

　　15年间，我国高校主要是以教育财政拨款为主，高校自筹以及社会捐助为辅的经费结构模式。在近十几年间，教育产业化是我国高校经费的结构从主要以教育财政拨款为主转变为主要以高校自筹、财政性拨款为辅经费结构模式。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出的比例有下降的趋势，但不意味着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有所降低。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的经费依然源于公共财政，民办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积极争取高等教育财政经费的支持。高等教育财政政策趋向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人才的培养模式，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公共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支出是政府必须承担的公共责任。

　　但是，日益紧缺的高等教育财政和高等教育成本的持续上涨，日益增长的学费水平与我国城乡居民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地域经济差别造成公共财政资源在高校之间分配的不平衡，来源于企业，社会团体的教育捐助所占比例甚少等诸多因素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缓慢的瓶颈问题。此外，政府在政策制定上没有考虑到民办高校所产生的社会收益，比如在增加教育机会、延缓和促进就业、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高等教育财政同样也应该对民办高校予以补贴，而在现实中财政几乎很少对民办高校进行资助，这实际上并不符合经济学的原则。[1]

　　5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支出上存在问题的建议

　　中国政府应该制定行之有效的财政援助政策，实质性地解决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存在的不足，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主要有家庭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补助或减免学费；高校包括职业院校设立奖学金，助学基金以及提供一定的助学贷款帮助学生完成学业；国家应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建立勤工助学基金和奖学金，奖励家庭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学生；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高校有义务提供财政援助来预防因经济困难而辍学现象的发生。

篇三：美国教育财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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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投入；教育投入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根据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投入教育领域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或者说是指用于教育、训练后备劳动力和专门人才，以及提高现有劳动力智力水平的人力和物力的货币表现。

　　一、中美教育投入结构分析

　　1、中美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中国：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总投入的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多渠道的教育投入格局加速了教育投入的增长。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2000年要达到4％。但截至2008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只达到3.48％，仍然低于4.5％的世界平均水平，没有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4％的目标。教育投入的相对不足影响了某些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的实现，同时也制约现有中小学教学条件的提高，并进而制约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美国：教育是美国政府开支比较大的项目。据美国教育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美国教育投资共计745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7.4%，其中,基础教育为4.5%，高等教育为2.9%。

　　总结：从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与美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差距不仅是数值上的直观差距，更加是占GDP权重比例上的差距。但值得肯定的是，从趋势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对教育经费投入的重视在日益增加，增长幅度明显。

　　2、筹资渠道中国：由于国家财政对于教育投入不足，自然产生了导入民间资金来补充经费的动力。如表二所示，全国教育经费来源中，除财政拨款外，学杂费已经占较大比重，捐资集资和社会团体、个人办学也以较快的速度增长。通过多渠道筹集的民间资金在教育投入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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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三方共同承担教育经费的投资体制和模式,使教育经费趋于分散,减轻各级政府的负担,有利于各方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总体计划,灵活机动、充分利用各自的财力,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共同致力于教育的发展。

　　。

　　总结：中国的多渠道筹资的市场化格局已经形成，但尚需完善。美国以州政府投资为主体,

　　联邦和市地政府为补充的三级投资体制趋于稳定成熟,各自承担的投资比例亦基本确定3、教育投入的阶段分布

　　中国：1、高等教育投入多于基础教育在我国的教育投入中，高等教育阶段投入远远高于基础教育阶段投入。例如，1996年全国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中，高校、职业中学、普通高中、初中、小学的投入金额分别为5956.7元、1007.88元、1088.05元、549.24元、302.54元，高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投入几乎是小学的20倍。同时，高校民间资金的增长也高于其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增长。1994年地方所属教育机构中，高等教育、职业高中所吸收的民间资金的比例分别为27.7%、32.9%，高于初中的25。0%和小学的24.5%，这说明多渠道筹资随着教育阶段的升高效果越来越明显。美国：1、基础教育投入多于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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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学教育经费由国家统包,高等教育解决部分。以1991一92年度为例,当时估计国家用于各级教育的总投资是4250亿美元。在这笔经费的具体分配上,中小学是2610亿,占61%;高等教育是1640亿,占39%。国家在经费投入比例上做此划分的原因可能有三:一是中小学教育为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阶段,为体现其义务教育的性质,其经费自然应由国家全部承担.实行国家主义。二是中小学人数庞大,所需数额自然应该占有较大比例。_二是中小学为基础教育,缺乏自创能力。高校尽管国家投入较少.但它可以通过收费、自创等多种渠进去获得收入。这样一来,不仅可补偿国家少投的那一小部分,而且，通常可保证其经济条件高于中小学校。

　　4、公私立学校的教育投入中国：私立学校教育经费的来源上，基本形成了多渠道筹资办学经费的雏形，但仍然过分依赖于收取学费，政府资助不力，社会捐资不丰。而公立学校主要是国家政府财政拨款。美国：1、对公立学校的投入多于私立学校

　　在联邦、州和市地三方投资分配的总体比例上,国家对公立学校的投入始终高于私立学校。以1991一1992学年度为例,国家对公立学校的投入经费是3466亿美元,而对私立学校的投入只有784亿美元。在基础教育层次,公立学校是2月09亿,利几大学校是201亿。在高等教育层次,公认学校是1057亿,私立学校是583亿。

　　2、联邦政府高教投资,私立多于公立联邦政府的高等教育经费分配与州和市地政府很不相同,表现为用于私立院校的投资比例

　　高于公立院校,多年来一直是私立大学独领风骚。

　　二、当前中国教育投入存在的问题

　　（一）物质投入匮乏

　　目前，我国教育机构的财政状况明显地趋于恶化，物质投入严重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政府财政投入力度不够（1）政府教育财政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较低。根据我国预算内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1978年以前未突破17%，而1994年为16.17%，这与发达国家相比是比较低的。同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占GDP的比例过低，不仅低于世界5.1%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1%的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

　　（2）、教育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不同地区存在着巨大差异。教育财政拨款在三级教育中的分配在我国存在着不合理现象。特别是我国高等教育在三级教育中经费

　　比重过高，而义务教育的教育财政投入比重偏低。地区的经济不平衡，造成不同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数量的巨大差异。由于我国尚未建立有效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造成了不同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拉大了不同地区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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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美国教育财政支出

　　国外教育支出比较与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完善

　　国外教育支出比较与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完善【摘要】教育支出是一国政府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教育支出规模和结构都发生了一些变化；1993年我国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在本世纪(20世纪)末达到4%”的战略发展目标。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现状与国外教育支出的比较以探讨我国财政教育支出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完善我国财政教育支出规模与结构。【关键词】教育支出；三级教育；GDP；GNP教育对经济增长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已成为世界各国所公认。衡量一国的财政教育支出水平主要有财政教育支出规模与财政教育支出结构这两个指标，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财政教育支出规模偏低，结构也不尽合理。一、我国财政教育支出规模的现状分析与国际比较人们一般用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来比较各个国家教育支出的相对规模,衡量各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程度。根据江苏省统计局和教育厅公布的数据，全省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2000-2002年分别为1.95%、1.89%和1.98%，这与中共中央、国务院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在本世纪末达到4%”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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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目标相去甚远。也就是说，实际投入不到应该投入的一半。如果按照4%的比例，江苏省各级政府三年总短缺额达到592亿元。更为令人吃惊的是，2004年所占比例又下降到1.9%以下，而如果按去年全省GDP达到15000亿元计算，这意味着去年欠下的短缺额已经超过300亿元。从全国来看，虽然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持续增加财政教育投入，由1993年的867.76亿元增长至2002年的3573.36亿元。但是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3年的2.51%只是增加到2002年的3.41%（见表1），九年间增长一个百分点都不到。到2003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仍然没有达到4%的目标，尚存在着900多亿元的资金投入缺口。

　　注：资料来源：①《中国统计年鉴2003》②财政部主页从国际比较来看，发达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高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比重也越大。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为5.2%，发达国家为5.5%，发展中国家为4.6%，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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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达国家达到3.6%。而我国仅为2.41%，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见表2)。从人均教育支出角度来看，我国的人均教育支出非常低。以1993年数据为例，世界平均人均教育支出为22.9美元,发达国家为108.9美元，发展中国家为43美元,不发达国家为8美元,我国为10.77美元,仅略高于不发达国家,为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

　　根据对40个国家90年代初期的情况分析,当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在15%以下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为2%左右；当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20%左右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大体为3%；当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30%～40%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为4%～5%；当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到40%～50%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也相应增长到5%～6%。表1中有关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基本符合这一规律。二、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结构的现状分析与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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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支出结构主要表现在教育投入在高等、中等、初等三级教育上的分配结构和教育投入在地理区域的分配结构两个方面。本文主要从前者来分析比较。根据江苏省政府教育督导团2004年4月对徐州市的调查，在2003年9月至2004年2月的半年间，该市农村有8206名初中生辍学，初中年辍学率在有的县达到6%。而在另外一些辍学更严重的地区，初中阶段三年的辍学率超过20%，远远超过教育部门所公布的数据。辍学的原因主要在于相对于收入而言就学成本过高。基础教育的个人支出比例高低与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成反比。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在高等、中等和初等三级教育上生均投入相差过大,对基础教育重视的不够,对其投入相对不足,对高等教育投入比重过大,使教育投资内部结构不甚合理。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我国三级学校生均日常教育经费与人均ＧＮＰ的比例为0.05∶0.15∶1.93,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是所有国家中相差最悬殊的(见表3)。从与美国的比较中可见,我国对小学教育投入仅为0.05,比美国低0.08个百分点,对大学投入为1.93,比美国高1.72个百分点,由于在基础教育上的缺位与高等教育上越位现象并存,使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不协调,阻碍了各种初等和中等教育人才的培养。从表4中可以看出，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相比，中国、巴西、印度初等教育占教育经费的比例较大，高等教育相对比例较小。而法国中等教育所占比重较大，日本、美国三级教育经费支出比较均衡，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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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教育所占比例较高，这是因为发达国家教育投资起步较早，已基本上普及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经费支出所占比例也较高。而发展中国家教育比较落后，教育重点在初等教育，所以初等教育所占比例较大。

　　按国际比较通行的标准，人均GNP为600-2000美元时(目前，我国正处于这一阶段)，初、中、高三级教育比例为40.5∶29∶17.9，而我国1997年三级教育比例为32.41∶37.15∶20.32，初等教育经费比例偏低，而中等、高等教育经费比例偏高，尤其高等教育经费的比重在20%以上，甚至高于某些发达国家的水平。这种投资流向会造成基础、义务教育得不到很好的贯彻实施。

篇五：美国教育财政支出

　　各国2012年财政教育支出统计表国家财政教育支出亿美元学生人均财政教育支出美元美国80967743英国12265834俄罗斯8691850巴西11401683中国21958732城乡教育支出不均衡长期以来我国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了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而这种思维定式使得在做决定时保持着一定的惯性忽视了地区差别城乡差别以及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

　　[我国教育支出现状及问题]我国教育支出现状

　　班级：会计1202姓名：学号：我国教育支出现状及问题随着我国财政教育支出规模的不断提高，教育事业呈现出整体良好的发展态势，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落后。对于社会巨大的教育资金需求来说，我国教育支出总量仍显不足，财政支出结构也不合理，当前应采取积极措施促进教育支出结构得以进一步优化，进而提高教育资金的使用效益。

　　教育一直是政府非常看重的问题，财政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也在不断加大。2012年我国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实现了4%的目标，我国的教育事业呈现出整体良好的发展态势。然而，尽管教育支出是财政支出的首项，但教育支出结构却存在着种种问题和弊端，影响了教育资金的使用效果。如何优化财政教育支出的结构，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问题。

　　1、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现状我国对于财政教育支出上一直保持高度重视，改革开放后实现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财政教育支出从1978年的75.05亿到2012年的*****亿，投入总量上不断增加，增长速度也十分迅速，是财政支出中增速最快的项目之一，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财政教育投入仍不足。1993年提出在本世纪末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2006年提出确保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增长幅度，2010明确2012年实现4%的目标。随着“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提出，我国财政教育支出一直增加，2012年财政教育支出达*****亿元，占GDP*****亿元的4.08%。

　　财政教育支出统计表年份财政教育支出（亿元）财政支出（亿元）占财政支出比例（%）GDP（亿元）占GDP比例（亿元）2008*****.63*****.6616.69*****.43.332009*****.09*****.9316.03*****.33.592010*****.07*****.1616.32*****.43.652011*****.70*****.7915.10*****.83.932012*****.00*****.9717.46*****.04.08二、财

　　政教育支出存在的问题1、财政教育支出投入不足我国财政教育支出总量上虽然持续增加，财政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6%-21%，并且在2012年达到财政教育支出占GDP4%的目标。然而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政府性教育拨款占各国GDP的5%，我国财政教育支出达到4%的目标用了三十多年，距离5%仍有差距，并且将各国财政教育支出平均后，我国人均财政教育支出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

　　各国2012年财政教育支出统计表国家财政教育支出（亿美元）学生人均财政教育支出（美元）美国80967743英国12265834俄罗斯8691850巴西11401683中国21958732、城乡教育支出不均衡长期以来，我国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了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而这种思维定式，使得在做决定时保持着一定的惯性，忽视了地区差别、城乡差别以及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没有足够收入支持教育费用，并且农村中小学学生人数占全国中小学人数80%左右，而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不到1%，远低于发达国家2%-2.5%，形成了教师资源匮乏、设施落后的恶性循环。

　　3、三级教育支出结构不合理三级教育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财政教育支出对三级教育的支出结构比例反映了国家教育资源的分布状况，对三级教育的支出重视程度以及支持力度。世界各国大多对初等教育支出最多，中等教育次之，高等教育最少。然而我国财政教育支出中，高等教育占很大的比重，而初、中等教不足，形成了与我国国情不相符的“倒金字塔”模式。

　　我国三级财政支出教育统计表年份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2008***-********-********-*****2009***-********-*************2010***-********-********-*****2011***-********-*************4、地区间教育支出差距大我国地域宽广，各地区差异明显，造成了各地方发展速度不均，经济实力不同，而教育上很多是由地方政府负责，致使各区域间的教育发展水平并不均衡。发达地区教育水**

　　高于落后地区教育水平，东部地区教育水平高于中部地区教育水平，中部地区教育水平高于西部地区教育水平，形成与东中西部经济水平差异趋势一样的东中西部教育水平梯形分布。

　　5、学校之间教育支出不平衡我国义务教育普及阶段，应保持着各校之间资源平衡，以确保学生的利益，但自发形成或经过评选设置的重点校在地区内学校间享受优待，违背了教育的公平性和教育宗旨。我国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中和大学除了上述问题，还存在择校费的问题，这部分费用没有纳入财政预算，这种学校间的教育资源不均衡，致使学校间差距加大。

　　6、财政教育支出责任不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财权上，中央政府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较大，而在教育事权上，则是将责任不断下放给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教育上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中央拥有财力却没有尽到责任，地方政府特别是财政收入不好的地方政府对于教育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并且我国财政教育支出方式主要是直接拨款，方式单一，没有充分利用像减免税、补贴利息等财政工具。

篇六：美国教育财政支出

　　美国财政政策

　　政府也可以利用本身的支出和税收活动来达到一定的目的，这叫做财政政策。通过增加或减少政府支出或调整税收项目，联邦政府可以增加或减少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如果政府削减本身的支出，减少从企业购买的东西，这就降低了企业的销售和赢利额，于是人们手里的钱也就减少。同样，如果政府增加税收，人们手里能花的钱也会减少。另外，支出和税收政策能一起产生影响来增加或减少总需求。例如，如果政府的税收超过了支出，就会使个人和企业的收入减少。这会减少对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量，因而是对付通货膨胀的一种方法。财政政策利用预算赤字或剩余来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在美国，某些财政政策工具会自动起作用，不需要总统或国会采取行动。例如，大家认为累进所得税会自动促进经济稳定，当个人和企业的收入减少时，累进所得税会减少政府的征税额，从而抵消由于收入减少而引起的支出减少。当经济增长时，联邦税收也会迅速增加，从而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战后经济衰退时期，国会有时采取紧急支出措施，如暂时增加公共服务开支，以此作为抵消私人支出的减少和防止失业的补充手段。在利用财政政策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许多人反对减少政府开支，因为这意味着削减用于教育，卫生和其他服务项目的经费。至于增加税收，则不论个人或企业都不会欢迎。利用财政政策来促使需求量急速下降的做法也是有争议的，因为这不但会降低通货膨胀率，还会增加失业人口。税收美国的联邦政府以及州和地方政府都是通过税收来维持其开支的，各级政府主要依赖一、两种税收。一般说来，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财产税，州政府大多依靠营业税和消费税。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州的所得税也变得很重要了。联邦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是所得税，最近几年所得税占联邦税收总额的五分之二。联邦政府的其他税收还有公司利润税和社会保险税。联邦政府所得税的征收对象是国内外的美国公民和居住在美国的外国人，以及美国的某些非居民收入。最早的美国所得税法是在１８６２年为了支援南北战争而制定的。这部现代所得税法的前身是以累进税原则为基础的。根据１８６２年通过的税法还设立了“国内税收委员办公室”，这一机构有权评估和征收税款，并可通过剥夺财产和收入，以及提出刑事起诉等手段征税。这一权力一直延续至０今天，仍无多大变化。１８９５年最高法院判定所得税法为违宪，因为该项税收没有按照宪法规定在各州之间按比例分配。直到１９３１年通过了宪法第十六修正案，国会才有权征收所得税而不需分配。根据第十六修正案制定的税收法规定，对个人和公司的收入征税。但在３０年代以前，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外，所得税系统并不是联邦税收的主要来源。在１９１８年财政年度内，一年的国内税收额第一次突破１０亿美元大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采用现代联邦税收管理制，各项所得税的税率都提得很高，使这种税收成为联邦税收的主要来源。１９４３年实行从工资中扣除所得税的办法，使得纳税的人数到１９４５年时增

　　加到6000万，税款增加到430亿美元。１９８６年１０月，总统签署了“１９８６年税务改革法”，这也许是自有所得税以来美国税收制度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革。根据这项法律，国会同意降低个人和企业的所得税率，但要求他们放弃许多流行的逃避所得税的做法。旧税法中设１５个等级段，最高税率为５０％，“税务改革法”废除了这一税法，采用只有２个等级段——１５％和２８％的制度。新税法还规定增加纳税人因需抚养家属而依法减免的所得税比例，并增加标准减税数额，这是在纳税人不能列出减税项目时使用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减轻千百万低收入美国人的纳税负担。实际上，应纳税的收入少于２００００美元的大多数美国人交纳的税额大大减少；高收入者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逐步取消有钱人的个人开支扣除额和按１５％税率纳税的收入部分，这些人的有效税率为３１％。税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减少或取消许多旧税法允许的减税项目，包括营业税减免额，以及为了信用卡，储存费卡，分期付款购物，赊购汽车等支付利息的减免额。个人退休帐户上２０００美元以下的扣除额仍然允许，但根据新税法这种扣除只限于不参加工作期间退休计划的人，或年收入低于２５０００美元的个人或年收入低于４００００美元的已婚夫妇。此外，对于企图广泛利用减税规定来减少自己的纳税义务的任何个人或企业，将课以最低为２ｌ％的税。许多支持１９８６年税法的人认为，改革的目的是要增进联邦所得税制度的公正性。虽然原来的联邦所得税是以累进税制为基础的，但免税项目的增加，例外情况和漏洞使累进税制有名无实，反而使有钱的个人和企业比那些不如他们有钱的人纳税还少。新法大大减少了累进层次，但通过消除不公平现象恢复了人们对税制的信心。新税法重申公正征税的目标，否定了用税收来达到其他社会和经济目标的想法。

　　美国货币政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easingmonetarypolicy)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的干预方式，以鼓励开支和借贷。一般来说，只有在利率等常规工具不再有效的情况下，货币当局才会采取这种极端做法。量化指的是扩大一定数量的货币发行，宽松就是减少银行储备必须注资的压力。所谓“量化宽松”，或称定量宽松，是指由央行提高银行准备金。事实上所有的央行量化宽松都涉及到资产购买——主要是回购政府债券，以及出售这些资产给央行的银行准备金账户。央行调控经济的常用工具是通过利率，以及创造储备以降低短期信贷市场的利率，特别是储备市场，也被称为联邦基金市场。但是，截至2008年12月，美联储已经创造了足够的储备来推动联邦基金利率下降到零的水平，这是联邦基金利率所能达到的最低水平。一旦到达这一水平后，如果想进一步宽松政策，美联储唯一的途径就是增加储备，而这对短期利率并不能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因此，量化宽松政策是指央行在短期利率处于或接近零时增加储备的政策。

篇七：美国教育财政支出

　　美国两级政府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演变分析

　　孙阳春;尹晓丽

　　【摘要】在美国高等教育大扩张过程中，其两级政府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呈现一定的特征。本文选取20世纪50-8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大扩张时期作为分析的时间跨度，分析美国两级政府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演变规律，以期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各级政府完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制度有所启示。%DuringtheprocessofthegreatexpansionoftheAmericanhighereducation,thetwolevelsofgovernmentfundingforhighereduca-tiontakesonacertainfeature.ThispaperselectstheperiodoftheAmericanhighereducationexpansionbetween1950sand1980sasthetimespanofanalysis,analyzestheregularityoftheevolutionofAmericantwolevelsofgovernmentfundingforhighereducation,hopingtocastsomelightonthepresenthighereducationfundingsystemsofalllevelsofgovernmentinourcountry,whichnowisinthestageofpopularizationofhighereduca-tion.

　　【期刊名称】《教育与经济》

　　【年(卷),期】2012(000)003

　　【总页数】4页(P64-67)

　　【关键词】联邦政府;州政府;高等教育经费;演变

　　【作者】孙阳春;尹晓丽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辽宁大连116023;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辽宁大连11602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08;G40-054

　　1998年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已明确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实行“两级管理，省级为主”的宏观管理体制，我国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也依照这一基本框架进行。但是，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中央与省两级政府”到底各自应该发挥怎样的投入力度、承担怎样的职能和责任，仍然存在争论和两难。其中，有一个问题亟需澄清——在“两级管理，省级为主”管理体制框架下，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各自所承担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是否一成不变？是否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现实条件下应该呈现不同的样态？这是一个关系到宏观决策的关键性问题，也是本文所关注问题的根本指向。本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通过对美国不同时期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上的演变分析，总结其特点，分析其原因，以期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完善两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制度有所启示。对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演变特征的分析，主要集中于20世纪50—80年代初美国高等教育大扩张时期。根据高等教育阶段理论，按照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统计数据，本文将美国的高等教育扩张时期分为三个阶段——大众化实现初期、向普及化过渡时期、普及化实现初期。如表1所示.具体说来，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20世纪60年代初－70年代初是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时期，20世纪70年代初－80年代初是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实现之后的初期。总体来说，在大扩张时期的不同阶段，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重视程度上呈现不同的样态。数据如表2所示：第一，从绝对金额上看，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投入到80年代初为止，教育经费一

　　直在不断增加。60年代和70年代的20年间经费的绝对金额增加比较明显，幅度较大。如图1所示。第二，从投入比例上来看，从50年代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也遵循着地方分权制的主要框架，以州政府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为主，州政府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比例一直高于联邦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比例。其中，州政府的投入比例一直呈现上升趋势，80年代以后有小幅减少；联邦政府的投入比例在60年代上升之后，70年代和80年代都呈现相对下降趋势。二者之间的差距在60年代一度减小，70年代以后又逐渐加大。如图2所示。（一）大众化实现初期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实现的初期（195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基本达到15%）。这一时期，两级政府经费投入的总体特点是：与20世纪40年代相比，联邦政府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比重有所下降，州政府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比重有所增加；州政府投入比重开始超越联邦政府，联邦政府的投入下降率高于州政府的投入增长率。这说明美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从未实现到实现的关键时期，联邦政府投入的力度非常大，实现了以后，联邦政府的投入力度开始减小。从具体数字上看，1947-1948年度，联邦政府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为5.26亿美元，占美国高等学校经常费收入的25.9%，1957-1958年度投入7.07亿美元，只占15.2%，比重下降了10.7%；同一时期，州政府对高等学校经费投入却增长了7.1%：从1947-1948年度投入3.52亿美元、占美国高等学校经常费收入的17.4%，上升到1957-1958年度的投入11.38亿美元、占24.5%。而19471948年度两级政府投入比重差距是联邦政府比州政府多投入8.5%，到19571958年度，却变成联邦政府比州政府少投入9.3%。之所以呈现联邦政府投入比重大幅下降的状况，主要的原因在于，40年代中后期，为了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美国联邦政府投入了超乎常态的大量教育经费。正是因

　　为这种超常规的教育投入比重，才会在50年代当联邦政府投入比重回归正常水平之后，相对显得下降幅度较大。4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投入较多，主要的举措有：第一，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就投入大量资金资助大学的科学研究，所以1947-1948年度的联邦政府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比重高达25.9%。第二，这一时期颁布的两部法案促进了美国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194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复员军人法》，该法案的颁布和实施加速了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进程。该法案规定：由联邦政府向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提供教育补贴。到1951年为止，联邦政府共计补助就学者八百万名，支出140亿元。1958年联邦政府制定了《国防教育法》，该法案规定：对大学清寒学生给予贷金和奖学金。这充分体现出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立法，对高等教育实行宏观调控的特征。（二）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时期20世纪60年代初-70年代初，是美国巩固高等教育大众化成果并向普及化过渡时期（197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9.2%）。这一时期，两级政府经费投入的总体特点是：两级政府都增加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比重，联邦政府的投入增长率明显高于州政府，两级政府的投入比重差距明显缩小。这说明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目标实现的关键点上，联邦政府又承担了重要责任，虽然没有向大众化实现的关键时期那样，投入比重占据绝对主体地位，但是其经费投入的比重也明显上升。从具体数字来看，1967-1968年度，联邦政府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为33.48亿美元，占美国高等学校经常费收入的19.9%，比1957-1958年的15.2%，投入比重上升了4.7%；而州政府1967-1968年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为41.81亿美元，占美国高等学校经常费收入的24.8%，比1957-1958的24.5%，比重仅上升0.3%。显然联邦政府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增长率远远高于州政府；两级政府投入比重差距也由1957-1958年度的9.3%缩小到1967-1968年度的4.9%。这说明联邦政府更加

　　重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之所以呈现上述状况，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美国联邦政府之所以再一次加大了投入比重，是从全体公民的角度，让大多数人都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平衡纳税负担，“向贫困进军，改善学生营养，为减少失业而传授技能，增进国民健康”[5]。第二，在政策举措上，1964年联邦政府扩大了《国防教育法》的内容，又增加高等学校学生贷款和设置国防奖学金。依1964年规定，“贷款由原13500万美元，到1965年增加为13530万美元，1966年增加为17950万美元，1968年增加为19500万美元”[6]。这一时期联邦政府如此多的资金资助进一步巩固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成果，为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实现奠定了基础。（三）普及化实现之后20世纪70年代初-80年代初，是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实现之后时期（198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基本达到52.3%）。这一时期，两级政府经费投入的总体特点是：联邦政府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比重又开始下降，州政府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比重保持稳定,略有下降；两级政府的投入比重差距加大；联邦政府的投入下降率明显高于州政府。这说明联邦政府在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之后，再一次把发展高等教育的任务转移给州政府。从具体数字来看，1975-1976年度联邦政府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为64.77亿美元，占美国高等学校经常费收入的16.3%，1983-1984年度投入104.06亿美元，比重为12.3%，下降了4.0%；而州政府1975-1976年度高等学校经费投入为122.60亿美元，占美国高等学校经常费收入的30.9%，1983-1984年度投入247.06亿美元，比重为29.3%，下降了1.6%。两级政府的投入比重差距也由1975-1976年度的14.6%上升到1983-1984年度的17%。之所以呈现上述状况，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迫于越南战争和经济危机等压力，美国联邦政府除了对社区学院和医学等专业教育的资助有所增加外，其他方面

　　的教育拨款都在持续减少，资助高等教育“在1970年显然已经变成了不利的政治了”[7]。第二，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受到外部的压力，高等教育的增长受到限制，联邦政府的重心开始转移，如通过法律增加对医疗保险的开支，增加12年义务教育的开支，还有监狱、老人的资助以及同时承诺减税。而各州政府由于经济危机的压力，它们的财政经费开支是捉襟见肘,“只有先在高等教育上动动手术，减少高等教育经费投入”[8]。所以，州政府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比重也在基本稳定的同时稍有下降，这也是由当时美国整个社会状况决定的。分析美国两级政府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演变，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一）我国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必须加大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力度美国两级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不管在比重上呈现怎样的此起彼伏，但在绝对金额上两级政府都保持了持续的增长，这是值得我国中央与省两级政府借鉴的。1999年1月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十三条明确指出：“国务院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事业，管理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和国务院授权管理的高等学校”。在这种“两级管理，省级为主”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下，我国中央政府与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仿效美国两级政府的做法，明确分工、履行职责，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不断深入，两级政府都要在绝对金额上加大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中央政府要随着全国经济实力的增强逐年增加全国范围内的高等教育经费的绝对金额投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要高度重视本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根据本地区具体经济情况适当增加本地区高等教育经费的绝对金额投入。（二）根据具体情况协调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比重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在不同时期的投入比重对我国的启示意义也是很大的，让我们认识到，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实现的关键节点上，联

　　邦政府都会加大高等教育的投入比重。我国在“两级管理，省级为主”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下，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既要逐年增加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又要根据不同阶段的具体国情和实际省情确定两级政府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比重。现在我国正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如何协调处理好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比例是至关重要的，有时候需要中央政府加大投入，有时候需要省级政府加大投入，不能单纯依靠任何一方。涉及到全国、全局性的问题的时候，中央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本区域的发展更有利的前提下，省级政府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责任则不可推卸。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大众化、普及化的关键时期，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都需要在绝对金额上提高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而且中央政府更是要付出比常态下更大的努力，这样才能巩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成果，并顺利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三）以法制手段保障我国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美国十分强调教育立法，通过立法手段对高等教育进行宏观调节与控制。美国联邦议会制定过一些与高等教育有关的法案，这些法案都是规定联邦政府应如何向高等学校提供财政资助，如何向大学生提供奖学金，以及重点发展某些特定的学科。历史上的一些高等教育法案如1862年的《莫里尔法案》、1944年的《复员军人法》、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虽然我国有1995年3月18日颁布的《教育法》和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9]，但各省级政府制定的高等教育相关法规、政策很少。因此，我国两级政府在加大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同时，中央政府必须规范高等教育立法工作，各省级政府也需要制定适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高等教育法规、政策。通过高等教育立法，明确规定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在发展高等教育事业过程中的职责和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比重，如此才能保证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稳

　　定性和持续性。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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