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全球人口贩运研究①

邱格屏，赵嘉炜 译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1620）

新冠疫情是一场健康危机，对包括人口贩运在内的全球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增加了易受人口贩运伤害的人数，并中断了现有的和计划中的反贩运干预措施。当世界各国政府都将资源转向控制疫情的时候，预防和打击人口贩运的投入自然就减少了，这导致为受害者提供的保护措施和服务也相应减少，从而也不利于对人贩子的调查和起诉。与此同时，人贩子却很快适应了疫情蔓延和加剧的环境，在新形势下开展了他们的人口贩运活动。

尽管打击这一罪行的努力受到严重干扰，但反人口贩运群体还是找到了适应新形势的方法，并建立了新的关系网络来克服挑战。一些国家的政府和社会组织进行了深入评估，以确定不断变化的趋势，还有人利用技术推动创新解决方案。许多政策和做法都非常符合当前的现实。尽管如此，新冠疫情蔓延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需要政府、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领导人、幸存者领导人和其他反人口贩运行动者之间的持续合作，以调整策略应对这些挑战。因此，本文特别关注了与新冠疫情有关的人口贩运问题，尤其是关注反人口贩运相关方如何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如何阻止人贩子在新形势下重建他们的贩运战略，同时反思了反人口贩运的经验教训，重新设计打击人口贩运的合作方式，重点是做好准备，防止未来的疫情危机对人口贩运受害者和潜在受害者的复合影响，以及努力打击最近出现的人口贩运的新趋势。

（一）经济和社会变化增加了脆弱人群

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困境加剧了弱势和边缘化群体的风险，这些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受旅行限制和居家命令影响的人、粮食不安全地区的社区居民以及直接和间接受到经济活动中断和生计选择减少影响的人。由于学校关闭，一些儿童无法获得教育、住所和食物；
由于危机期间的经济和情感困难，刚刚从人贩子手里逃出来的幸存者面临着更大的再次受害风险。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和联合国妇女办公室的一项调查强调，来自35个国家的近70%的人口贩运幸存者报告说，他们的经济状况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由于疫情，许多幸存者不得不关闭商店或离开工作，当其他就业渠道也没有的时候，一些幸存者受到“人贩子”的压力。一些幸存者不得不卖掉他们的手机来购买食物，这进一步使他们无法获得个案对接工作者的潜在援助。此外，新冠疫情的缓解措施，如居家命令和旅行限制，增加了基于性别的暴力和药物滥用的发生率，这两种情况都增加了个人遭受人贩子剥削的风险。

在得不到充分服务的社区的一些个体，也无法获得医疗保健方面的保障和服务。在有的国家，外国人被直接污名化为病毒携带者和传播者，使他们面临更高的被剥削和暴力对待的风险。财务状况的重大变化，如工资和工时的减少、工作场所的关闭、失业率上升和汇款减少，加上生活费用增加和社会安全网中断，给那些本来并不脆弱的人群也带来了新的不稳定状况，也使那些已经面临剥削风险的人的状况更糟。

新冠疫情也使低薪工人和移民工人以及在非正式部门上班的工人面临更高的被盘剥风险，比如行动受限、工资被扣、无人关心以及债务增加等等，所有这些都向人口贩运集团暴露出脆弱的迹象。在居家命令执行期间，住在工作场所的工人变得特别容易遭受性贩运和强迫劳动贩运，同时他们寻求援助或脱离剥削处境的能力却受到很大限制。由于监督机制很少，许多工作场所不受监督，导致受害者识别的机会也更少。在海湾国家，某信息工程研究公司对6 000名移民工人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与其他移民工人相比，从事家政的移民工人被雇主限制在工作场所的可能性高出36%，这些工人被强迫在休息日工作的可能性比例高出240%。这次被调查的人群中，超过50%的工人说他们因为疫情而背负了新的债务。

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UNODC）称，一些移民工人的行程计划因新冠疫情的旅行限制而中断，他们有的是要回家，有的是要去工作，而他们都可能已经为此支付了招聘费或旅费，这使他们面临债务质役的风险。同样，菲律宾政府的一项研究也发现，许多在海外的菲律宾工人被困在那里，他们的储蓄在2020年被耗尽。另外，因需求下降，全球一些主要零售商取消订单，有的甚至拒绝为供应商工厂已经生产的产品付款。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全球工人权利中心及工人权利联盟报告称，这导致生产国数千家工厂关闭，数百万工人被遣送回国，而这些人往往连正常工资也没有拿到。

（二）人贩子快速适应并利用了新冠疫情

由于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下滑，增加了人口贩运潜在受害者的人数，而人贩子则很快调整了他们过去的策略以利用疫情的独特情况。人贩子首先是瞄准了越来越多的没有能力减轻、适应或抵御日益恶化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人，其次是利用难以甄别和确认受害者的情况——被限制在家中或工作场所的个人、急需资金支持的家庭以及非正式部门的工人，瞄准有经济困难的家庭，为这些家庭的子女提供虚假承诺和欺诈性工作机会，从而使这些家庭向人贩子出售他们的子女以养活自己。有些企业主和房东也迫使这些家庭向他们借款以换取廉价劳动力或商业性剥削。此外，人贩子还会再次剥削那些经济不稳定且容易再次受害的刚挺过困难期的人。比如：

1.在印度和尼泊尔，一些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年轻女孩往往被期望在家庭经济困难时辍学以支持家庭——他们中有的人被迫结婚以换取金钱，而有的人则被迫去工作以增加收入。

2.有来自美国、英国和乌拉圭的报告表明，当房客付不起房租时，房东会强迫女房客与他们发生性关系。

3.在因疫情封锁期间，巴西亚马逊地区的人贩子改变了他们的买卖模式，将受害儿童送到犯罪者的私人住处或特定地点供性玩弄，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将儿童卖给犯罪者常去的地方。

4.在海地、尼日尔和马里，那些在流浪者聚集地活动的帮派利用安全程度降低和保护受限的情况，强迫聚集在这里的流浪者从事商业性行为。

5.在缅甸，家庭收入急剧下降，94%的被调查家庭报告收入减少，81%的家庭报告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失业，69%的家庭报告不得不贷款度日，这一切都使得这些家庭容易被人贩子盯上。

疫情不仅增加了人口贩运的潜在受害者，也增加了人贩子活动的机会。人贩子利用执法能力下降、执法重点转移、犯罪黑数增加以及有罪不罚等现象继续犯罪。在疫情期间，公共司法系统的混乱和反人口贩运工作资源的转移使人贩子被逮捕的概率降低，有罪不罚的现象增加。

（三）在线性剥削形式的增加

为了减少疫情对人的影响，许多活动都被转移到网络上，这其中也包括人贩子的活动，甚至连人贩子找人和培训都改线上了。由于学校关闭，孩子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在网上进行在线学习，而这一切往往都没有家长的监督。于是，一些国家的报告显示，在线商业性剥削和性贩运——包括对儿童的在线性剥削（OSEC），以及对儿童进行性剥削的材料的需求和传播（CSEM），也包括涉及人口贩运受害者的其他内容——急剧增加。菲律宾司法部指出，从2020年3月到5月，潜在的在线性交易和OSEC案件的转介量增加了近3倍，而此时正是菲律宾采取封锁或隔离措施的时候。据报道，在印度，对CSEM的在线搜索增加了95%。印度是世界上线上发布儿童性虐待相关材料最多的国家之一，2020年占全球汇总报告的11.6%。

美国国家失踪和被剥削儿童保护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Missing &Exploited Children，NCMEC）的报告称，与2019年的同期相比，2020年1月至9月的在线诱惑报告增加了98.66%，对其进行的网络举报（Cyber Tipline）①Cyber Tipline是美国国家失踪和被剥削儿童保护中心针对儿童被在线剥削设置的举报系统。公众和电子服务提供商均可以报告涉嫌在线引诱儿童进行性行为、儿童性骚扰、儿童性虐待材料、儿童色情旅游、儿童性交易、未经请求发送给儿童淫秽材料、误导性域名和误导性互联网文字或数字图像等。更是增加了一倍，达到160万次。当然，这其中虽然有人贩子利用网上儿童人数增加的机会扩大了业务的原因，也有社交媒体平台上与人口贩运有关的耸人听闻的故事和错误信息的重复传播的原因，包括一些人为了帮助受害者或为提高公众意识多次分享CSEM内容而无意中导致报告峰值，这其实是减少了追踪单个事件的时间和资源。由于人贩子有足够的时间设计征集和培训受害者的有效方法，而起诉各种形式的在线性剥削的渠道却不足，因此，疫情带来的打击在线性贩运方面的挑战越来越严峻。

各国政府、捐助者和民间社会组织在协调疫情缓解战略与实施反人口贩运活动时面临着实际和道德两难境地。由于世界各地缺乏足够的反人口贩运措施，寻找受害者有困难，对侥幸逃过一劫的人的服务也不够，相当数量的人贩子也没有被追究责任。

（一）工作重点被挤占和能力受限

在整个新冠疫情危机期间，各国政府纷纷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关注日益严重的医疗卫生和缓解经济困境等问题上来，这分散了打击人口贩运工作的注意力和资源。随着政府宣传活动的暂停（因为这些宣传活动通常是在机场、边境口岸、汽车站和火车站、学校以及大型集会场所举行，而这些地方恰恰是疫情期间很少有人去的地方），预防工作也有所减少。往常由社区、宗族和宗教领袖举行的关于人口贩运的对话也经常被取消或推迟。居家令和旅行限制使在一线工作的官员更难通过适当的身份识别和筛查技术来对个人实施保护，他们在整个疫情期间都只能靠受害者的自我认定来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受害者，而事实上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为执行隔离和公共卫生措施，许多国家的执法机构重新配置了负责调查人口贩运的工作人员。比如，自从秘鲁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以来，警察部队的任务，包括那些侧重打击人口贩运活动的警察部队的任务，都转移到执行政府规定的隔离措施上去了。这种情况下，再加上警察缺乏足够的防护设备，导致许多执法人员和其他专门打击人口贩运的官员都感染了新冠病毒，甚至其中有的人已经去世了。

不可否认，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有效、协调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防止疫情造成进一步的生命损失和经济损失。但是，对其他优先事项也保持一定的政治意愿和能力一样非常重要，以免从打击人口贩运活动取得的成就中倒退，甚至让人口贩运的犯罪行为对我们形成新的挑战。随着潜在受害者群体的增加和人贩子对新冠疫情变化的迅速适应，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在其治理新冠疫情的战略中增加打击人口贩运的项目，包括为打击人口贩运的团队适应疫情环境给予支持和合作。

（二）经费和资源减少

来自不同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均表明，由于新冠疫情，打击人贩子的资源和行动都在全面减少，资金的大幅削减迫使一些组织停止了所有的援助，有些支持受害者的服务也被取消。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经合组织）的数据，2019年，官方发展援助（ODA）就占了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资金的十分之一。在疫情的前七个月，国际援助透明度倡议组织指出，2019年至2020年期间，双边捐助承诺减少了17%，其中包括官方发展援助减少了5%。在专用资金减少的情况下，捐助者都将支助转向了人道主义和卫生部门，从而导致预防冲突和支持和平、安全与人权的资金减少。这对地方的反人口贩运组织及他们的努力目标都产生了连带影响，因为许多捐款人违背了当初承诺的捐资金额，整个行业的资金筹措机会都减少了。根据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简称欧安组织）和联合国妇女办公室的联合调查，在参与调查的385个反人口贩运组织中，只有24%能够在疫情期间继续正常运行。

（三）受害者和幸存者面临的挑战

疫情期间，受害者和幸存者在获得援助和支持方面也都遇到了麻烦，因为“封城”“社交距离规定”以及资源不足，导致一些服务机构关闭了收容所并减少了服务。一些服务机构不仅想努力为那些已经找到的受害者做好服务，还想根据自己的能力在遵守社交距离规定的情况下为那些未来可能被找到的人创建一个安全空间，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其他能够识别受害者的传统渠道和服务机构，如避难所、医院和诊所等要么受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各种政策限制而关闭，要么由于人太多，负担太重，能容纳的人有限。受害者披露自己的被贩运经历也变得更加危险，特别是对那些与人贩子一起隔离的受害者来说，他们的行动机会减少了，逃跑还可能有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此外，欧安组织与联合国妇女办公室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只有14%的国家的转介机制正常运作，部分原因是“政府雇员都在家办公”以及他们的技术素养和能力都低。对于境外的人口贩运受害者来说，边境关闭意味着遣返也成了重大挑战，使得服务机构在资源减少的情况下不得不为受害者提供更长时间的支持。尼日利亚在国际移民组织和本国政府的支持下，2018年和2019年共遣返了7 000多名被贩运者，但2020年1月至7月只遣返了620人。无论这一过程是延迟还是加快，人口贩运受害者的遣返都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健康和保护风险，并由于抵达时的检疫要求而增加成本和难度。

欧安组织与联合国妇女办公室的调查表明了疫情期间被贩卖人口的整体困境，报告指出，他们的就业机会减少了85%，医疗服务减少了73%，社会服务减少了70%，得到法律援助及获得食物和水的机会减少了66%，心理援助减少了64%，安全住所减少了63%。在许多情况下，那些对幸存者的独立和福祉来说不可或缺的综合服务的机会不够，使幸存者再次陷入危险境地的风险增加。许多控制新冠疫情的措施，如戴口罩、线上见面和自我隔离等，可能会使幸存者再次受到创伤。口罩和其他个人防护设备及线上活动都降低了识别面部、肢体语言和其他非语言线索的能力，而这些恰恰可能是幸存者的生存机制。幸存者可能会将居家令、自我隔离与行动限制联系起来，并觉得可以“逃离”的地方越来越少，这可能会诱发或加剧一些幸存者的创伤反应。总体而言，长期隔离、获得服务的机会减少以及与疫情相关的一般风险对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再次证明，在疫情期间，有必要采取全面的、以创伤者和幸存者为知情对象的、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反人口贩运应对措施。

（四）起诉不易

当司法官员都被派去控制新冠疫情时，刑事司法系统的起诉工作就被整体推迟或者暂停，即使他们依然在自己的单位上班，也是如此。首先是执法人员无法为起诉对个人进行调查和约谈，也就难以获得对案件提起公诉的必要证据。其次是就算可以进行调查和约谈，也提起了公诉，但为了保证受害者和检控团队的安全，需要协调额外的安全保护，这也会拖延起诉的进展。还有就是，线上约谈这种模式对受害者来说其实并不合适，他们更习惯于在被采访之前就跟调查员已经建立起了私人感情。因此，检控团队的成员既要创造性地思考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受害者的需求，又同时要考虑他们自身的健康和安全。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谈话，检察官往往会尽量避免多次采访受害者，从而限制了调查人员跟进并确认细节的能力。疫情期间，受害者获得信息和翻译服务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受害者支助网络往往也将服务减少到了最低限度。

此外，由于调查延期、政府出台的安全社交距离规定，以及对不同事项的优先级安排，人口贩卖案件的起诉和开庭也可能会被推迟。新冠疫情开始时，法院的关闭也推迟了案件的起诉，这大大增加了司法系统的案件积压。尽管许多国家转而以线上方式进行法庭诉讼，但在一些国家，比如冈比亚，或者因为没有互联网，或者因为互联网费用太高而使农村或服务不足的社区难以接入互联网，受害者就很难参与线上开庭。所有这些都延误或减少了受害者诉诸司法和法律援助的机会，从而妨碍了受害者的情绪健康，也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康复和遣返，同时也让人贩子得以继续其犯罪活动，并恐吓受害者不要指控他们。新冠疫情带来的多方面的挑战不断发生变化暴露出个体的脆弱性以及系统性差距。因此，克服和适应新冠疫情的各种影响对于有效应对人口贩运问题仍然至关重要。

为了应对新的挑战，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对新冠疫情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评估，利用技术来应对新趋势，调整了政策模式，并扩大了对受害者保护的范围。存在并将继续存在的以幸存者为主导和知情的创新解决方案，不仅可以确保继续开展反人口贩运工作，还可以促进疫情期间的安全和保障。在新冠疫情期间，反人口贩运群体为应对新情况进行了调整，也表现出足够的韧性，并提出了即使在疫情过后也可能有益的先进解决方案。不过，目前仍然存在各种挑战，且新的挑战还在层出不穷。

（一）实况调查和研究评估

在整个新冠疫情期间，因缺乏可信的和准确的数据给世界各地本来有用又高效的反人口贩运工作带来了挑战。显然，新冠疫情让数百万人变得更脆弱，并对打击人口贩运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几乎没有具体信息可以确认疫情的趋势，可以了解疫情带来的真实影响，可以指导反人口贩运对策的制定。国际组织开展和编写了关于新冠疫情对打击人口贩运工作的影响的初步综合评估，并强调了需要调整政策方法和目标资源的领域，例如：

1.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全球倡议（GIATOC）于2020年5月发布了一份政策简报，强调了疫情期间人口贩运的初步趋势以及对传统应对措施的挑战。

2.欧安组织与联合国妇女办公室开展了一项有力的调查，揭示了受害者和服务机构面临的问题。

3.国际移民组织（IOM）在多个国家进行了快速评估，以解决疫情对易被贩运人口的多重影响，如新冠疫情对太平洋地区劳动力迁移的社会经济影响。

4.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合作从事人口贩运研究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报告说，为控制疫情采取的一些措施导致正受他们帮助的人失去收入和食物。

由于预计贫困率二十年来首次上升，进一步研究新冠疫情的经济影响对于了解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失业，特别是非正式就业人员的失业，以及它将如何影响已知的和新形式的人口贩运模式仍然至关重要。

（二）技术创新

正如疫情期间我们在大多数领域看到的那样，技术已经成为人们联系和收集信息的有力手段，同时技术也减少了个人接触病毒的机会。尽管适应远程线上工作环境面临着各种挑战，但反人口贩运项目的参与方已经在利用技术来识别受害者，支持受害者和侥幸逃过的人，并使各方加强合作。

虽然疫情导致许多受害者的支持网络减少或暂停，但服务机构转向了线上和虚拟平台，继续尽可能多地支持受害者。南美国家哥伦比亚的一家服务机构确保他们服务的所有受害者都能使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以使他们获得在线咨询服务和食品及卫生用品的电子代金券。此外，一些服务机构提供电话咨询、在线咨询及法律援助课程，包括通过电子邮件提交临时保护令，以及通过在线平台提供法律代理。民间社会组织相互合作，以促进信息共享，远程提供与疫情相关的服务，同时提供反人口贩运的线上指导。许多组织把各自的资源和疫情期间可提供的在线服务都整合在一起，以便向受害者和侥幸逃脱的人提供支持。

下面是反人口贩运组织之间在线合作的一些例子：

●人口贩运基金会（The Human Trafficking Foundation）在谷歌上建了个群，自由合作组织（Freedom Collaborative）则针对新冠肺炎的特殊时期在脸书上建了个群。

●在乌干达，人口贩运研究所（Human Trafficking Institute，HTI）通过WhatsApp开了个论坛，以方便警察和检察官在“封城”期间进行沟通。WhatsApp论坛让近350名警察和检察官相互分享了针对人口贩运的调查和起诉比较有效的方法和可以共享的资源。它还让检察总署的人口贩运问题检察官和HTI法律专家就人口贩运案件向全国各地的论坛参与者提供指导和技术援助。

●在科索沃，地球人（Terre des Hommes①Terre des hommes（TDH），译作地球人，是国际儿童权利、慈善、人道主义组织，其目标是倡导和捍卫儿童权利。该组织得名于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1939年的哲学回忆录Terre des hommes，最早于1960年在瑞士洛桑成立，目前已在加拿大、法国、德国、丹麦、卢森堡、荷兰、西班牙、叙利亚等国设有分支机构。）组织与合作伙伴一起，组织并举办了关于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向贩运受害者提供服务的个案管理、挑战和可持续性网络研讨会。

一些组织积极利用技术来改进受害者识别和转介系统，而其他组织，甚至包括一些政府，则将培训机会扩大到全国甚至全球受众。例如：

●IOM对其现有的供美洲移民工人使用的MigApp①MigApp是IOM（国际移民组织）为国际移民提供的可下载应用程序，是包含移民相关和最新信息的一站式平台，移民可以在上面查询到实用的、可靠的、最新的信息。MigApp使国际移民能够在整个迁移过程中做出明智的决定。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各国防病毒的官方文件，随时关注各国政策的变化——如边境限制、新冠肺炎热线或移民身份变化，以便更好地了解移民面临的与疫情相关的挑战。在哥伦比亚，IOM还为打击人口贩运国家工作队的成员设计了一个基于GPS和地理坐标定位的移动应用程序，以发现受害者并启动直接援助。

●UNODC人口贩运和移民走私科（Human Trafficking and Migrant Smuggling Section，HTMSS）通过建立线上基地来提供技术援助的替代方案。该基地可以提供培训，召开网络研讨会，让学员跟班学习或按照自己的进度进行学习，让参与基地的人之间互动，从而使HTMSS变成一个实践共同体。

●在执法组织和反贩运专家的领导下，爱沙尼亚在学校发起了一项全国范围的线上学习倡议，以增强和提高大家对疫情期间网上性交易和儿童性剥削的认识。

在有的国家，检察官和法官为了保护受害者而利用技术协助在疫情期间继续起诉。检察官对受害者进行线上谈话，法官则在单独的房间里线上接受受害者的证词，这不仅使受害者感到更安全，也防止被新冠肺炎病毒感染。一些政府还扩大了保护性服务，例如允许在法庭上进行现场电话作证，或为受害者提供远程作证的选择，以避免他们与人贩子见面。2020年6月，墨西哥通过线上开庭首次给人贩子定罪。但是，在受害者和检方很难联系上的偏远地区，人贩子及其帮凶截获受害者电话、短信或其他形式通信的风险增加了。这表明在对受害人开展线上评估、调查和服务时优先考虑安全、隐私和知情使用技术的重要性。

虽然技术使反人口贩运机构更容易应对疫情带来的各种挑战，但技术的广泛使用也同时凸显了确保受害者获得技术和在线服务支持的重要性，以及保护受害者在使用技术时的安全和隐私的重要性。反人口贩运机构还应该继续为反人口贩运决策进行技术创新，鼓励反人口贩运机构与技术行业合作，以使技术发展能更好地支持反人口贩运任务和保护受害者和幸存者。

（三）幸存者主导和幸存者知情的解决方案

幸存者服务组织及其领导人在整个疫情期间坚持不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传统形式的外联对幸存者来说不太容易或根本不可能，领导们就利用他们的网络和专业知识，通过非正式渠道与弱势群体和受害者接触，分享特定领域的既有支助信息。幸存者对机构的防疫措施也都表示支持。在莱索托，一群逃过被贩卖命运的人还给自己和当地社区做了口罩，为抗击疫情作出贡献。同样的，雇佣北印度性交易获救女性的非营利社会企业“缝制新未来”也扩大了产品线，增加了布质口罩。该组织还将包括口罩在内的手工制品的生产收益捐赠给救助幸存者的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组织。

许多反人口贩运组织也对疫情做出了回应，强调工作人员的健康，特别是那些有过被贩运经历的员工，他们面临着对疫情造成的压力反应加剧的风险。幸存者组织的领导和了解幸存者的组织都意识到将贩运相关个案工作带回家的情感分量，因此，在远程管理案件时注意到了工作人员的需求，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情感资源和支持。这种在集体创伤时期适用创伤知情原则的做法反映了近年来幸存者在推动整个反人口贩运运动中的成功和必要，他们让组织变得更加了解幸存者及他们的创伤。

事实证明，在全球疫情危机期间，应对反人口贩运对策的持续存在和日益增长的需求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尽管如此，疫情期间的反贩运对策的成功、失败，甚至未知的结果，都将为我们提供新的视点和解决方案，也是在我们未来的前进道路上添加了一块块垫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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