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工作调研报告（8篇）

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工作调研报告（8篇）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工作调研报告　　.　　-　　关于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专题调研的报告　　为深入贯彻市、区关于依法治理的总体部署，扎实推进依法治理工作落地落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工作调研报告（8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工作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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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专题调研的报告

　　为深入贯彻市、区关于依法治理的总体部署，扎实推进依法治理工作落地落实，根据推进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2018]-3号文件要求，结合我镇实际，现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专题调研报告如下：

　　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庞大、复杂、长期的工程，因此目前还存在着学多不容忽视的问题短板，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主要问题如下：一是宣传和发展不够平衡。主要变现是发达地区比偏远地区做的更好，省市区比镇村社做的更好，根本原因是经费投入和人员素质有差别，导致小地方、偏远地方相对滞后，解决的发力点是上级部门可以根据地方经济发展情况、人口情况等综合考虑，因地制宜的统筹规划经费分配，用于提高人员素质，保障硬件需求，更好的促进此项工作的开展；二是领导重视程度各不相同。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一项时间长、见效慢的工作，因此，一些基层领导干部认为该工作是“软任务”，甚至认为只是司法行政部门的职能职责，与己无关，根本原因是部分基层领导干部的思想觉悟不高，认识还没到位，解决的发力点是大力增强基层领导干部对此项工作的思想认识，切实增强领导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二、基层治理工作可以和平时的党委会、职工大会、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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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代表大会等会议结合，在会议上学习贯彻相关的文件会议精神，提升基层干部的思想意识；基层干部可在街头集中宣传、大走访等活动中，向群众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做到干部重视，群众参与的格局。

　　三、村（社区）党组织是村（社区）的政治领导核心，党支部书记是党支部工作的总负责人，全面主持党支部的工作，抓好党支部的政治思想工作，监督村委会的各项工作，宣传、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执行村党员大会的决定、决议。村（居）委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全面负责办理有关村民利益的各种事务，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村（居）民享有在村民自治中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罢免村委会成员的权利、在村级经济和社会事务中的自治权、享有对村级事务监督权以及法律法律规赋予的其他权力；村民有自觉接受文化政治、科技政策、法律、法规教育的义务、村民有守法经营、依法纳税的义务、、村民有服从村委会及建设规划、计划生育、治安管理等综合部门管理的义务、村民有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及村民自治章程规定的其它义务。

　　四、参与村（社区）治理的组织有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监督委会、村民调解委员、三人矛盾调解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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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是了解摸清村级现有的社会组织的概况、功能分工、遇到的困难等情况，组织镇、村相关职能部门提供对口业务培训和法律法规宣传，提升给类组织的业务技能和法治意识，提升其参与村（社区）治理的能力；二是镇、村协调召集各类组织到有条件的兄弟单位的同类型组织进行观摩学习，借鉴其优秀的经验；三是不定期召开村民和各类组织的学习交流大会，增强组织与村民的沟通交流，以此促进村（社区）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四是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提升群众的法治意识，为村（社区）治理奠定法治基础。

　　六、急需解决的最基础最紧迫而突出的问题是人员缺少、经费保障问题，建立基层治理体系需要一个过程，上级应建立一个完善的实施计划，循序渐进的推进此项工作，应将宣传与治理结合，用宣传营造氛围，把基层治理推向纵深。

　　七、一是加强法制宣传，提升群众法治观念，从根本上

　　推动群众自治法治德治意识；二是强化政府依法治镇意识，提升基层干部的思想认识；三是加强群众的监督，促进阳光政务，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八、一是本单位本部门全部政务接受群众监督；二是定期向社会公布本部门本单位的法治工作、业务工作；三是加强督查，层层落实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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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谋划的具体工作：继续推进完善法律七进和法治大当家活动，进一步深化依法治镇、依法行政工作。设计的重大活动：结合3月宣传月及其他时期，进行法治宣传、禁毒宣传、扫黑除恶、打击赌博等集中宣传活动。目前做了的工作：制定了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制定了依法治镇年度工作计划，完成了3月宣传月的集中宣传活动。下一步要继续加大法治宣传力度，通过村村通广播、X拉横幅等方式继续扩大宣传面，进一步营造法治氛围，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工作的深入开展。

　　十、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二是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增强群众法治观念；三是加大财政投入，增加人员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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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工作调研报告

　　关于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调研报告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领域成绩斐然,但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由此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和复杂性。当下,这种累加效应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尤为明显,创新治理的思路还需要进一步打开。

　　存在问题: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过度负重。一是身份的急剧改变。经济体制改革引发“单位人”向“社会人”大批量的转化,给基层社会治理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使各单位卸掉了原本自己要承担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重担,将包袱甩给社会,甩给基层。但社会领域改革相对滞后，使得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发育相对不足,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基层社会治理面临诸多问题。二是人口结构的快速改变。城镇化快速发展给城市人口结构带来巨大变化,最大表现就是流动性人口激增,有些城市人口流动数量远远超过本地居民。大量的流动性人口成为社会管理的盲区，给经济社会管理带来新的难题。三是供需不平衡。民众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需求不断增长与传统社会管理体制落后的矛盾日益突出。随着单位制的逐步解体，基层社会的各类矛盾和冲突日益复

　　杂，社区管理、物业管理、信访、土地征收、拆迁、民生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和纠纷大量出现,而传统社会管理体制机制落后,使一些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不能及时予以解决。

　　权力有限。一方面是“万金油”的职能,另一方面是"有限”的职权。人们形象地用“人微言轻、责任重大”来概括当前基层体制现状,即:权力特别少,事务特别多；权利特别小,职责特别多；资金特别少,服务特别多。“上边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市级、区级政府将大量的行政管理事务“漏”到街道一级，街道办事处的各部门设置与上级政府对口,包括党建、住建、养老、低保、就业、司法、综治、城管、消防安全、卫计、环保、文教、市场管理、社区服务等方面。同时还设置了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但街道办事处却没有相应的法定地位和权力来承接这些事务,街道办人员编制少的弊端日趋突出，但职责职能的全部下放，造成“管得到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管不到”的局面。

　　共治主体问题。首先，主体权力出现问题。许多干部常常身兼数职，当权力过度集中必然会导致用权的不合理性，出现基层政府相对的执法不公。其次，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功能设置不够清晰。在共治实践过程中，村委会、居委会的角色是一个同时兼顾决策和执行的双重身份，他们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往往只强调自治性，希望摆脱乡镇（街道）的管理和约束，而忽略本身强调的村民、居民自治应有的权力。最

　　后，社会组织主体弱小使治理结构失衡。在社会的协调发展过程中，基层组织在基层政府的指导下进行自身管理和发展，促进整个基层社会的协调发展。社会组织作为多元主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群众自发组织，是处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一种组织，在很多情况下社会组织是居民和政府间沟通的桥梁。

　　公众共同参与力度不够大，公众参与的多元治理动力不足。多数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居多的地区，因为没有参与的意识而放弃公众参与的权力;然而在部分公众参与率高的社区中，往往会由于所组织的活动枯燥反而降低了参与率;在调查的众多村和街道中仅有不到10%的人能真正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等核心问题。因此从本质上看没有公众积极参与的社区居委会和村委会很难发挥服务共同治理的巨大作用。主要的原因包括:参与人群有限，部分社区大多以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主要居住者，因此，绝大多数人因为没有相应的权利意识而不去参与社会事务和活动，总体参与率不高。同时，他们参与的动机大多数来说都是被动的，在政府的补贴吸引下，很多人才愿意来参与-些政治事务，而不是自己积极主动想要来共同治理自己所处的社会。

　　对策和建议：首先，理顺权力关系，完善组织体系。一是健全区域政府参与共治工作和党建领导体制。政府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可

　　或缺的主体，在众多主体中起示范、带头作用，在制度改变和机制创新的过程中，需要政府作为主导力量开展工作。同时，要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实现社区党组织全覆盖，街道的党委是基层的领导机关，要坚持基层党组织在社区事务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协调好党组织和社区、村委会的关系;二是注重村委会、社区建设。村委会、社区注重整合社会资源搭建各种服务平台，为居民共同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便利。同时，要建立高效及时的舆情响应机制，倾听居民心声，回应居民诉求。遇到涉及全体村民、小区居民重大利益的事情或者涉及到全体村民的重大决策时，可以通过召开两委联席会议进行协商形成初步方案，然后交由村（居）民代表大会或者村（居）民会议决定;三是理顺其他社会组织与政府和人民的相互促进关系。实现政府一街道一村（社）一居民多元主体协作的全新共治模式，组建成一个高效率、有组织和协调平衡发展的多元治理的主体关系，从而驱动基层治理的良性发展，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次，公民提高参与的积极性，创新公众广泛参与共同治理的机制随着村（居）民自治尤其是差额选举的实行，授权主体由乡镇（街道）转向村（居）民，村（居）民政治参与和内容发生了很大改变。他们参与率与参与程度如何直接影响着乡村（社区）治理的效果。普通居民主要通过参与、互助、合作进行共同治理。首先，居民必须对集体有认同感

　　和责任感，认识到自己是共同自我治理的一员，能够感受到集体的发展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其次，居民还要具备参与村（社区）务的能力，要懂得通过合法途径监督干部行为，维护自身利益，要有把握自已命运的能力，对于精英提出的决策建议不是盲目顺从，而是深思熟虑后的理性支持和拥护。基层治理本质上就是要基层社区的居民和各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基层事务管理，共同推动社区建设，共享治理成果。最终，是为了政府职能的全面转型。

篇三：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工作调研报告

　　当前基层治理正经历由单向管理向多元化参与式治理的创新转变构建与我县相适应的治理体系确保基层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针对基层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制定从政策层面加以解决从业务层面加以指导从经费层面加以保障的务实举措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在创新中突围在共治中拓展在法治下前行

　　基层治理调研报告

　　基层治理调研报告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不同的报告内容同样也是不同的。我们应当如何写报告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基层治理调研报告，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基层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石。当前，基层治理正经历由单向管理向多元化、参与式治理的创新转变，构建与我县相适应的治理体系，确保基层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针对基层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制定从政策层面加以解决、从业务层面加以指导、从经费层面加以保障的务实举措，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在创新中突围、在共治中拓展、在法治下前行。一、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情况（一）完善协商制度机制，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创新。规范议事范围及参与主体。凡涉及村（居）务、财务的重要事项，都要提交村（居）民代表会议进行商议和表决。参会人员由村（居）民代表、村（居）“两委”成员、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各村（居）民小组组长组成，普通村（居）民可以自由到会旁听。涉及外来人员的议题外来人员代表列席会议，确保村（居）民代表会议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二）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确保协商决议公开。实施阳光村（居）务工程，凡协商决策需要村（居）委会落实的事项，均通过村（居）务公开栏第一时间公开，并及时反馈落实情况。随时收集村（居）民意见，解答村（居）民疑问，对村（居）民的不同意见作出解释。设定每次村（居）民代表会议的'第一项议题为反馈上一次会议决策的落实情况，确保协商决策落实到位。（三）重视基层社会自治，发挥群众参与的基础作用。加强和改进农村（居）建设，规范和提升村（居）民自治水平，夯实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使之更好地适应和服务于社会治理创新的发

　　展趋势和要求。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增强基层社会自治功能，扩大群众参与范围和途径，丰富自治内容和形式，努力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实现政府治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二、破解基层“两张皮”“灯下黑”“吊脚楼”“大呼隆”难题的路径方法

　　（一）是建立基层治理工作责任制。通过构建科学合理、权责明确的评估体系，引导基层组织尤其是“一把手”像抓经济发展、抓安全生产一样重视基层治理。同时，借助问责条例辅以严格的问责办法，用有力的刚性约束让基层组织从思想深处和日常工作中把基层治理摆在突出的重要位置。

篇四：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工作调研报告

　　武隆六记——创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调研报告

　　“大院自治，司法下沉，文化引领，服务兜底。”重庆市武隆区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创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创造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思路，成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的鲜活案例。

　　武隆地处渝东南部的乌江下游，东临彭水，南接贵州省道真县，西界南川、涪陵，北连丰都。石斧、铜钺等出土文物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公元前约5000年）武隆已有人类繁衍生息。武隆设治，始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寰宇记》载：“以邑界武龙山为名”。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改“龙”为“隆”，寓意兴旺发达，相沿至今。忆往昔，川渝军阀割据，武隆高山密林、险关要隘、边远闭塞，一度恶霸横行、土匪猖獗，贫民流离失所，生活濒临绝境。

　　看今朝，党政军民勠力同心，人民安居乐业，天坑、地缝、溶洞、林海、草原、蓝天、碧水，与勤劳的武隆人民绘成一幅辽阔而又绚丽的新时代奋进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武隆区将资源、服务、管理投入到基层，开创了社会治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良好局面，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治理新气象，形成了讲团结、求和谐、共进步、谋发展的新风尚。

　　文|基层社会治理课题组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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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院自治——聚起来商量身边事

　　在农村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村两委和村民小组工作任务日益繁重。基层治理涉及面宽、量大、事多，直接面对群众，“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是基层治理现状的真实写照。

　　工作多、事情杂，时不时还会出现许多难缠的矛盾甚至冲突。抓小院治大村，以自治促进基层善治，化解矛盾于局部，解决问题在基层，大有可为。武隆区后坪乡是重庆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由市委政法委扶贫集团对接帮扶。杨懿作为重庆市司法局干部，被派驻到后坪乡白石村担任第一书记。通过推进“法治大院”这一载体和渠道建设，更多群众参与到矛盾化解、参事议事、公益服务、社会帮扶等方方面面，白石村民间纠纷明显下降，2018年为“零信访”，基层治理奏响“社会大合唱”。

　　音符一不拘一格选地址以往，村民议事的地方一般选在村部或者村民家里。武隆白石村的法治大院，议事的地方设置了“礼让堂”（或礼让树、礼让亭等），只要有一块面积适合的场所，就能作为大家平时聚集说事，调节纠纷的地方。大院以“端起一碗饭就能聚拢”为大院范围，由党员或村社干部为创建大院的指导员，凝聚若干户村民。邻里、家庭闹矛盾，劝一劝、让一让，及早化解；国家政策、公益事业、农业技术等，聊一聊、帮一帮。

　　音符二精彩纷呈取名称

　　以往，一个文件下去，一觉醒来，到处都成立了名字一样的村级机构，美其名曰“整齐划一”，实际效果却一般。

　　武隆白石村的法治大院，可以叫做“法治大院”“善治大院”“德孝大院”等，名称虽然不同，但本质一致。命名工作由大院创建工作委员会协商确定，彰显了地方特色。

　　音符三传统手艺做标识

　　铜制的铭牌，打上几个宋体或黑体字，既没有辨识性，也没有设计美感。

　　武隆白石村通过给大院设计一个独具特色的标识，内容简单易懂，就地取材，用传统手艺将其制作完成，并举行挂牌仪式，这是一种农村普遍可以接受的形式。

　　在白石村第一书记杨懿看来，“有形式不一定是形式主义”，法治扶贫不一定仅仅是“法律”的法，还有“方法”的法。

　　音符四朗朗上口定院约（院训）

　　有些地方口号喊得响亮，缺少实际内容。

　　在武隆白石村里一个院子一般约定3-5条可操作可做到的事宜，作为院子的院约或院训。

　　比如，“桥上大院”院训为“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帮着群众赚，绝不做懒汉”；“山野田园大院”院训为“建设跟着规划走，办事跟着法律走，支持跟着干劲走”；“邓家大院”院训为“饮水思源头，管水才长久”。

　　这些院训朗朗上口、言简意赅、主题突出、利于传颂。选择一个本院生产生活急需解决的问题作为突破口和切入点，如产业发展、饮水工程、人居环境等，逐个突破，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音符五群众众推选头雁

　　大雁在飞行时，前面总会有一个领袖，这个领导者被称为领头雁。

　　武隆白石村的每一个院子都有一个领头人，这个领头人的称呼既活泼又不失尊敬感，且符合本地乡风。

　　白石村主要通过群众众推的方式，推选老党员、新乡贤、退休教师等作为领头人，以德服众，不拿酬劳。

　　“院老”“院王”“院主”等大家都能接受的称呼，能够让群众在诙谐中心悦诚服，让领头人在愉快中备受尊重。

　　音符六切合实际真帮扶

　　人心齐了，还需要有适当的帮扶措施，实现“锦上添花”。

　　在武隆白石村，每个院子的基本设备设施如记录仪、桌凳等，皆由政府配置，纠纷调解、集体讨论等，按下开关就能录音录像。政府还组织“送法进大院”，组织律师、法律工作者等对接每个大院，每季进院讲法，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和矛盾纠纷。对建设得比较好的院子，政府给予公益项目、经费和物资奖励等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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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事村管——大小事情有人管

　　艳山红村位于武隆区羊角镇西北，幅员10.98平方公里，全村8个村民小组492户1715人，建档立卡贫困户52户205人，是重庆市市级贫困村。原来的艳山红村环境脏乱、人心不齐、产业空虚，被人们称为“烂泥坝”，是典型的贫困村。2017年，全村人均年收入不足6000元。武隆区总工会服务发展部部长游四海，2017年12月开始担任艳山红村第一书记，近两年来，乡村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艳山红村也获得2019年“重庆十大最美乡村”荣誉称号。

　　艳山红村预计2019年全年将实现集体收入30万元，人均收入达到8600元，剩余6户19人未脱贫户也将得到托底保障。村事村管，大小事情有人管。艳山红村探索了自己的乡村治理工作法。

　　方法一探索有效的议事机制不少地方村民议事并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不公开、不透明，大小事情都是村干部说了算，老百姓有怨言也无处申诉。艳山红村探索尝试建立专门的独立的村级议事会，作为参与决策的乡村组织，增加提议、商议与决议等环节，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防止村民(代表)大会决策演变为“村委会决策”，村民们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有事要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多商量的共识。在自然村成立村级议事会的分支部，将议事机制下沉到自然村落一级，形成理事会监督村干部制度，理事会向群众公开村“两委”拟办实事、办理过程、办理结果，每月审议本村本组的低保、危房改造等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务和村级财务票据，使每一项决定、每一笔钱的流向都在群众的视线之内。方法二打造过硬的管理队伍

　　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的背景下，村里的大小事务很容易处于“真空”状态。

　　艳山红村探索建立村三级自治体系，成立“1个村总理事会+3个分支部理事会+8个村民小组理事会”，吸收乡村民间精英进入村级议事会，在村委会的指导下工作，让党委的主张变成村民共同的看法。

　　理事会各分部支部管理人员通常由老党员、老教师和村医等“新乡贤”担任。

　　党组织是理事会的“把关人”，在让理事会成为村里大小事务管理主角的同时，保证自治不偏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映山红村村民理事会总理事长龚向兰，出生在艳山红村，德高望重，从机关退休后，在第一书记游四海的动员下当上村理事会总理事长，父亲龚南村是村里上世纪五十年代有名的全国劳模。村民理事会班子成员鼓励村民自己的事自己办，总理事长不辞辛苦，带领100多名成员，帮助村里开展产业招商、村务自治、志愿活动等事务。

　　方法三办好接地气的乡村大讲堂

　　发展方向不明，疑惑问题没人答解，思路因循守旧，这是许多封闭的小山村面临的突出问题。

　　艳山红村坚持每月开展一次学习活动，斑驳凹凸的石头屋基、渍着岁月痕迹的老木屋、敞亮整洁的院坝作为课堂，用土话土语的方式交流，用先进理论武装村民的头脑。

　　组织全村党员干部上党课，给他们讲清了职责与担当。邀请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技术能人、司法干部、律师来村里上课，给村民培训知识和技能，普法，讲解乡村礼仪。

　　目前，艳山红村已聘请讲师67人，开展讲习39次，培训人次达3100余人次，并对外出务工者进行培训，组织他们加入公会，使他们由农民变成产业工人、技术工人，有效解决了拖欠工资问题。让村民改变观念、摒弃陋习、凝聚人心、树立信心，进一步了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从全区来看，武隆区司法局安排“乡村振兴宣讲月”，与27个乡镇街道对接开展了大培训，讲解治理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等内容，3000余名农村干部和农民骨干接受教育。以干部带农民、骨干带群众的方式提升农民素质。

　　方法四组建暖人心的志愿服务队

　　星罗棋布的志愿服务站点，是人世间一道动人的风景线。

　　羊角镇针对“空壳村”的现状，组织成立村党员先锋模范队、村职工志愿服务队、村红十字会服务队和村巾帼服务队，在农户家中张贴便民服

　　务卡。哪家有困难需帮助，志愿服务队就会提供帮助。巾帼服务队每月定期为留守老人理发修剪指甲打扫卫生，让很多空巢老人感动不已。

　　在艳山红村，红十字艳山红志愿服务队还举行了授牌和授旗仪式。担任服务队队长的村第一书记游四海，还拿到了全国红十字救护师资证书，救护员资格。

　　截至目前，艳山红全村有3人取得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师资格证书，19人取得红十字救护员证，有9位村民签订了捐赠器官、眼角膜的协议。

　　方法五建立专门的工会组织

　　在传统印象中，一般只有工人才有工会组织，农民只有农协或者合作社这样的组织。

　　农民走向城市，身份发生了转换，从农民转变成了产业工人，但部分行业特别是工程建设领域拖欠工资问题仍较突出，严重侵害了农民工合法权益，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2018年1月，艳山红村联合工会成立，900多名外出务工人员通过加入微信群找到了娘家人——村联合工会。村联合工会在春节前后通过请专家、讲师授课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业务素质；通过志愿律师为外出务工人员传授维权知识，电话追讨欠薪，帮忙为村外出人员收集整理证据，切实维权。

　　目前，艳山红村的外出务工人员有了双重身份：村民+农民工，全国各地总工会都是他们的“娘家人”。在外出打工过程中，遇到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如被拖欠工资，发生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得不到妥善解决时，可以得到法律援助，也可以提请政府劳动保障部门、法律部门协调解决。

　　方法六拟定规范的村规民约

　　村规民约，古已有之，并非新鲜事物，它是一个村有序治理的象征。但现今一些基层的村规民约要么成了摆设,中看不中用；要么内容落后,不合时宜。

　　艳山红村广泛听取全体村民意见，回应村民诉求，协调各方利益，充分酝酿讨论，民主协调，制订村规民约和“红九条”，体现绝大多数村民的意志，实现了有奖有惩，使村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艳山红村重点整治乱办酒席、乱建房屋等不良陋习，一律取消喜事、丧事之外的任何酒席，对酒席规模和送礼标准进行严格规定。违反村规民约和“红九条”规定的，将上“黑榜”公示并纳入限期整改，经考察合格后方可退出“黑榜”。

　　村规民约成为可以用来实际解决村子问题的依据，群众也就自觉遵守了村规民约。

　　同时，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工程，改厨改厕、回收垃圾、美化庭院等实践，庭院种花种树，各种农具摆放整齐，很多村民还参与到义务清扫村道路中来，获得感幸福感得到实实在在增强。

　　方法七形成向上的乡风文明

　　中国社会重视价值伦理，有着浓厚乡贤情结、宗族文化和礼仪传统。

　　但“住上好房子、开上好车子”后，一些人骨子里还是有些不良的习惯，这并不是富裕起来的人的个例。

　　乡风文明是乡村良好社会风气、生活习俗、思维观念和行为方式等的总和，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和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

　　羊角镇以“全国文明家庭”杨兴明家庭为榜样，大力传承“以孝为首、克勤克俭、忠厚传家”的家风家训，开展“家风润万家”活动，大力弘扬“无私奉献、爱岗敬业”的劳模精神。

　　艳山红村以纤夫文化、劳模精神、百年家训三大文化为载体，大力实施以“孝贤洁序”为重点的公序良俗建设，每季度开展一次“好媳妇”“好公婆”“乡贤”和“美德少年”等评选，由村干部和村民组成考评组每月对农户打分，定期公布，每半年对排名靠前的农户进行表彰。常态化开展“立家训、晒家风、挂家匾”活动等，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提升群众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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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让”——矛盾纠纷化解于无形

　　农村社会的许多矛盾与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在利益面前，一举一动都会牵动群众敏感的神经，不少邻里反目、兄弟阋墙……农村矛盾纠纷、治安案件发生，多数是因为邻里琐事、婚姻家庭、土地权属等矛盾纠纷引起的，属于“积怨深、影响大、难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又会转变成刑事案件，甚至酿成上访及群体性事件，对社会治安和谐稳定构成极大威胁。后坪乡地理位置偏远，在土地、财产、赡养老人等方面存在很多矛盾纠纷。被确定为重庆市级深度贫困乡镇以来，白石村脱贫攻坚资金投入多、建设项目多，发展带来的矛盾纠纷也不少。“脱贫攻坚关键在人，要转变村民的思想观念，加强基层法制建设，为白石村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才能实现全村振兴。”白石村第一书记杨懿与村委班子决定结合自己的司法工作经历，成立“让一让”调解工作室。

　　“人心不齐，就难以形成脱贫攻坚的合力”，杨懿说。

　　第一创设“四步调解工作法”

　　“让一让”调解工作室根据调解工作实践，创设了“四步调解工作法”，一是读一读，缓一缓；二是摆一摆，谈一谈；三是调一调，让一让；四是顺一顺，赞一赞。看似简单的三言两语，对于刚化干戈为玉帛的村民来说都深有感触。

　　第二倡导“三让精神”的调解文化

　　“让一让”调解工作室创设了几句让人一听就能明白的调解口号，倡导了一种“三让精神”：“让一让，心情平和，自己愉快；让一让，家庭无烦，儿孙安宁；让一让，化了纠纷，又去挣钱”。

　　写在墙上的几行红色水晶字特别引人注目，其蕴含的朴实内涵更是引人深思。

　　第三形成具体有效的调解制度

　　“让一让”调解室根据人民调解制度的基本特点，结合地方实际，建立了排查制度、登记制度、报告制度、回访制度、统计制度、档案制度等相关制度，对于规范“让一让”调解工作流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提升调解的温度

　　“没有打不开的结，没有解不了的怨。”巧用调解技巧，选择最佳调解时机，情理法结合，不断提高调解水平，还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让一让”调解工作室既重视“情”与“理”的运用，还注重“德”与“法”的衔接，大家从一开始的闹哄哄，变成了平心静气地说事说理。调解首先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法律之外考虑人情，上合天理、中符法律、下应民情，“让一让”调解是有温度的。

　　这种针对矛盾当事人的个人素质、性格特点，从法、理、情多个角度帮助当事人分析矛盾原因、明辨事非的工作方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让一让”调解工作室成立以来，已成功调解村民矛盾和纠纷12起，还成功防止了一起民转刑案件的发生，使矛盾及时化解在农村基层，不扩大、不上移。

　　通过“让一让”调解品牌打造，使得“让一让”成为调解工作的钥匙，打开当事各方的思维方式，成为人民调解室的精品品牌。

　　2018年，“让一让”调解工作室被表彰为“重庆市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更是武隆区基层调解工作的一张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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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零容忍——组织动员解决“急难险”问题

　　我国是灾害多发频发的国家。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全球严重灾害事故中，发生在中国的约占15%。羊角镇位于乌江边，1785年，清乾隆年间，这里发生山崩，泥石流入江中堆积成碛，状如羊角，而取名羊角镇。

　　几百年来这里发生了无数次坍塌险情。1991年，三峡库区及长江支流两岸崩滑体普查发现羊角场镇危岩滑坡。2012年，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应急中心组织专家评审论证，随后，国务院三峡办委托专家现场调研评估。后经认定，该滑坡共有11处大型危岩体、30多处危岩点，总体积约1350万立方米。其中大巷危岩、庆峰危岩、庆口危岩等6处变形比较强烈，稳定性较差。

　　羊角场镇危岩滑坡属特大型深层土质滑坡，面积2.29平方公里，体积1.06亿立方米。2012年12月27日、2013年3月26日和9月12日，羊角镇庆峰危岩、马家危岩和庆口危岩分别发生险情。2016年5月7日，大巷危岩再次发生垮塌。

　　2012年，武隆建立羊角危岩治理办公室，抽调70多名干部开展避险搬迁工作，并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时刻准备着，应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

　　频发的自然灾害，考验着基层防范化解重特大安全风险，整合优化应急力量和资源，实施社会组织动员的能力。危岩治理办公室的七十多名基层干部，与频发多年的危岩灾害斗争工作中，探索了四条务实、有效的“急难险”解决办法。第一条“五包”解民忧2016年6月，危岩险情发生，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迅速形成凝聚力，采取“一帮一、一帮几”的方式，对险区群众开展“包人员撤离、包财产处置、包房屋腾空、包食宿落实、包后续服务”五包工作。羊角镇机关党员干部每人包15户、村居负责人包10户、村委会委员包8户、社长包5户、无职党员包3户，“点对点”完成人员撤离、财产处置和房屋腾空。

　　第二条“1+10”全覆盖在过去20多年来，武隆政府已经为搬迁做了充足的准备，形成了完备的“1+10”工作方案预案，包括应急避险紧急搬迁的总体方案和10个分方案。2013年11月8日,重庆市政府28次常务会对搬迁实施方案进行审议批复。2015年1月,武隆正式出台避险搬迁实施方案，根据方案将人员安

　　置方式分为自有住房、投亲靠友、自主租房、政府协助找房等四种，并对搬迁群众提供生活补助费和租房补助费。

　　对险区学生，就近安排到城区和附近乡镇学校入学。

　　对于群众饲养的牲畜，由畜牧部门、养殖协会组织养殖场收购，对规模化养殖根据用地规划和环评，重新审批建新址。

　　对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存货，组织超市、市场统一采购销售，还为他们错时生产、搭建板房生产、搬迁进园区创造条件，降低企业搬迁损失。

　　就连搬迁区内老人们准备的1200多口棺材，都统一安置到了白马镇氧化铝厂。

　　第三条讲、看、学凝聚共识

　　为什么非得搬？很多村民并不理解，甚至是抵触。

　　为了说服群众，武隆政府带着群众看危岩、请来专家讲危岩，引导群众认识危岩，形成“不搬不行，非搬不可”的舆论氛围。

　　在羊角镇，避险搬迁宣传手册人手一本，20多个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被一一详细解答。

　　为了做好搬迁工作，武隆区还去四川省汶川县草坡乡、重庆市奉节县安坪镇考察学习取经。

　　第四条法律是“压舱石”搬迁确定，但如何做到公开公正公平，让群众信服。武隆选择了依法依规搬迁。从确定搬迁工作开始，遵循法定程序成为武隆定下的第一条规则。在这条规则之下，《突发事件应对法》及国务院、重庆关于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是搬迁工作实施的基本遵循，也成为搬迁工作的压舱石。不仅如此，在搬迁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方案、预案，都及时报送重庆市政府法制办预审，无论组织安全搬迁还是妥善安置群众,法治方式引领下的群众路线贯穿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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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法则——保障“候鸟型”游客安全

　　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有着壮美秀丽的自然风光、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各具特色的民族风情，发展旅游业的优势和潜力巨大。武隆区集大娄山脉之雄、武陵风光之秀、乌江画廊之幽，拥有山、水、林、洞、湿地、石林、湖泊、草原等景观。

　　武隆是全国首批7个生态文明示范区县之一，被誉为世界喀斯特生态博物馆。武隆也是全国少有的同时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区之一。

　　每年夏季旅游高峰期，每天有20万人到重庆武隆仙女镇避暑、旅游的游客。2018年，武隆接待游客3200万人次、综合收入150亿元。

　　2000年至今，武隆每年举办“仙女山露营音乐节”、“啤酒节”、“国际山地户外运动公开赛”、“风筝节”、“蔬菜节”等各种大型活动，累计超过150余起，从未发生一起踩踏事件和安全事故。

　　旅游激活了武隆经济，超过10万人靠旅游生活，让前来度假的游客享受舒适服务的同时，也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较大考验。令人意外的是，仙女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每年新发刑事案件不到30件，扒窃等旅游区多发案件零发生，创造了旅游治安的奇迹，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平安法则。

　　法则一“大旅游”监管

　　武隆区是国家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这使得武隆区理所应当成为改革的先锋。

　　武隆改革最大的亮点在于，实施了“1+3+N”旅游综合执法监管体制改革，建立“大旅游”综合监管统筹协调机制，成立了重庆市武隆区旅游综合执法支队。

　　“1”是指改革旅游行政部门执法管理机构，调整完善职能职责，建立全区涉旅行政执法统筹管理主体。“3”是指设立旅游警察支队、工商分局旅游市场管理局、旅游巡回法庭，健全相关职能部门涉旅执法管理机构。“N”是指食药监、物价等部门落实专人，专项负责本部门涉旅执法监管工作。旅游综合执法支队现有30人，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委办局，但统一管理，集中办公。强劲有力的执法人员配置，成为武隆旅游管理的中坚力量，节省了执法成本，又确保了正常旅游秩序，也扫清了以往的“三不管地带”。

　　法则二科技手段助力在武隆旅游指挥中心，500余个视频监控覆盖下的整个景区尽收眼底。借助视频监控，武隆实现了全天候、全区域的实时监控，进入景区的人流、车流，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监控目的是预防冲突和收集固定证据。在武隆景区，景区游客之间发生矛盾纠纷，也能够通过调阅视频监控实现快速调查化解。科技手段，当然不仅仅只有监控。武隆旅游区还自主开发建设了集保护、利用、指挥、监控、监测、门票门禁管理、车辆识别、电子商务平台等

　　为一体的数字化信息中心，更进一步强化了早预警、早控制、早处置的能力。

　　乘着互联网的东风，武隆持续不断加码技术支撑，以智慧化手段提升治安防控能力、社会治理水平和司法办案能力，打通“平安武隆”建设的“任督二脉”。

　　法则三“六分段”法保畅通

　　奇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武隆秀美的风景，也给景区交通带来了困扰。通往武隆各景区道路弯多路窄，一不留神，极易发生剐蹭。

　　近年来，自驾游的盛行，更使得武隆景区交通管理压力陡增。

　　点多面广，战线长，武隆区将旅游流动警务室放在了摩托车上，成立摩托车巡逻队。

　　民警罗旦华在日常工作中摸索出“六分段”工作法，将24公里的武仙路分为事故易发段、观景缓堵段、商业密集段、连续弯道段、临水临崖段、直道快速段，分段包干，定人、定岗、定责，以重要交通路口为据点，多发事故路段为必巡点，增加了游客的见警率，民警的管事率，交通事故发生率也下降了近4成。

　　四年来，罗旦华累计骑行20多万公里，行驶里程相当于围绕地球跑了5圈多；累计骑坏三辆摩托，先后及时救助因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原因晕倒的老人和妇女近百余人次。

　　由于成绩突出，罗旦华被中央文明办评为2015年度“中国好人”、“重庆市人民好公仆”、2016年荣获中华总工会“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法则四应急预案全覆盖

　　作为一个5A景区，应急预案当然不可或缺，但武隆更具有特色。

　　在武隆景区核心景点，乘坐“滑竿”的老年游客随处可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景区通行的环境。

　　道路复杂，曲折使得景区应急管理更加细致。武隆根据各景区的客流、交通状况及气候特征，将应急细化到每一个点面线。应急状态下，景区控制中心能够与消防、管委会、景区各单位、医务人员能随时联系。

　　从接警开始，细致入微的应急流程就被激活，打通绿色生命通道，120专业急救，医院跟踪回访，渐次展开。

　　在这套法则体系的支撑下，武隆景区已经能够实现在最短时间内出现在求助游客面前，最大限度地减轻游客的压力和痛苦，挽回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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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服务——暖千万家庭人心

　　在武隆，小朋友喜欢找“莎姐”，而村里群众遇事喜欢“问哈村长”。武隆区的法律服务实践，让法律走到群众身边，看得见，感受得到。武隆区形成了以“莎姐”为代表的法制教育品牌；建立“易法院扶贫工作室”，主动走下去；成立巡回法庭保障旅游产业发展。

　　服务一“三级”调解树样板桐梓镇位于武隆区东北部，距离城区80公里，总人口15000人。虽然地理位置偏远，但不妨碍他们将司法调解做成当地基层工作的最大亮点。桐梓镇全镇设立了八个调解委会，39名调解员，每年上百起矛盾纠纷在这里被化解。在桐梓镇，无论是家庭纠纷、山林土地纠纷、土地流转纠纷、宅基地纠纷，还是劳务纠纷、人身伤害赔偿纠纷、医患纠纷，只要找到调解机构，他们通通受理，绝不推诿。调解是为了化解矛盾，而早发现，早介入，有效避免了矛盾升级和民转刑事件，成为他们工作的法宝。镇、村、社三级调解组织每月排查纠纷2次，引导群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主张权利、解决纷争。

　　在调解纠纷过程中，桐梓镇还培养壮大了一支懂政策、懂法律、有公平正义感、方法多样的调解队伍。为了培养这支队伍，桐梓镇司法所每年将他们集中培训四次以上，邀请专家为他们传授技巧。

　　2018年，在全镇调解员的共同努力下，他们化解了“卫生院死者家属医闹”“桐后路民工死亡”“双凤机动车安全事故”等重大矛盾纠纷以及扶贫领域里的矛盾纠纷。通过近几年的努力，桐梓镇出现三减一多，民间纠纷减少、治安案件减少、上访事件减少，法律咨询人数增多。当地群众形成有事找法律、找明白人、找司法所的习惯。

　　令人骄傲的是，近几年桐梓镇没上交一件矛盾纠纷，实现了小事不出社，大事不出村，重大矛盾纠纷不出镇。2018年桐梓镇繁荣村被司法部、民政部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服务二维权“莎姐”在身旁

　　“姐姐，你接到过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吗？”“姐姐，我不听话的时候，婆婆打我，他们违法吗？”“姐姐，看到陌生人是不是不能跟他说话呀。”成为武隆区“莎姐”检察官代表徐红经常要回答的问题。

　　武隆区依托“莎姐”品牌和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成立“莎姐”检察官普法团队，开展“关爱留守儿童·‘莎姐’法治驿站进乡村”活动。在武隆，“莎姐”已经成为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力量。

　　法律意识要从小抓起。“莎姐”通过以案说法、情景模拟、法治小游戏等方式，实现法治宣传、普法教育、心理咨询等功能，对儿童进行法治宣讲，还给他们开设课堂，教会留守农村的儿童如何加强自我保护。

　　“莎姐”并不是刻板的说教派，而是鲜活的行动派。2013年6月，冉某某因涉嫌抢劫罪被刑事拘留，眼看中考临近，如果他不能参加考试，就意味着要脱离校园，不能再上学。为此，经过“莎姐”团队多方协调，帮助涉罪的未成年人冉某某在看守所117监室设立独立考场，让在押人员冉某某按期参加入学升学考试。

　　2018年，“莎姐”团队介入办理的监督陈某某虐待案，被评为重庆市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十大典型案件。2019年3月1日“莎姐”青少年维权岗荣获“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

　　服务三法院搬到村里边

　　在后坪乡高坪村村委会，一间宽敞明亮的大房间里，国徽高悬，法院开庭所需要的设施设备一应俱全，十分庄严。这里就是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法院“易法院扶贫工作室”。

　　高坪村是重庆法院系统对口帮扶村，在大山深处，距离城区需要近3小时。为了给偏远地区贫困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以智慧法院、诉前调解、诉调对接、便民诉讼等措施化解贫困地区的矛盾纠纷，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推动民主法治村集体建设，武隆区人民法院最

　　终将“工作室”设立在这里。“易法院扶贫工作室”已经成为周边三乡五里群众寻求法律服务的总基地。

　　在武隆，不仅有扎根基层的“工作室”，还有保障旅游产业发展的巡回法院，巡回法院参与涉旅纠纷联合化解，保障旅游持续健康发展，已经实现了巡回审判的常态化。2016年以来，全区开展巡回审判150余场。

　　服务四一条热线解疑惑

　　基层农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会遇到各种难题、困惑，由于缺乏相应渠道，难以找到权威的、信任的人，十分困恼。

　　武隆区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谁司法谁普法”责任制，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以“问哈村长”微信群的方式巧妙破解了这一难题。他们以开设“乡村振兴”微信总群的方式，汇聚律师、调解专家、法律援助工作者、公证员、鉴定工作人员、志愿者、普法办工作人员等专业人士形成“智慧外脑”。

　　有了“智慧外脑”的支撑，各村陆续开通村民微信群。村长充当微信总群与各村信息群的联络员。群众遇到问题，在本村群里“问哈村长”，村长、村民能帮助答复解决的立刻解决，不能解答时，村干部则及时复制问题到微信总群里，请“外脑”专家帮助解答。

　　“问哈村长”开通一年以来，帮助群众解决了农村土地、农民工劳务等纠纷300多起复杂疑难问题。

篇五：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工作调研报告

　　精选公文范文管理类工作总结类工作计划类文档欢迎阅读下载精选公文范文管理类工作总结类工作计划类文档感谢阅读下载关于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的调研报告关于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的调研报告推进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激发基层活力用好人力资源提高行政效率对于加快统筹城乡发展步伐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的调研报告

　　推进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激发基层活力，用好人力资源，提高行政效率，对于加快统筹城乡发展步伐具有重要意义。经过调研，现就建立和完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报告如下。一、基本情况区现行基层行政体制是在1998年撤销地区建立开发区，撤销开发区和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建立区等多次行政体制调整基础上形成的。区成立以前，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下辖8个区工委，50个乡镇，526个村（居）委，3441个村（居）民小组。区成立后，进行乡镇机构调整时，撤销8个区工委，将50个乡镇调整为30个街道、镇、乡（其中3个街道，12个乡，15个镇）；村（居）委由526个调整为219个；村（居）民小组调整为1094个。调整后，全区街道、镇、乡平均幅员面积由平方公里扩大为平方公里，最大的阿蓬江镇173平方公里，最小的水田34平方公里（不含国有林场面积）；平均人口由调整前的9804人增至16340人，据末统计，人口最多为城东街道41791人，其次濯水镇为27704人，最少为白土乡7870人。乡镇机构设置通过和两次全市同步改革，各街道、镇、

　　乡设置党政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科）、社会事务办公室（科）（挂民政办公室、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牌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牌子）等4个综合办事机构。3个街道和正阳、舟白、冯家、阿蓬江、石会、马刺、濯水等镇增设“城镇建设管理办公室”。人大、纪检监察、人武、工青妇等机构按有关规定设置。设置了14个片区国土所、14个片区司法所、15个片区公安派出所、4个基层法庭。各乡镇设置农业服务中心、文化卫生服务中心、财政所、人口和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站等4个公益性事业单位。街道增设流动人口管理站。核定下达乡镇行政编制890名（不含国土所编制51名），后勤事业编制72名，事业单位编制851名（含财政所编制）；目前实有公务员868人，工人72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793人。二、主要问题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全面推进乡镇综合改革切实加强乡镇工作的意见》规定了乡镇政府“执行政策法规、推动经济发展、搞好社会管理、强化公共报务、维护和谐稳定”等五大职能。但目前基层行政管理仍存在与统筹城乡发展不够协调不相适应的诸多问题，需要区委区政府乃至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认真研究解决。（一）行政单元多，管理成本高近邻湖北省咸丰县万人，仅设置10个乡镇。贵州省雷山县万人，设置9个乡镇。区50万人设置30个乡镇行政单元明显偏多。温家宝总理曾感慨：“中国古代《大学》一文说，生财有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抒。现在在农村倒过来了。”区县归并“两套人马治县”，“食之者众”在尤为突出。在乡镇表现为经济实力弱，财政供养人员多，基层不堪负重。走访过程中，有同志实话实说：再减员30%—50%，工作也能照常开展。（二）事权不明晰，转型有差距一是纵向划分不明晰。市对区，区对乡镇的委托执法不规范，基层执法无手段，随意性较大。委托执法存在着“责权利不统一”、“人财物不配套”以及法律保障缺失等问题。如基层“扣车扣证”，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收缴、扣留机动车驾驶证。”之规定。形成“道路交通检查靠‘走’，水上交通检查靠‘吼’，食品安全检查靠‘看’，罚没执法靠‘抹’”的局面。很多乡镇认为，部门有借“委托”下卸责任之嫌，出现事故，乡镇政府就成了“替罪羊”。二是横向划分不明晰。机构职能设置存在“政事不分”、

　　实际工作存在“政事难分”问题。不少乡镇事业与行政是打通运行，形成事业单位履行行政职能多，履行本职职能少；街道机构设置市上无明确规定。工作急需的“城管中队”既无机构也无编制；文化卫生服务中心、社会保障所设置不科学，职能交叉重叠。三是乡镇与村居划分不明晰。公共服务职能不到位，与群众联系不够紧密，干部反映“不好管”，群众反映“无人管”。四是对内行政管理方式转变滞后。管理手段较单一。经济监督、社会管理上沿用强迫命令等行政手段多，经济、法律引导手段少。（三）综合考核评价体系不尽科学项目过于繁杂。包罗万象“大而全”，喧宾夺主，淡化了重点。内容不够完备。有科学发展导向意义的可持续发展、民生问题等项目需要充实。形式比较单一。通常是年终突击式“官考”。各类计划小结总结报表等“游戏式考核”老套繁琐，助长了基层“现编现抄”，疲于应付等形式主义。结构需要优化。“规定动作”“一条鞭”考核难以充分照顾各地特殊的生产生态条件。如城北水库上游区域大规模养殖生猪可能影响城区水源环保安全；蓬东麻田村因煤炭开

　　采水井全部干涸，人吃水都靠车拉，大规模发展生猪也不切实际。（四）干部管理方法急需改进原“县—区—乡”三级体制下，乡镇之间干部的适时动态交流可有效保持基层队伍活力。体制调整后管理方式没有及时跟进。致使基层干部处于“块状分割”形态，干部流动存在“三好”“三难”现象：即“上好动下难动”（科级以上流动易科级以下流动难）；“进好动出难动”，“内好动外难动”（行政体制内流动易，事业向行政流动难）。有的乡镇建区8年来，除个别干部提拔调动和调入区级单位外，乡镇间交流基本没有。个别干部缺乏危机意识和进取精神，队伍缺少活力，基层又无手段，只好望洋兴叹！（五）分配政策需要完善分配缺乏灵活性。基层政事难分，工作统一做，却“政事不同酬”；村组干部报酬无统一规范，各地差别过大；实行全市公务员津补贴政策，实职与非领导职务津补贴基本无差别，一线干部任务重、责任大，连工作话费补助也没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线干部的积极性。（六）村民自治任重道远村组集体经济薄弱甚至“空壳”，村民自治的工作环境和条件较差；村居规模扩大村组干部工作量成倍增加，然而

　　有的村干部报酬偏低（每月仅250元）；村民自治决策执行中缺乏约束手段，《村规民约》实施不力，有的流于形式；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还不规范。三、对策建议（一）精兵简政，建立集约高效的行政体制“精兵”势在必行。不“精兵”就不能从根本上减轻群众负担，不“精兵”就无从提高行政效率。“食之者众”这类非常问题需要用非常措施来解决。要下决心通过“强村弱乡”、“诱导创业”等多种形式精简分流富余财政供养人口。“简政”大势所趋。随着免除农业税、村民自治、依法行政等国家大政重大调整，基层政府职能从“催粮催款”、“刮宫引产”式的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必将加速推进。“简政”是必由之路；我区5000多人的原蒲花乡改由居委会管理的成功实践，湖北咸丰县、贵州雷山县的“大乡镇制”的经验有力证明了“简政”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交通信息条件进一步改善，干部素质的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的增强，“简政”条件日趋成熟。“简政”要与区域发展战略相结合。随着渝怀铁路、渝湘高速公路、舟白机场陆续开通，阿蓬江流域开发的深入推进，作为武陵山区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逐步凸显。与国家“大部委制”改革相呼应，建议在科学论证基础上，进一步调整行政区划。撤并部分基层行政单元，适当扩大乡镇及村（居）

　　建制，大幅度减少街道、乡镇数量，相应增大街道、乡镇管辖村、居范畴。在此基础上适度减少干部职数，大幅度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乡镇行政中心尽可能沿渝怀铁道、沿高速公路、沿阿蓬江流域布局，加速推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更好促进“三沿”产业发展和冯家、濯水、阿蓬江镇城市绵延带建设。根据城市扩张要求及舟白、正阳两镇行政职能的特点，有必要及时将其转为“街道”建制，并相应调整其称谓和职能。（二）深化改革，建立高效便民的管理机制明晰各级事权。职责不明，“政事不分”，老是“打麻子账”，就谈不上职能转变。科学界定乡镇政府职能，合理划分区与乡镇的职责权限，从有利于事业发展有利于社会管理出发，选择“条条管理”或“块块管理”的具体模式，不宜“一刀切”。基层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强化乡镇的服务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规范委托执法。市、区党委、政府应从严掌控部门与基层“责权利”的综合平衡，“责任委托”的同时，人财物等执法资源应向下作相应的倾斜分配，要研究制定市对区县、区对乡镇的委托执法财政转移支付等配套政策，真正建立起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系。转变领导方式。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的关系，农村产业发展要从政府直接参与经

　　济或行政命令、包办代替的惯性模式转变到主要依靠市场调节和通过经济及法律手段间接调控经济的方式上来；政府重点是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让基层政府从“有限政府无限责任”状态中解脱出来。健全服务机制。解决边远乡村群众办事难的问题是政府面临的繁重任务。基层政府要通过做好“便民代理”服务工作进一步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把为民办事全程代理纳入乡镇的重要日常工作。行政富余人员优先充实“办事”队伍，建立覆盖城乡的代办网点，建立健全包括组织领导、目标考核、经费保障等统一的制度和政策。把“便民服务”真正办成百姓满意的民心工程。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资源要尽量向农村倾斜，加快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就业扶助、社会救济等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建设；公安、司法、国土、法院、工商、税务等实行片区管理的部门要调整优化机构布局（如增设代办点），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三）解放思想，创新干部管理机制创新制度。建立与两级体制相适应的干部管理制度。完善乡镇间、乡镇与区级部门间的科级以下干部有序流动制度。在一个地方工作满未达“改非”年龄的，原则上应进行交流。每年给乡镇一定的“优秀者正向交流”、“末位者逆向交流”的指导性指标。努力建设一支开拓创新、朝气蓬勃、

　　充满活力的基层干部队伍。畅通出口。区县归并形成干部数量过大，结构不合理是一道“马拉松”难题。然而换一个角度审视，作为一个特殊的移民城市，区县归并后留存了一大批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政策得当，可以转化成一笔宝贵的财富。学习温州“全民创业”的发展理念，借鉴河南商丘市“经济大发展、全民大创业”的做法，出台“工商零注册”、“按工作年限和工资标准给予买断性补偿”等宽松的工商登记、信贷融资、税费减免等创业配套政策，鼓励财政供养人员辞职或离岗创业。形成与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力、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推动超常规跨跃式发展。唯才是举。统筹城乡发展关键在人，要不拘一格用人才。建立行政与“参公”单位人才互动机制。行政单位公务员缺编，同等条件下，可优先从熟悉农村工作的事业干部队伍中补充。（四）调整充实，建立科学公正的综合考核机制基层考核要坚持“富民为本”的基本宗旨，按照“分类指导、结合实际、突出重点、注重民意、公开结果、接受监督、赏罚分明、推动工作”原则，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考核类别：按照区划类型及不同的发展基础和生产条件，可将原街道、中心镇、其他乡镇三类合并为街道、乡镇两大类考核，将正阳、舟白两镇纳入街道考核范围；考核内容：突出区委区政府全局工作和乡镇政府职能的重点，增加民生、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内容，项目适当精简，一般性常规工作改为单项评比。考核结构：为鼓励基层创造性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各自独特的资源优势，可按“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相结合改善考核结构。考核方式：要“官考”与“民考”并重，“自评”与“互评”结合。更加尊重民意，增大基层群众及辖区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参与度。考核结果经媒体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简化过程考核，重在最终绩效。（五）整改机构，创建科学公正的分配激励机制职能重组，政事分开。深化乡镇综合改革，通过分流、改制等方式理顺事业与行政间的分配关系。按行政性、纯公益服务性、经营性等标准重新调整界定乡镇事业机构性质。将财政、社保等具备典型行政性质的机构划归行政序列，将农业服务中心、文化卫生服务中心等承担的安检、执法、统计等行政职能剥离并入行政机构，符合条件的相应人员转入公务员序列，其工资分配参照行政标准执行。试行公共服务采购制。总结推广公共卫生服务券制度经

　　验，试行公共服务政府招标采购制度，赋予服务对象以选择优质服务的权利，形成政府公共服务的竞争机制，有效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变“以钱养人”为“以钱干事”。规范村居干部待遇。在撤并减少乡镇和村居建制基础上，由区政府按村居规模和乡镇财力状况统一制定村居干部报酬的分类标准和补助办法，区级补助纳入财政预算。制定津补贴配套政策。高度重视普遍性倾向性的干部思想动态，在执行津补贴统一规定前提下，研究制定更加合理的地方性补充政策。（六）统筹规划健全规范基层自治机制加强村居自治的基础建设。研究制定村（居）委建设方案，统一建设标准，纳入《城乡总体规划》。通过村居投劳、区乡投资等办法，用2至3年时间使村（居）委的工作环境明显改善；加强和改善基层自治工作领导。基层政府对村务工作要少一些行政干预，多一些服务引导。少干一些干不了、干不好、“戴着碓窝唱戏”的事。民主自治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研究制定发展农村劳务经济与鼓励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并重、激励城镇有经济实力懂经营管理的能人下乡进行土地集约经营的政策措施，大力发展村组集体经济，为村民自治健康发展提供物质保障。

篇六：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工作调研报告

　　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设调研报告

　　年初，市委下发《关于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指导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对此十分关注，将农村新型村级治理机制建设，列入年度专题调研课题。10月份，常委会主任带队到河西、河东两个片区，选择17个农村乡镇的17个村，采取一听、二问、三议、四走访的方式，对市各村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以及新型村级治理机制运行半年多以来的实际效果进行调研。同时，通过发放调查表，对191个行政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设及运行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调研报告，为市进一步健全和规范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提供参考。

　　一、全市农村新型村级治理机制建立、运行概况

　　市委《指导意见》下发以后，各乡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全市农村191个行政村，先后组建了村民民议事会、监事会。据统计，全市共选举产生村民议事会成员4963名，村民小组议事会成员12407名。村议事会成员中，党员2134名，占议事会成员总数的43%;村两委“四职干部”784名，占议事会成员总数的%。监事会一般在村议事会成员中，选

　　举非村组干部3至5人组成，由该村议事会成员中德高望重的老支书、老村长，担任监事会召集人。目前，已有大部分村级组织，通过议事会来决定本村的重大事项，全市农村各村议事会，议决事项1295项，现已执行748件，其余正在执行中。总体来看，村民议事会制度在市各农村乡镇已基本实现全覆盖，但发挥作用情况参差不齐。

　　根据现场了解的情况，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全市有20-30%的村级组织，村民议事会工作开展得比较好，达到或基本达到了《指导意见》关于建立村民议事会、监事会，发挥村民自治组织职能作用的目的。另外，有40%左右的村，议事会、监事会在村民自治中发挥的作用，还不够明显;有30%左右的村民议事会、监事会还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通过进一步了解，又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一是乡镇党委政府重视的地方，村民议事会发挥作用普遍较为明显;二是灾后统规统建、统规自建任务重的地方，村民议事会发挥作用也普遍比较明显;三是村两委战斗力强的地方，村民议事会发挥作用比较明显。

　　二、全市农村组建村民议事会、监事会主要模式

　　村民议事会选举的主要方式。从调查的情况看，市村民议事会的产生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分级选举制：分村组两级选举议事会成员，先由村民小组选举产生组议事会成员，再从组议事会成员中差额选举村民议事会成员，产生村议事会和监事会。大部分村采取了此种选举方式。其优点是，可以保证各组，作为利益单位，在议事会中的话语权、议事权，议事会在调整村内组间利益时，更容易得到认可。

　　二是直接选举制：采用“一户一票”的方式，从村民代表中，通过海选，直接选举村民议事会成员。此种组建方式，程序上更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

　　人员构成

　　一是村两委成员直接作为议事会成员，其他议事会成员由村民选举产生组建村民议事会。如，青城山镇、柳街镇和中兴镇的部分村组建的村民议事会，其村两委成员均全部进入村议事会。

　　二是村两委成员不直接作为议事会成员，而是与其他村

　　民或村民代表一样，通过直接选举或分级选举方式进入村民议事会。此种做法在全市村民议事会的组建中较普遍。

　　三是党员占议事会成员的比例，超过了40%。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指导意见》虽然仅对议事长身份做了具体规定，但选举结果表明：1、村民对两委成员是否进入议事会有不同看法;2、农村党员在议事会中达到了一定比例，说明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了群众的认可。

　　议事方式

　　一是自上而下的议事方式。即先由村两委结合本村实际，提出待定事项，再由村民议事会对待定事项进行议定或表决。调查反映采用此种方式议事的村较少。

　　二是自下而上的议事方式。即先逐户征求群众意见，收集归纳整理后，交议事会议定。调查反映，采用此种方式议事的村占绝大多数。以翠月湖镇清江村为例，其具体操作方式是：第一步向全体村民就涉及全村公共管理社会服务事宜，发放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余份，收集意见230余条;

　　第二步对收集意见进行归纳梳理，230余条意见归纳为63条，向村民公示;第三步召开村民议事会，对63条意见逐一讨论，拟定执行方案和先后顺序。截止目前，63条意见中，村级组织能够直接办理的已办结24条，剩余部分正在办理;部分不属于村级组织能直接办理的，已上报乡镇党委政府。

　　议定事项的决定方式

　　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即议事会应到人数过半数或应到人数80%以上通过，形成决定。参与调查的绝大部分村民议事会，决定议定事项采用该原则。其优点，首先是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决定原则一致;其次在突出公平的基础上有效地兼顾了效率。缺点是，一旦议定事项不能满足少数人的利益诉求，对该部分村民的执行难度较大。

　　二是一致通过原则。即议事会成员对议定事项一致同意，方可形成决定。参与调查的17个村级组织中，仅有紫坪镇黎明村、龙池镇光荣村，采取此种方式。其优点，首先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议定事项的公平性;其次一旦形成决定易于执行。其缺点是，效率低且容易出现议定事项久拖不决的现象。例如，龙池镇光荣村，该村有1000多万的土地款分配事宜，议事会讨论了四次，因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至今仍未

　　形成分配方案。

　　三是表决方式——票决。这是绝大部分村民议事会，对议定事项形成决定采取的表决方式。也有少部分村民议事会对议定事项，采取签字表决的方式进行。

　　三、乡镇、村两委、群众对议事会制度的看法

　　乡镇的看法：

　　约三分之二以上的乡镇认为，推行议事会制度很有必要，有利于解决当前村民自治组织自治能力弱，村干部与村民之间，干群矛盾突出的问题。同时，为更加有效地解决当前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土地整理、统规统建、统规自建，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中，涉及村民利益调整，村组利益合理分配等问题，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不到三分之一的乡镇认为，议事会制度只是一种管理村组事务的形式，目前，村上的组织太多，设立议事会必要性不大。只要村组班子搭建得好、战斗力强，照样能把工作推进好。

篇七：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工作调研报告

　　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调研报告

　　基层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石。当前,基层治理正经历由单向管理向多元化、参与式治理的创新转变,构建与我县相适应的治理体系,确保基层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针对基层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制定从政策层面加以解决、从业务层面加以指导、从经费层面加以保障的务实举措,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在创新中突围、在共治中拓展、在法治下前行。

　　一、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情况（一）完善协商制度机制,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创新。规范议事范围及参与主体。凡涉及村（居）务、财务的重要事项,都要提交村（居）民代表会议进行商议和表决。参会人员由村（居）民代表、村（居）“两委”成员、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各村（居）民小组组长组成,普通村（居）民可以自由到会旁听。涉及外来人员的议题外来人员代表列席会议,确保村（居）民代表会议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二）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确保协商决议公开。实施阳光村（居）务工程,凡协商决策需要村（居）委会落实的事项,均通过村（居）务公开栏第一时间公开,并及时反馈落实情况。随时收集村（居）民意见,解答村（居）民疑问,对村（居）民的不同意见作出解释。设定每次村（居）民代表会议的第一项议题为反馈上一次会议决策的落实情况,确保协商决策落实到位。（三）重视基层社会自治,发挥群众参与的基础作用。加强和改进农村（居）建设,规范和提升村（居）民自治水平,夯实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使之更好地适应和服务于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增强基层社会自治功能,扩大群众参与范围和途径,丰富自治内容和形式,努力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实现政府治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二、破解基层“两张皮”“灯下黑”“吊脚楼”“大呼隆”难题的路径方法（一）是建立基层治理工作责任制。通过构建科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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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权责明确的评估体系,引导基层组织尤其是“一把手”像抓经济发展、抓安全生产一样重视基层治理。同时,借助问责条例辅以严格的问责办法,用有力的刚性约束让基层组织从思想深处和日常工作中把基层治理摆在突出的重要位置。

　　（二）解决粗放式、碎片化管理的问题。随着基层公共事务的不断增多和日趋复杂,尤其是群众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基层治理迫切需要协同治理。但是,从现实情况看,碎片化管理、部门各自为战的情形非常明显,而且基层治理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牵涉面广。很多基层干部为此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也存在“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情况。事实证明,这种粗放式管理不仅浪费人财物,而且抓不住治理重点,还容易忽视治理盲点。

　　（三）解决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在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党是一切工作的领导核心。基层治理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但是,当前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战斗力凝聚力不强是突出问题。

　　三、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一）明确基层社会三治主体。以基层社会党组织、基层政府、城乡社区企业、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和城乡社区成员,五个三治为主体,坚持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切工作,发挥基层社会政府治理的主导作用,统筹发挥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进一步注重发挥城乡社区成员的自治功能,发挥其主人翁的作用,做到相互平衡、相互支撑、相互制约,以实现共同发展的共治目标。（二）明确基层社会自治目标。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依法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约束自己,制定必要的乡规民约,建立自我管理的议事机制,自己参与并处理自己的事务；坚持自我服务。通过创新机制和平台,发动群众服务群众,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社会组织参与社区自我服务模式,切实做到社区“事事有人管”；坚持自我教育。通过基层协商,可采用开放空间等工作模式,找到合法合情合理解决问题的方案,这种自我教育的过程其实也是社区成员的自我成长的过程；坚持自我监督。创新监督形式,调动城乡社区成员参与监督社区事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群众自我监督促进社区和谐,推动基层社区自治的良性互动。（三）推动基层社会法治建设。目前有的基层干部及执法人员在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协调基层社区各个利益关系主体、分配经济和社区资源时,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甚至还出现权大于法、言大于法、徇私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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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暴行政等违法行为。针对这些问题,应该发挥基层社会法治机制的保障作用,包括坚持全民守法,坚持法治精神,坚持法治保障,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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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八：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工作调研报告

　　平均人口由调整前的9804人增至16340据2007年末统计人口最多为城东街道41791人其次濯水镇为27704乡镇机构设置通过2001年和2006年两次全市同步改革各街道镇乡设置党政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科社会事务办公室科挂民政办公室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牌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牌子等4个综合办事机构

　　关于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的调研报告

　　关于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的调研报告推进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激发基层活力，用好人力资源，提高行政效率，对于加快统筹城乡发展步伐具有重要意义。经过调研，现就建立和完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报告如下。一、基本情况区现行基层行政体制是在1998年撤销地区建立开发区，撤销开发区和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建立区等多次行政体制调整基础上形成的。区成立以前，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下辖8个区工委，50个乡镇，526个村（居）委，3441个村（居）民小组。区成立后，进行乡镇机构调整时，撤销8个区工委，将50个乡镇调整为30个街道、镇、乡（其中3个街道，12个乡，15个镇）；村（居）委由526个调整为219个；村（居）民小组调整为1094个。调整后，全区街道、镇、乡平均幅员面积由49.96平方公里扩大为79.9平方公里，最大的阿蓬江镇173平方公里，最小的水田34平方公里（不含国有林场面积）；平均人口由调整前的9804人增至16340人，据末统计，人口最多为城东街道41791人，其次濯水镇为27704人，最少为白土乡7870人。

　　乡镇机构设置通过和两次全市同步改革，各街道、镇、乡设置党政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科）、社会事务办公室（科）（挂民政办公室、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牌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牌子）等4个综合办事机构。3个街道和正阳、舟白、冯家、阿蓬江、石会、马刺、濯水等镇增设“城镇建设管理办公室”。

　　人大、纪检监察、人武、工青妇等机构按有关规定设置。设置了14个片区国土所、14个片区司法所、15个片区公安派出所、4个基层法庭。

　　各乡镇设置农业服务中心、文化卫生服务中心、财政所、人口和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站等4个公益性事业单位。街道增设流动人口管理站。

　　核定下达乡镇行政编制890名（不含国土所编制51名），后勤事业编制72名，事业单位编制851名（含财政所编制）；目前实有公务员868人，工人72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793人。

　　二、主要问题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全面推进乡镇综合改革切实加强乡镇工作的意见》规定了乡镇政府“执行政策法规、推动经济发展、搞好社会管理、强化公共报务、维护和谐稳定”等五大职能。但目前基层行政管理仍存在与统筹城乡发展不够协调不相适应的诸多问题，需要区委区政府乃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认真研究解决。

　　（一）行政单元多，管理成本高近邻湖北省咸丰县36.4万人，仅设置10个乡镇。贵州省雷山县15.07万人，设置9个乡镇。区50万人设置30个乡镇行政单元明显偏多。温家宝总理曾感慨：“中国古代《大学》一文说，生财有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抒。现在在农村倒过来了。”区县归并“两套人马治县”，“食之者众”在尤为突出。在乡镇表现为经济实力弱，财政供养人员多，基层不堪负重。走访过程中，有同志实话实说：再减员30%—50%，工作也能照常开展。（二）事权不明晰，转型有差距一是纵向划分不明晰。市对区，区对乡镇的委托执法不规范，基层执法无手段，随意性较大。委托执法存在着“责权利不统一”、“人财物不配套”以及法律保障缺失等问题。如基层“扣车扣证”，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收缴、扣留机动车驾驶证。”之规定。形成“道路交通检查靠‘走’，水上交通检查靠‘吼’，食品安全检查靠‘看’，罚没执法靠‘抹’”的局面。很多乡镇认为，部门有借“委托”下卸责任之嫌，出现事故，乡镇政府就成了“替罪羊”。二是横向划分不明晰。机构职能设置存在“政事不分”、实际工作存在“政事难分”问题。不少乡镇事业与行政是打通运

　　行，形成事业单位履行行政职能多，履行本职职能少；街道机构设置市上无明确规定。工作急需的“城管中队”既无机构也无编制；文化卫生服务中心、社会保障所设置不科学，职能交叉重叠。

　　三是乡镇与村居划分不明晰。公共服务职能不到位，与群众联系不够紧密，干部反映“不好管”，群众反映“无人管”。

　　四是对内行政管理方式转变滞后。管理手段较单一。经济监督、社会管理上沿用强迫命令等行政手段多，经济、法律引导手段少。

　　（三）综合考核评价体系不尽科学项目过于繁杂。包罗万象“大而全”，喧宾夺主，淡化了重点。内容不够完备。有科学发展导向意义的可持续发展、民生问题等项目需要充实。形式比较单一。通常是年终突击式“官考”。各类计划小结总结报表等“游戏式考核”老套繁琐，助长了基层“现编现抄”，疲于应付等形式主义。结构需要优化。“规定动作”“一条鞭”考核难以充分照顾各地特殊的生产生态条件。如城北水库上游区域大规模养殖生猪可能影响城区水源环保安全；蓬东麻田村因煤炭开采水井全部干涸，人吃水都靠车拉，大规模发展生猪也不切实际。（四）干部管理方法急需改进

　　原“县—区—乡”三级体制下，乡镇之间干部的适时动态交流可有效保持基层队伍活力。体制调整后管理方式没有及时跟进。致使基层干部处于“块状分割”形态，干部流动存在“三好”“三难”现象：即“上好动下难动”（科级以上流动易科级以下流动难）；“进好动出难动”，“内好动外难动”（行政体制内流动易，事业向行政流动难）。有的乡镇建区8年来，除个别干部提拔调动和调入区级单位外，乡镇间交流基本没有。个别干部缺乏危机意识和进取精神，队伍缺少活力，基层又无手段，只好望洋兴叹！（五）分配政策需要完善分配缺乏灵活性。基层政事难分，工作统一做，却“政事不同酬”；村组干部报酬无统一规范，各地差别过大；实行全市公务员津补贴政策，实职与非领导职务津补贴基本无差别，一线干部任务重、责任大，连工作话费补助也没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线干部的积极性。（六）村民自治任重道远村组集体经济薄弱甚至“空壳”，村民自治的工作环境和条件较差；村居规模扩大村组干部工作量成倍增加，然而有的村干部报酬偏低（每月仅250元）；村民自治决策执行中缺乏约束手段，《村规民约》实施不力，有的流于形式；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还不规范。三、对策建议

　　（一）精兵简政，建立集约高效的行政体制“精兵”势在必行。不“精兵”就不能从根本上减轻群众负担，不“精兵”就无从提高行政效率。“食之者众”这类非常问题需要用非常措施来解决。要下决心通过“强村弱乡”、“诱导创业”等多种形式精简分流富余财政供养人口。“简政”大势所趋。随着免除农业税、村民自治、依法行政等国家大政重大调整，基层政府职能从“催粮催款”、“刮宫引产”式的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必将加速推进。“简政”是必由之路；我区5000多人的原蒲花乡改由居委会管理的成功实践，湖北咸丰县、贵州雷山县的“大乡镇制”的经验有力证明了“简政”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交通信息条件进一步改善，干部素质的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的增强，“简政”条件日趋成熟。“简政”要与区域发展战略相结合。随着渝怀铁路、渝湘高速公路、舟白机场陆续开通，阿蓬江流域开发的深入推进，作为武陵山区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逐步凸显。与国家“大部委制”改革相呼应，建议在科学论证基础上，进一步调整行政区划。撤并部分基层行政单元，适当扩大乡镇及村（居）建制，大幅度减少街道、乡镇数量，相应增大街道、乡镇管辖村、居范畴。在此基础上适度减少干部职数，大幅度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乡镇行政中心尽可能沿渝怀铁道、沿高速公路、沿阿蓬江流域布局，加速推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更好促进“三沿”产业发展和冯家、濯

　　水、阿蓬江镇城市绵延带建设。根据城市扩张要求及舟白、正阳两镇行政职能的特点，有必要及时将其转为“街道”建制，并相应调整其称谓和职能。

　　（二）深化改革，建立高效便民的管理机制明晰各级事权。职责不明，“政事不分”，老是“打麻子账”，就谈不上职能转变。科学界定乡镇政府职能，合理划分区与乡镇的职责权限，从有利于事业发展有利于社会管理出发，选择“条条管理”或“块块管理”的具体模式，不宜“一刀切”。基层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强化乡镇的服务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规范委托执法。市、区党委、政府应从严掌控部门与基层“责权利”的综合平衡，“责任委托”的同时，人财物等执法资源应向下作相应的倾斜分配，要研究制定市对区县、区对乡镇的委托执法财政转移支付等配套政策，真正建立起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系。转变领导方式。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的关系，农村产业发展要从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或行政命令、包办代替的惯性模式转变到主要依靠市场调节和通过经济及法律手段间接调控经济的方式上来；政府重点是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让基层政府从“有限政府无限责任”状态中解脱出来。

　　健全服务机制。解决边远乡村群众办事难的问题是政府面临的繁重任务。基层政府要通过做好“便民代理”服务工作进一步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把为民办事全程代理纳入乡镇的重要日常工作。行政富余人员优先充实“办事”队伍，建立覆盖城乡的代办网点，建立健全包括组织领导、目标考核、经费保障等统一的制度和政策。把“便民服务”真正办成百姓满意的民心工程。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资源要尽量向农村倾斜，加快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就业扶助、社会救济等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建设；公安、司法、国土、法院、工商、税务等实行片区管理的部门要调整优化机构布局（如增设代办点），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三）解放思想，创新干部管理机制创新制度。建立与两级体制相适应的干部管理制度。完善乡镇间、乡镇与区级部门间的科级以下干部有序流动制度。在一个地方工作满未达“改非”年龄的，原则上应进行交流。每年给乡镇一定的“优秀者正向交流”、“末位者逆向交流”的指导性指标。努力建设一支开拓创新、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基层干部队伍。畅通出口。区县归并形成干部数量过大，结构不合理是一道“马拉松”难题。然而换一个角度审视，作为一个特殊的移民城市，区县归并后留存了一大批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政策得当，可以转化成一笔宝贵的财富。学习温州“全民创业”的发展理

　　念，借鉴河南商丘市“经济大发展、全民大创业”的做法，出台“工商零注册”、“按工作年限和工资标准给予买断性补偿”等宽松的工商登记、信贷融资、税费减免等创业配套政策，鼓励财政供养人员辞职或离岗创业。形成与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力、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推动超常规跨跃式发展。

　　唯才是举。统筹城乡发展关键在人，要不拘一格用人才。建立行政与“参公”单位人才互动机制。行政单位公务员缺编，同等条件下，可优先从熟悉农村工作的事业干部队伍中补充。

　　（四）调整充实，建立科学公正的综合考核机制基层考核要坚持“富民为本”的基本宗旨，按照“分类指导、结合实际、突出重点、注重民意、公开结果、接受监督、赏罚分明、推动工作”原则，完善考核评价体系。考核类别：按照区划类型及不同的发展基础和生产条件，可将原街道、中心镇、其他乡镇三类合并为街道、乡镇两大类考核，将正阳、舟白两镇纳入街道考核范围；考核内容：突出区委区政府全局工作和乡镇政府职能的重点，增加民生、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内容，项目适当精简，一般性常规工作改为单项评比。

　　考核结构：为鼓励基层创造性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各自独特的资源优势，可按“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相结合改善考核结构。

　　考核方式：要“官考”与“民考”并重，“自评”与“互评”结合。更加尊重民意，增大基层群众及辖区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参与度。考核结果经媒体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简化过程考核，重在最终绩效。

　　（五）整改机构，创建科学公正的分配激励机制职能重组，政事分开。深化乡镇综合改革，通过分流、改制等方式理顺事业与行政间的分配关系。按行政性、纯公益服务性、经营性等标准重新调整界定乡镇事业机构性质。将财政、社保等具备典型行政性质的机构划归行政序列，将农业服务中心、文化卫生服务中心等承担的安检、执法、统计等行政职能剥离并入行政机构，符合条件的相应人员转入公务员序列，其工资分配参照行政标准执行。试行公共服务采购制。总结推广公共卫生服务券制度经验，试行公共服务政府招标采购制度，赋予服务对象以选择优质服务的权利，形成政府公共服务的竞争机制，有效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变“以钱养人”为“以钱干事”。规范村居干部待遇。在撤并减少乡镇和村居建制基础上，由区政府按村居规模和乡镇财力状况统一制定村居干部报酬的分类标准和补助办法，区级补助纳入财政预算。

　　制定津补贴配套政策。高度重视普遍性倾向性的干部思想动态，在执行津补贴统一规定前提下，研究制定更加合理的地方性补充政策。

　　（六）统筹规划健全规范基层自治机制加强村居自治的基础建设。研究制定村（居）委建设方案，统一建设标准，纳入《城乡总体规划》。通过村居投劳、区乡投资等办法，用2至3年时间使村（居）委的工作环境明显改善；加强和改善基层自治工作领导。基层政府对村务工作要少一些行政干预，多一些服务引导。少干一些干不了、干不好、“戴着碓窝唱戏”的事。民主自治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研究制定发展农村劳务经济与鼓励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并重、激励城镇有经济实力懂经营管理的能人下乡进行土地集约经营的政策措施，大力发展村组集体经济，为村民自治健康发展提供物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