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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斗争典型案例15篇

发布时间:2022-12-25 09:50:03 来源:网友投稿

意识形态斗争典型案例15篇意识形态斗争典型案例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意识形态斗争典型案例15篇,供大家参考。

意识形态斗争典型案例15篇

篇一:意识形态斗争典型案例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意识形态的内容,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起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各以特殊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意识形态的有机整体。意识形态按其阶级内容和它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形态即生产关系可分为:奴隶主意识形态、封建主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每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集中反映该社会的经济基础,表现出该社会的思想特征。每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都是复杂的,往往存在3种不同的体系:①反映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为其服务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②反映已被消灭的旧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残余。③反映现存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并为建立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服务的新的意识形态。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斗争,构成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在社会形态更迭时期,新旧意识形态之间发生的斗争尤为激烈。不同的意识形态相互影响,表现出社会意识形态发展中的继承性。不同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由于都是私有制的反映,它们之间具有某些共同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有着根本区别,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它是人类历史上最科学、最进步的意识形态。新的意识形态取代旧的意识形态、如同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什么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依据这个定义,可以说意识形态就是一种思想观念,但不是一般的思想观念,它有三个特征:第一是群体性,即不是个别人的思想观念,而是已经被某个群体(阶级或社会集团)所接受的思想观念,代表这个群体的利益并指导其行动;第二是系统性,即不是支离破碎的想法和观念,而是形成了体系;第三是历史性,即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

  

  

篇二:意识形态斗争典型案例

  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

  再教育活动工作实施方案

  按照《中共哈密市委关于深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再教育活动的实施意见》安排,从4月1日至5月15日我局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再教育活动进入整改及建章立制阶段,现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任务目标整改及建章立制阶段是巩固和检验前两个阶段成果,抓整改、见实效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要在前两个阶段工作的基础上,认真查找思想、工作上的薄弱环节和漏洞,制定责任明确、措施得力、监督机制完善的整改方案和措施。要针对对照讨论揭批阶段查找出来的问题,深化各项管理制度,强化防范措施,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要从组织上、制度上、落实上、督促检查上建立起长效机制,做到常抓不懈,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再教育活动成果不断得到强化、巩固和提高,使再教育活动真正成为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改正不足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二、方法步骤

  整改及建章立制阶段从4月1日起至5月中旬结束,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继续强化学习,层层开展动员。要把学习贯穿在整改及建章立制阶段的始终,继续深入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讲话精神和自治区七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地委委员(扩大)会议、市委五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等重点篇目,组织党员干部群众积极学习、宣传以王新丽同志为代表的唱响“三民”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典型事迹,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深入开展再教育活动重要作用的认识,提高对推进和谐社会建设重要意义的认识。通过学习和动员,进一步统一思想,深刻反思,充分做好整改工作的思想准备。(二)确定整改及完善各项规章制度的方案(4月8日至30日)。

  首先,在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时应对前阶段征求出来的意见以及针对“7·5”事件展开的讨论揭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进行梳理和分析,在认真学习、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要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围绕“两个共同”、“两个维护”的主题,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讨论活动,着重要用正反两个方面的教材警醒各族党员干部,擦亮眼睛,明辨是非。制定的规章制度要建立

  在了解社情民情的基础之上,符合当前形势下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再教育的客观要求,保证各项规章制度的可操作性,从而始终把理论联系实际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再教育活动各项规章制度制定的重要抓手。重点从利用和完善以下制度确保整改及建章立制阶段方案落实到位:一、意识形态领域再教育活动学习制度二、三、意识形态领域再教育活动领导办公室工作职责四、意识形态领域再教育活动为民办实事制度五、意识形态领域再教育学习活动考勤制度

  其次,着重找准群众反映最为突出、最为集中,影响本支部改革发展稳定和影响社会团结稳定的全局性问题,完善班子制度整改方案,整改方案不得少于2000字。实行层层审阅把关;领导班子整改方案于4月30日前报哈密市意识形态领导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再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街道班子成员的个人整改材料不得少于1500字。由党工委书记审阅,市督导组把关;各社区领导班子整改方案和书记、主任的个人整改材料,务必与4月30日前报街道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再教育活动办公室,由分管社区的领导进行审阅把关。在制定领导班子整改方案的过程中,

  要注意吸收班子成员个人的整改计划,集体研究决定,并听取指导组的意见。整改方案形成后,要在本单位进行通报,认真听取党员群众意见,根据所提意见作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第三,每个党员干部群众都要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个人整改材料。个人整改计划要对照健全后的各项规章制度,找准自身的突出问题,比对各项制度结合个人各自工作实际,突出整改重点,个人整改计划要结合各自工作实际,突出整改重点,防止在整改问题上出现避重就轻和敷衍应付的倾向。整改措施要尽量细化、量化,注重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对能够立即整改的,要马上整改,暂时不具备条件解决的,要向群众做好说明,提出整改时限。(三)明确整改重点,落实整改责任(4月30日至5月7日)。1、明确整改重点。针对不同问题,有针对性地明确各自整改重点。各党支部和党员个人要把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有机结合起来,致力做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积极探索建立长效工作机制。一要进一步完善意识形态日常监管机制。要切实加强对文艺创作、信息上报等思想文化阵地和各类报告会、研讨会、培训会、讲座的管理。二要不断健全加强社区、企业党组织建

  设的工作机制。切实抓好社区、企业党组织建设和作风整顿工作,从机关效能抓起,从干部作风抓起,真正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群众信得过、勇于同民族分裂主义作斗争并具有领导能力的优秀干部培养起来,作为重点培养干部。三要健全完善街道、社区领导干部定期联系宗教人士、定点联系宗教活动场所工作的监督机制,改进作风、提高效率,改善服务、增进群众感情等作为整改重点;党员领导干部要把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和做到为民、务实、清廉等作为整改重点。其他党员干部群众要把理想信念、党性修养、纪律作风、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为整改重点;保证整改工作不留死角,取得实效。四要建立健全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工作责任制。各部门要切实落实政治责任、领导责任、把关责任,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分管领导具体负责、有关部门分工协调、全社会共同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分渗透斗争工作的格局,确保所属舆论阵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确保所属文化单位提供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确保所属互联网网站等现代媒体不为有害信息提供传播渠道,确保辖区各级各类学校成为宣传科学理论、弘扬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确保

  2、落实整改责任。各党支部书记要对本单位的整改落实负全责,要按照工作分工,抓好整改及建章立制阶段的各项工作。要把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群众提出的热点难点问题亮出来,坚持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的原则,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要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要一级抓一级,一级促一级,层层抓落实,决不能久拖不决,更不能不了了之。(四)建立长效机制(5月7日至10日)。要从制度上查找原因和漏洞,属于有制度而没有坚持执行的,要制定出确保制度执行的措施;属于制度不完善的,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制度;属于原有制度不合时宜,脱离实际的,要进行调整完善。

  (五)组织开展“回查”(5月10日至15日)。整改提高阶段工作基本结束后,要开展一次回头自查活动。回头自查的内容要深入、广泛。要通过自查,全面认真梳理本单位开展再教育活动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漏洞,拾遗补缺,及时整改,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再教育活动取得实效。三、要求1、加强组织领导。各社区、企业党支部书记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集中精力抓整改,

  不得推卸责任。要按照街道党工委的统一安排部署召开转段会议。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自觉克服松劲情绪,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切实抓好整改及建章立制阶段的工作。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制定整改计划,带头落实整改措施,推动整改工作深入开展。2、要认真总结。要在整改提高阶段工作完成后,及时进行小结,并对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再教育活动进行全面总结。总结材料务必于5月上旬前报街道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再教育活动办公室。

  二0一0年四月八日

  通过分析形势、宣讲“五观”、“四个认同”、“三个离不开”、“三爱”、“六好”、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非法宗教活动的23条界定》等相关内容,使宗教界人士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反分裂教育,使他们深刻认识到“三股势力”的反动本质和现实危害,提高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和自身免疫力。

  在宣讲活动中,统战民宗部门要求:宗教界人士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特殊优势,着力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

  一要认真学习贯彻《宗教事务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增强依法从事宗教事务活动的自觉性。《宗教事务条例》是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方面的综合性行

  政法规,为依法保护正常宗教活动、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制止利用宗教进行的非法活动,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大家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其基本精神,掌握具体的规定,真正成为自觉遵纪守法的模范。

  二要善于运用宗教中的积极因素,正确阐释宗教教义,批驳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等一些违背社会和谐、宗教和顺的歪理邪说,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爱国宗教人士不仅自己要带头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积极发挥参与新农村建设、乡风文明建设、移风易俗、破除陋习、勤劳致富、宣传党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法律法规等方面的作用,还要在信教群众中积极宣传,做好表率。要积极抵制零散朝觐,引导具备条件的信教群众走有组织、有计划朝觐的道路,引导信教群众把主要精力和有限的资金用于发展经济、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勤劳致富、努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上来。

  

  

篇三:意识形态斗争典型案例

  意识形态批评案例分析

  在《谈谈工人运动的心理》这篇文章中,普列汉诺夫高度赞扬了高尔基的戏剧《仇敌》。普列汉诺夫认为艺术家必须同时又是心理学家,应向读者表明阶级斗争怎样影响了剧中人物的精神状态、思想和感情,而《仇敌》恰好符合这一要求。同时,普列汉诺夫还认为现代生产关系和现代技术促使无产者成为了社会性的动物并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心理,使得他们感到自己是一个量,只有同其他量加在一起才有意义。《仇敌》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来理解这种心理。

  具体来说普列汉诺夫认为《仇敌》主要体现了一下几点:一、人的社会阶级地位决定其观点的差别。无产阶级乐于指望群众且为了本阶级的利益甘愿牺牲自己,尽管他们认识到了并且也尽力把未来想象的坎坷崎岖,但仍然无退缩之意。这种敢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展现了他们对未来的自信。资产阶级则更乐于指望个人,且总喜欢用夸大的希望来鼓舞自己,这种无根据的乐观体现了他们对未来的悲观。二、社会的经济地位决定社会成员的心理。“上等阶级”的人们因为占有很多的生产资料而将金钱看成十分平淡的东西,谈论金钱是他们厌烦。但对于无产者来说,为“金钱”斗争就是为扞卫和发展自己的自尊心而斗争,他们斗争不仅是为了增加工人收入的“金钱”的数目,而是要改变甚至摧毁现存的经济制度。这在列夫欣和塔季雅娜佳的谈话中可以窥见一斑。三、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别,“上等阶级”认为“消灭金钱”的问题是道德问题,它意味着生活朴素,不尚奢侈,,消灭自己的贪欲和其他恶习,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消灭金钱”的问题是社会问题,恶不在于金钱在人们面前勾画了一幅只有金钱才能换得来的欢乐的图画从而使人腐化,而在于它使人屈从于金钱,因为不屈从将无法满足肉体和精神的需求。因此,道德问题就成了社会问题。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无法接受托尔斯泰的“无以暴力抗恶”的观点,因为社会的罪恶取决于它的社会制度,制度不变恶不会减少,而改变社会制度,无产阶级除了身上的枷锁,什么都不会失去,改变社会制度有时需要暴力。

  在这篇文章中普列汉诺夫对《仇敌》的分析和评价都是比较精准和全面的,他在肯定《仇敌》艺术性的前提先,重点论述了其思想深度和历史内涵。但是我认为在这篇文章中普列汉诺夫过分拔高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境界,或者说他并没有透彻的分析无产阶级的心理,尽管我们不能否认无产阶级的自我牺牲精神,但也不能片面的认为当时所有的无产阶级都具备这种精神或者说无产阶级只单纯地拥有这种精神而没有其他个人私念。文章只分析了无产阶级的“超我”心理,而没有论述“自我”或“本我”的心理,或者说是没有分析被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所遮蔽的深层无意识。

  因为尽管作家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具有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有时大于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但是,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材料毕竟是经过了作家的个性化处理,也就是折射后才进入作品的而这种折射本身包含意识形态性质。高尔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有可能会夸大无产阶级的积极的精神品质,而掩盖了一些消极的品质,批评家有责任指出这种偏。当然评论家本身也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有时他们也无法完全客观地看待事物。

  

  

篇四:意识形态斗争典型案例

  高职学生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及提升路径

  摘要:在学生日常管理工作中,高度重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不仅能杜绝学生受错误思潮影响,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还利于构建和谐、文明校园,从根本上避免校园之中发生意识形态斗争。本文,将结合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现状,详细阐述网络意识形态提升路径,旨在打造高职院校良好的网络意识形态教育环境。

  关键词: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提升

  基于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网络平台上负面信息对学生产生了深远影响,负面信息的滋长让学生出现了美丑不分、价值观扭曲、是非颠倒的问题,对学生健康成长产生了负面影响。针对这个问题,开展网络意识形态的教育,对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做出正确指引迫在眉睫。

  一、设定教育体系

  针对学生网络意识形态进行治理时,运用大数据技术要有针对性地设定行为监控、舆情应对、信息防控“三位一体”教育体系。其中,在行为监控体系构建中,应明确部署网络舆情监测系统,及时搜集具有前瞻性的信息。同时,行为监控中要明确全面实现实名认证,将学生学号与上网账号捆绑到一起,以准确监控学生上网行为,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做好铺垫。在信息防控教育体系构建中,应明确发挥好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的过滤功能,有针对性地为学生过滤掉反动、暴力、非法等不良信息,以避免错误信息影响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在舆情应对体系构建中,应重视采集学生们上网时的日志信息,对其展开智能分析活动,跟踪、研判可能出现的不良网络舆情,提前部署好应对措施。同时,体系构建中应明确建设校园门户网站、校园新闻网和网络文化网站等,并重视将正确观点和重点新闻放在网站上显眼位置,以对网络舆论做出引导,避免不良舆论信息误导学生,使学生在正确舆论影响下渐渐形成良好价值观。另外,对舆情应对教育体系进行完善时应明确辅导员要积极参与到网络舆情组织工作中,主要负责扮演舆情引导角色,科学控制舆情走向。同时,为应对好网络舆情,应明确辅导员需与学生干部、专

  业教师展开协同工作,以动态化形式共同监控学生网络意识、网络行为,及时解除他们不正确的思想。

  二、创新教育形式

  高职学生普遍文化基础较弱、学习热情不高、自律意识不足、思想觉悟较差、缺少丰富的社会阅历,他们容易受到不良网络信息的误导。我们作为辅导员,要积极创新网络意识形态教育形式,让学生网络安全意识、网络信息辨析能力等有所提高,最终构建起相对积极的网络意识形态。实际教育工作中,可通过举办主题班会、讨论会、座谈会等形式达到治理目的。例如,组织一次“加强网信意识,强化网信安全”主题班会。主题班会开展中,为学生筛选一些典型案例和事例,引导学生展开激烈讨论,以增强他们网络安全意识。同时,可为学生播放一些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斗争视频,通过观看视频引导学生做好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斗争,警醒他们面对网络安全问题时要增强防范意识,做好分内事。此外,针对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实施教育时可发挥好微博、抖音、微信等新媒体的重要作用,由此拓展教育渠道,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正确指引。实际教育中,可利用微博、微信、抖音等网络平台做正面宣传,营造充满正能量的网络文化氛围。同时,可通过微博、微信、抖音警示学生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炒作等“病灶”现象,引发学生深思,警醒学生从自身做起,杜绝不良网络道德行为。

  三、完善教育内容

  日常教育工作中为取得较好的网络意识形态教育效果,要坚持与时俱进对其教育内容进行完善、拓展、延伸。首先,要积极融入网络法制教育内容,有针对性地开展网络懂法教育、网络守法教育、网络维权教育、网络安全教育。其中,在网络懂法教育中,应多与法院、公安局等部门展开合作,共同构建一个网络法制教育基地,在网络法制教育基地开设相关课程,增进学生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在网络守法教育中,应引导学生重点分析网络侵权行为、网络交友行为、网络诈骗行为等一系列行为,向他们明确网络行为中需履行的义务,警醒学生坚决不做违法事情。在网络维权教育中,应以网络维权基本方法、基本途径内容为主开展教育,向学生普及一些网络法律知识。在网络安全教育中,应耐心教授网络安全基本知识,帮助学生分析网恋、网购刷单等网络行为的利弊,让他们树立起

  网络安全意识。其次,要积极融入网络信念教育内容。再次,面对部分学生深受网络不良信息毒害的现象,要积极融入自律教育。自律教育中,有针对性地借鉴儒家“慎独”思想,深入讲解其思想精髓,以警醒学生严格要求自己,自觉遵守网络法律。同时,自律教育中可展开家校合作,多与家长进行沟通,鼓励家长用自己的自律思想正确引导孩子,家校共同教育学生能真正做到自律上网,由此提升网络意识形态的教育。

  四、融合思政教育

  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中,为提升育人效果,要积极融合思政教育,其利于学生形成正确意识形态。实际教育中,要重视将思政教育渗透到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各个环节,以突出教育特色。同时,融合思政教育时要有意识地渗透爱国主义、诚实守信、社会公德、法治、理想信念等教育内容。举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在网络意识形态教育中,可利用网络平台开展“网上祭英烈”、“我为家乡代言”等活动,并借助“易班”开展线上抢答活动,补充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这种教育形式,能引导学生自觉吸收网络上爱国主义信息,杜绝不良信息误导。此外,为更好地端正学生网络道德行为,可积极融入诚实守信思政教育内容。实际教育中,可开展一次“网络诚信,从我做起”的教育活动,让学生深刻意识到网络诚信建设人人有责,教育学生作为网民要认真贯彻诚实守信的网络行为,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同时,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社会秩序,不为任何组织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不泄漏、篡改、毁损他人信息。通过融合思政教育,学生们才能形成正确网络意识形态。

  结论:综上可知,针对学生开展网络意识形态教育对他们成长成才十分有益。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中,要精心设定“三位一体”教育体系,并逐步完善网络意识形态教育中的形式、内容。同时,积极融合思政教育开展治理工作,以显著提升网络意识形态教育效果,让学生构建起健康的价值观,对他们价值取向形成正确引导。

  参考文献

  [1]王晓强.网络背景下高职院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策略研究[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8,40(11):4.

  [2]潘瑾菁,王安萍.新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教育格局的构建[J].法制与社会,2019(34):2.

  本文属于柳州城市职业学院科研课题,课题名称:基于大数据背景下高校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探究,课题编号:2021KYB23

  

  

篇五:意识形态斗争典型案例

  如何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仗切实从思想上政治上牢牢掌握部队

  根据这次专题理论学习的计划安排,我就《如何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仗,切实从思想上政治上牢牢掌握部队》这个思考讨论题,做一个肤浅的体会交流,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前段,我从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沈阳军区一名连队司务长在外出采购时被几个自称“救国救世”的人围住,这些人劝其退党退伍,邀请加入他们的组织并为其“封官”,同时塞给他一本“宣传册”,让他“学习学习”。这名司务长归队后交给连队干部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什么“一党化、政治化,军队就走不到信息化”、“军队非政治化”、“军队应当保持中立”等反动言论。由此发现,现在我国的意识形态斗争形势严峻复杂,尖锐激烈,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虽没有迷漫的“硝烟”,但同样“惊心动魄”,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各种思潮与思想观念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意识形态领域的杂音、噪音也越来越多;敌对势力与我争夺阵地、争夺青年、争夺人心的斗争空前激烈。部队官兵坚定“四信”、铸牢精神支柱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部队思想政治建设面临诸多新课题新考验。因此,我们必须从维护国家安全发展、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的战略高度,从实现“三个确保”的时代高度,深刻认识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

  性和尖锐性,下大力抓好思想政治建设,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动仗。

  我认为,首先,要加强理论武装,进一步铸牢理想信念。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我们必须围绕“三个确保”的时代课题,组织干部职工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领会掌握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帮助大家打牢抵制侵蚀、听党指挥的思想根基。要坚持把创新理论武装与解决现实思想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大家树立远大志向,塑造高尚人格,始终保持很强的政治鉴别力和免疫力,抗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经得起考验,做到拒腐蚀、永不沾。

  其次,要端正价值取向,进一步规范行为方式。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军队的具体体现,用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家的思想行为,是有效抵制敌对意识形态领域渗透的治本之策。为此,要把广泛开展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政治教育,大力倡导向身边典型、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实践者向军华同志学习活动,作为思想政治建设的基础工程和灵魂工程,通过理论灌输、文化熏陶、典型示范,教育引导大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努力培养干部职工的文明

  行为和生活方式,帮助大家自觉坚定理想信念、端正价值追求、纯洁思想道德、规范行为方式,按照分区首长要求的“八小时之内干好自己的政绩,八小时之外管好自己的足迹”。

  再次,要占领文化阵地,进一步培养道德情操。当前,文化领域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最为激烈的阵地。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文化的侵蚀影响,坚持用先进的军营文化引导大家,把一切腐朽消极的思想文化抵制在军营之外。我曾在123师部队担任过师团两级文化干事兼俱乐部主任,我想要占领文化阵地,要做到“三要”:一要建强文化骨干队伍。军分区部队干部虽然不多,但也有不少的文艺骨干分子,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提高用先进文化凝聚军心士气的实际本领,利用政工干部培训的机会有意安排这方面的内容,使他们能在带动军营文化建设发展中“唱好主角”。二要重视基础文体设施建设。活动要开展,设施是关键。只有不断加强对文体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才能为军营文化提供坚强的物质支撑。今年我部计划建一个室外羽毛球场、一个室内乒乓球场和一间娱乐室。三要积极开展好军营文化活动。我们要针对人武部干部不多,但思想都相对活跃,要注重盘活内部资源,用好驻地资源,经常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用富有特色的军营文化吸引和感染部队,培养大家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和道德情操。

  最后,要善用网络平台,进一步打好信息攻防主动仗。一方面,要主动作为。善于发挥互联网、3G手机等新兴传媒的积极因素,培养“红枪手”、“红刀手”,建立“红色版主”、“红色论坛”,持续用正确信息加强正面舆论宣传,把反动观点粉碎掉,把错误思潮打压住,把消极思想挤出去,在各个击破中瓦解敌对势力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体系。另一方面,要为我所用。要以全军政工网、部队局域网为依托,积极打造网络文化,用高素质高品质的网络文化增强内部网的吸引力。要积极开发拓展军分区、人武部网页的宣传教育作用,使其真正成为思想工作的好帮手、学习成才的大课堂、文化娱乐的新园地,切实成为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敌斗争的前哨和主阵地。

  

  

篇六:意识形态斗争典型案例

  意识形态领域典型案例通报

  7月10日,天津市通报3起不作为不担当典型问题,其中一起因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不力的典型问题引起舆论关注。通报称,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委巡视员、副书记张世军同志违反工作纪律,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不力问题。2018年10月,在高新区某论坛举办过程中,高新区工委宣传部未按照规定对论坛活动履行审批程序、未对主讲人进行严格核查、未对现场进行有效管控,导致出现错误言论,造成恶劣影响。张世军作为负责宣传工作的副书记,本应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好导向、守住阵地、管好队伍,但却重视不够、履职不力,对意识形态阵地失察失管。2019年2月,张世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篇七:意识形态斗争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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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

  再教育活动工作实施方案

  按照《中共哈密市委关于深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再教育活动的实施意见》安排,从4月1日至5月15日我局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再教育活动进入整改及建章立制阶段,现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任务目标整改及建章立制阶段是巩固和检验前两个阶段成果,抓整改、见实效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要在前两个阶段工作的基础上,认真查找思想、工作上的薄弱环节和漏洞,制定责任明确、措施得力、监督机制完善的整改方案和措施。要针对对照讨论揭批阶段查找出来的问题,深化各项管理制度,强化防范措施,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要从组织上、制度上、落实上、督促检查上建立起长效机制,做到常抓不懈,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再教育活动成果不断得到强化、巩固和提高,使再教育活动真正成为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改正不足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二、方法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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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改及建章立制阶段从4月1日起至5月中旬结束,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继续强化学习,层层开展动员。要把学习贯穿在整改及建章立制阶段的始终,继续深入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讲话精神和自治区七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地委委员(扩大)会议、市委五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等重点篇目,组织党员干部群众积极学习、宣传以王新丽同志为代表的唱响“三民”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典型事迹,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深入开展再教育活动重要作用的认识,提高对推进和谐社会建设重要意义的认识。通过学习和动员,进一步统一思想,深刻反思,充分做好整改工作的思想准备。(二)确定整改及完善各项规章制度的方案(4月8日至30日)。

  首先,在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时应对前阶段征求出来的意见以及针对“7·5”事件展开的讨论揭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进行梳理和分析,在认真学习、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要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围绕“两个共同”、“两个维护”的主题,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讨论活动,着重要用正反两个方面的教材警醒各族党员干部,擦亮眼睛,明辨是非。制定的规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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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要建立在了解社情民情的基础之上,符合当前形势下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再教育的客观要求,保证各项规章制度的可操作性,从而始终把理论联系实际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再教育活动各项规章制度制定的重要抓手。重点从利用和完善以下制度确保整改及建章立制阶段方案落实到位:一、意识形态领域再教育活动学习制度二、三、意识形态领域再教育活动领导办公室工作职责四、意识形态领域再教育活动为民办实事制度五、意识形态领域再教育学习活动考勤制度

  其次,着重找准群众反映最为突出、最为集中,影响本支部改革发展稳定和影响社会团结稳定的全局性问题,完善班子制度整改方案,整改方案不得少于2000字。实行层层审阅把关;领导班子整改方案于4月30日前报哈密市意识形态领导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再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街道班子成员的个人整改材料不得少于1500字。由党工委书记审阅,市督导组把关;各社区领导班子整改方案和书记、主任的个人整改材料,务必与4月30日前报街道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再教育活动办公室,由分管社区的领导进行审阅把关。在制定领导班子整改方案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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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吸收班子成员个人的整改计划,集体研究决定,并听取指导组的意见。整改方案形成后,要在本单位进行通报,认真听取党员群众意见,根据所提意见作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第三,每个党员干部群众都要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个人整改材料。个人整改计划要对照健全后的各项规章制度,找准自身的突出问题,比对各项制度结合个人各自工作实际,突出整改重点,个人整改计划要结合各自工作实际,突出整改重点,防止在整改问题上出现避重就轻和敷衍应付的倾向。整改措施要尽量细化、量化,注重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对能够立即整改的,要马上整改,暂时不具备条件解决的,要向群众做好说明,提出整改时限。(三)明确整改重点,落实整改责任(4月30日至5月7日)。1、明确整改重点。针对不同问题,有针对性地明确各自整改重点。各党支部和党员个人要把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有机结合起来,致力做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积极探索建立长效工作机制。一要进一步完善意识形态日常监管机制。要切实加强对文艺创作、信息上报等思想文化阵地和各类报告会、研讨会、培训会、讲座的管理。二要不断健全加强社区、企业党组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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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的工作机制。切实抓好社区、企业党组织建设和作风整顿工作,从机关效能抓起,从干部作风抓起,真正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群众信得过、勇于同民族分裂主义作斗争并具有领导能力的优秀干部培养起来,作为重点培养干部。三要健全完善街道、社区领导干部定期联系宗教人士、定点联系宗教活动场所工作的监督机制,改进作风、提高效率,改善服务、增进群众感情等作为整改重点;党员领导干部要把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和做到为民、务实、清廉等作为整改重点。其他党员干部群众要把理想信念、党性修养、纪律作风、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为整改重点;保证整改工作不留死角,取得实效。四要建立健全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工作责任制。各部门要切实落实政治责任、领导责任、把关责任,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分管领导具体负责、有关部门分工协调、全社会共同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分渗透斗争工作的格局,确保所属舆论阵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确保所属文化单位提供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确保所属互联网网站等现代媒体不为有害信息提供传播渠道,确保辖区各级各类学校成为宣传科学理论、弘扬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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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落实整改责任。各党支部书记要对本单位的整改落实负全责,要按照工作分工,抓好整改及建章立制阶段的各项工作。要把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群众提出的热点难点问题亮出来,坚持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的原则,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要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要一级抓一级,一级促一级,层层抓落实,决不能久拖不决,更不能不了了之。(四)建立长效机制(5月7日至10日)。要从制度上查找原因和漏洞,属于有制度而没有坚持执行的,要制定出确保制度执行的措施;属于制度不完善的,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制度;属于原有制度不合时宜,脱离实际的,要进行调整完善。

  (五)组织开展“回查”(5月10日至15日)。整改提高阶段工作基本结束后,要开展一次回头自查活动。回头自查的内容要深入、广泛。要通过自查,全面认真梳理本单位开展再教育活动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漏洞,拾遗补缺,及时整改,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再教育活动取得实效。三、要求1、加强组织领导。各社区、企业党支部书记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集中精力抓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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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推卸责任。要按照街道党工委的统一安排部署召开转段会议。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自觉克服松劲情绪,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切实抓好整改及建章立制阶段的工作。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制定整改计划,带头落实整改措施,推动整改工作深入开展。2、要认真总结。要在整改提高阶段工作完成后,及时进行小结,并对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再教育活动进行全面总结。总结材料务必于5月上旬前报街道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再教育活动办公室。

  二0一0年四月八日

  通过分析形势、宣讲“五观”、“四个认同”、“三个离不开”、“三爱”、“六好”、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非法宗教活动的23条界定》等相关内容,使宗教界人士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反分裂教育,使他们深刻认识到“三股势力”的反动本质和现实危害,提高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和自身免疫力。

  在宣讲活动中,统战民宗部门要求:宗教界人士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特殊优势,着力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

  一要认真学习贯彻《宗教事务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增强依法从事宗教事务活动的自觉性。《宗教事务条例》是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方面的综合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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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法规,为依法保护正常宗教活动、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制止利用宗教进行的非法活动,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大家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其基本精神,掌握具体的规定,真正成为自觉遵纪守法的模范。

  二要善于运用宗教中的积极因素,正确阐释宗教教义,批驳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等一些违背社会和谐、宗教和顺的歪理邪说,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爱国宗教人士不仅自己要带头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积极发挥参与新农村建设、乡风文明建设、移风易俗、破除陋习、勤劳致富、宣传党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法律法规等方面的作用,还要在信教群众中积极宣传,做好表率。要积极抵制零散朝觐,引导具备条件的信教群众走有组织、有计划朝觐的道路,引导信教群众把主要精力和有限的资金用于发展经济、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勤劳致富、努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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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八:意识形态斗争典型案例

  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对分裂斗争总结

  文件编码(GHTU-UITID-GGBKT-POIU-WUUI-8968)

  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

  集中再教育活动总结

  根据教育局的文件精神和工作部署,我校认真开展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集中教育活动:

  一、利用五个层面,统一思想,积极开展教育活动。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是教书育人的导师,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政治使命,必须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必须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抵制非法宗教活动。决不允许任何人,利用社会主义讲台向学生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传播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教义。深入持久地在教育系统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是争夺人心,争夺阵地,巩固社会主义思想基础的严肃的政治斗争,直接关系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直接关系到新疆的稳定和发展。我校全体师生充分认识到深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教育活动的重要性、紧迫性,我们从党支部、行政、党员、教师、学生五个层面,从讲政治的高度,从确保新疆长治久安和我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进一步认清形势,统一思想,紧密结合自身的思想实际,扎实有效地开展了这次教育活动。二、多种教育方式结合,扎实有效进行教育活动。

  我校运用大会集中学习、小组讨论学习、教师自学并集中分组讨论学习、集中观看录像、撰写心得体会等多种方式,扎实有效地开展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集中再教育活动。

  1、加强党支部对学校各项工作的领导。

  2、强化思想教育。召开动员大会,传达学习上级相关文件和领导讲话精神。

  3、制定《学校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集中教育活动计划》。

  4、利用支部会议、全校教师大会,分层学习上级相关文件;5、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五观”教育、形势政策教育,使各族师生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普及法制教育,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严防违法犯罪行为向教育领域渗透,使广大师生做到学法、懂法、遵纪守法;强化教师职业道德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培养高尚道德情操,严防非道德行为向教育系统渗透并做到制度化、经常化、长期化。6、他们将利用教学阵地进行民族大团结教育,树立“三个离不开”的思想。三、紧抓教育阵地,做好坚强堡垒。教师都必须明确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政治责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统一思想认识,强化政治观念,加强阵地建设,在意识形态领域筑起牢固的反分

  裂、反渗透的铜墙铁壁。脚踏实地努力工作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做出新的贡献。

  我校党支部是一座坚强的堡垒,我们紧抓教育阵地,教育我们的教师、学生不参加任何宗教活动。

  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教育活动的开展很是必要、很是及时,通过学习,我们进一步提高了认识,我们认为,再教育活动对小学生同样重要。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今天的中国是强大的中国,团结进步是当代的历史潮流,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闹独立、搞分裂只能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必然遭到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并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我们要保护学院这片净土,扎实做好教育教学工作。我们要立场坚定、态度明确、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从思想上筑起反分裂的钢铁长城,积极为建设平等的、团结的、互助的、和谐的民族关系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学

  

  

篇九:意识形态斗争典型案例

  西化意识形态警示教育案例

  【案例简介】东部某市公安局副局长吴某,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一篇文章,并发表评论公然否定“一国两制”。随后,其观点被大规模转发,在当地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吴某也因“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受到纪律处分。

  【案例分析】微信作为数字时代的社交平台,是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阵地之一,已经融入到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也为广大党员干部提供了便利。微信只是交流的载体,底线还是在人心。其实微信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关键在于怎么用。用得好,可以促进工作,但一旦越界,就会成为违法乱纪的帮凶。纵观近年来中纪委查处的案件,党员中有的干部认为微信世界是虚拟的,不受党员干部身份的约束,变得肆无忌惮;党员中有些干部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在微信中是匿名的,于是自由宣泄个人情绪,发表个人观点;党员中有些干部觉得微信收发红包没有问题,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

  【案例启示】案例中违纪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违纪者没有时刻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的第一身份,没有时刻绷紧纪律之弦。互联网时代,包括微信在内的诸多产品、工具都极大扩展了党员干部的言行边界。有人能做到网上、网下言行合一,有人则网上、网下“两张面孔”。从博客到微博,从QQ到微信,很多党员干部并没有被社交平台的更迭淘汰,却因为党性

  意识和纪律意识不强而“中招”。纪律不分线上、线下,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党员干部在公共空间就应该严守规矩,微信也不例外。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每一名党员干部在使用微信及其他社交媒体时,都要经常拿纪律的尺子量量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在纪律允许的范围内。要时刻绷紧纪律之弦,切记使用微信莫“任性”。

  

  

篇十:意识形态斗争典型案例

  意识形态批评案例分析

  在《谈谈工人运动的心理》这篇文章中,普列汉诺夫高度赞扬了高尔基的戏剧《仇敌》。普列汉诺夫认为艺术家必须同时又是心理学家,应向读者表明阶级斗争怎样影响了剧中人物的精神状态、思想和感情,而《仇敌》恰好符合这一要求。同时,普列汉诺夫还认为现代生产关系和现代技术促使无产者成为了社会性的动物并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心理,使得他们感到自己是一个量,只有同其他量加在一起才有意义。《仇敌》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来理解这种心理。

  具体来说普列汉诺夫认为《仇敌》主要体现了一下几点:一、人的社会阶级地位决定其观点的差别。无产阶级乐于指望群众且为了本阶级的利益甘愿牺牲自己,尽管他们认识到了并且也尽力把未来想象的坎坷崎岖,但仍然无退缩之意。这种敢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展现了他们对未来的自信。资产阶级则更乐于指望个人,且总喜欢用夸大的希望来鼓舞自己,这种无根据的乐观体现了他们对未来的悲观。二、社会的经济地位决定社会成员的心理。“上等阶级”的人们因为占有很多的生产资料而将金钱看成十分平淡的东西,谈论金钱是他们厌烦。但对于无产者来说,为“金钱”斗争就是为捍卫和发展自己的自尊心而斗争,他们斗争不仅是为了增加工人收入的“金钱”的数目,而是要改变甚至摧毁现存的经济制度。这在列夫欣和塔季雅娜佳的谈话中可以窥见一斑。三、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别,“上等阶级”认为“消灭金钱”的问题是道德问题,它意味着生活朴素,不尚奢侈,,消灭自己的贪欲和其他恶习,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消灭金钱”的问题是社会问题,恶不在于金钱在人们面前勾画了一幅只有金钱才能换得来的欢乐的图画从而使人腐化,而在于它使人屈从于金钱,因为不屈从将无法满足肉体和精神的需求。因此,道德问题就成了社会问题。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无法接受托尔斯泰的“无以暴力抗恶”的观点,因为社会的罪恶取决于它的社会制度,制度不变恶不会减少,而改变社会制度,无产阶级除了身上的枷锁,什么都不会失去,改变社会制度有时需要暴力。

  在这篇文章中普列汉诺夫对《仇敌》的分析和评价都是比较精准和全面的,他在肯定《仇敌》艺术性的前提先,重点论述了其思想深度和历史内涵。但是我认为在这篇文章中普列汉诺夫过分拔高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境界,或者说他并没有透彻的分析无产阶级的心理,尽管我们不能否认无产阶级的自我牺牲精神,但也不能片面的认为当时所有的无产阶级都具备这种精神或者说无产阶级只单纯地拥有这种精神而没有其他个人私念。文章只分析了无产阶级的“超我”心理,而没有论述“自我”或“本我”的心理,或者说是没有分析被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所遮蔽的深层无意识。

  因为尽管作家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具有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有时大于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但是,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材料毕竟是经过了作家的个性化处理,也就是折射后才进入作品的而这种折射本身包含意识形态性质。高尔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有可能会夸大无产阶级的积极的精神品质,而掩盖了一些消极的品质,批评家有责任指出这种偏。当然评论家本身也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有时他们也无法完全客观地看待事物。

  

  

篇十一:意识形态斗争典型案例

 班会引领铸魂之旅

  ——中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一、问题提出思想引领行动是我党优秀工作经验的传承,也是我国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不变的保证,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熔铸灵魂的必要方式。当前,我们要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美丽中国梦”,就需要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各项工作,如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发展新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等。这些工作的贯彻落实,都离不开政治观念端正、思想开放、素质优异、能力突出的全体人民努力,而这其中,担负重任的当数广大青少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中学思想教育又回到了原点,为谁培养人?培养怎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十九大关于发展和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文化自信,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要求我们结合实际与中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结合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任务,大力发展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在多元化育人发展形势下,我校研究实施了“班会引领铸魂之旅”活动,牢牢掌握了意识形态下的工作领导权,推进了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水平和“政治关爱之家”的建设。二、理论实证

  (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系列班会的设计始终落实“两个层面”的育人工作,抓住学生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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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德”,做什么样的“人”;老师怎样立“德”,怎样培养“人”的基本问题。立德树人内涵非常丰富。要“立什么德”?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爱祖国、爱劳动、爱学习的“三爱”教育以及人文、审美素养的培养等等。要“树什么人”?根据新时期的特点,要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扎实的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的身心、良好的审美情趣的同时,突出强调要使学生具有中华文化底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国际视野,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力求使立德树人的方向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更加鲜明。这样的表述是对“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进一步细化,且更具民族特色和时代内涵。在多元化的育人方式上选择和创新发展了班会的方式与内容,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极大提高学生的积极性,自我要求、自我完善、自我进取的精神不断加强。而且随着我们主题班会的深入宣讲和进行,能够持久深入的扎根于学生心里。我们的班会始终以德育为主线,抓德育也就是抓住了学生“魂”,从而推动了“师魂”的熔铸,有魂也就有生命力,更好的照亮学生前行的道路。

  (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一个行业、一个部门、一个团体乃至个体的一个人前进的标杆和奋斗的力量源泉。我们的主题班会通过爱国教育、行为教育、品德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理想教育等活动潜移默化的培育和践行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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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学习,加深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了解。作为一个个零零后的学生,他们也许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深奥,但是能理解的是努力学习优秀理论、学习文化知识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做出贡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不仅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外部教育和影响,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科学的价值观;同样需要学生主动加强自我修养,通过我们的组织的各种类型的班会活动,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文明守纪中学生,自觉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以中学生核心素养为中心,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主要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研究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适应世界教育改革发展趋势、提升我国教育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核心素养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化,是连接宏观教育理念、培养目标与具体教育教学实践的中间环节。党的教育方针通过核心素养这一桥梁,可以转化为教育教学实践可用的、教育工作者易于理解的具体要求,明确学生应具备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从中观层面深入回答"立什么德、树什么人”的根本问题,引领课程改革和育人模式变革。在我们系列班会的设计中,坚持以德育为主,全面发展的理念,通过具体的学科学法指导、阅读、书写等方式增加了学生的文化基础;通过品德教育和理想教育等培育了学生的社会参与素养;通过心理健康教育、运动健康教育等内容推动了学生自主发展的素养形成。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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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们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每一个教师都应该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始终把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作为自己教育工作的根本使命。十九大报告中提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在主题班会的设计上以德育为主线,以学生全面发展为出发点,涉及到中学生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在核心素养的培养上也是高瞻远瞩,面向未来,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

  (五)加强意识形态的领导系列班会的设计,坚持把党的意识形态的教育放到了最前沿阵地上,用鲜活生动的主题和例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时代化和具体化,推动中学生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爱国情怀等各方面紧密团结在一起。加强学生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是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事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三、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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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题鲜明,德育为主,关注横纵体系化建设

  结合高中学习特点,三年一个体系建设。坚持这条主线不放松,确保

  

篇十二:意识形态斗争典型案例

 意识形态战争的严峻态势

  汤惠安

  毛泽东主席早就说过,“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意识形态的战争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是杀人不见血的战争。以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为后台的美国统治集团(以下简称美国)为了维护他们的世界霸权地位,从而维护他们用一美分的成本印刷美元到世界各国换取一美元实物和服务的巨大经济利益,始终在使用政治、经济、军事、舆论等手段,打击、分化、瓦解世界上所有对美国霸权构成威胁和潜在威胁的国家,而且他们认为意识形态战争是最省钱最有效的办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美国就一直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发动进攻,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方针之后,这种进攻更加猖獗、更加公开、也更加有效果。因此,我们不能不研究他们的战略目标和手段,不能不研究这场战争的态势。一、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战的战略目标美国垄毫不隐晦他们对华意识形态战争的战略目标,就是使中国发生“和平演变”。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于1951年的企图搞垮中国的《十大戒令》,明确提出,“一切进行得顺利的话,中国在第四代,至多到第五代就已经被和平演变了。”二、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战的主要手段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战涉及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是一场全面的进攻战,下面仅从政治观、经济观、人生观和道德观、宗教信仰几个方面分析其主要手段。——在政治观方面,否定马克思主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共产党的执政根基。美国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大肆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观,千方百计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尤其是反对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把它称为邪恶的理论。其实,这也难怪,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总有一天全世界都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对谁实行专政?当然是对垄断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压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坏家伙们实行专政。一想到这一点,他们就会害怕得发抖,就会睡不着觉。他们怎么能不全力攻击和污蔑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呢?除此之外,他们还针对中国量身制定了一套策略,这就是攻老、

  拉中、害小,企图从基础上颠覆中国。所谓“攻老”,就是千方百计把中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丑化、妖魔化,以此否定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种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攻击是从丑化毛泽东开始的,现在已经涉及到周恩来、邓小平、开国将帅等一大批老革命家,企图把他们描绘成邪恶的一群。为了达此目的,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或者抓住历史上的某些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否定中国的老一辈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取得民族独立、国家基本统一并且建设了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伟大历史功绩;或者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捏造歪曲历史,然后以历史教训、历史揭秘等等题目在报刊、网络上散布、传播,有的公然为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辩护,甚至给他们唱赞歌。《炎黄春秋》和所谓“南方系”媒体上就经常出现这样的文章。所谓“拉中”,就是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在中国培植垄断资本的代言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以培训、学习、学术交流、学术合作等等方式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物色人选,以各种名义进行利益输送,已经使一批无良知识分子成为垄断资本家的走狗和帮凶,其中有些人已经钻进了党内,甚至钻进了党和政府的重要部门,窃据了重要岗位,他们把持某些媒体或其他领域的话语权,疯狂地丑化中国共产党、丑化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所谓“害小”,就是千方百计从思想上戕害中国的青少年一代。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一直是不遗余力的。下面再引用中央情报局《十条戒令》中的1、2、3、9各条内容话来说明问题。“1、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切记: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精神。2、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核心是宗教宣传。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3、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满足于感情表演、色情书籍、激情享乐,迷恋电子、网络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迷信宗教。”“9、要利用我们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这都

  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一定要尽量打击他们勤俭、耐劳、认真、刻苦的精神和品质。”再看看我们的社会现实,色情暴力、网络游戏、政治谣言、宗教迷信,已经成为我国青少年的四大精神杀手。中央情报局梦寐以求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达到了。虽然我国青少年中还有一部分人在学习上比较刻苦,那也主要是为了自己将来的前途,其中又有多少人具有服务祖国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在经济观方面,一些唯美国马首是瞻的“经济学家”极力宣传自由市场经济理论,鼓吹全盘私有化,企图瓦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最后消灭公有制经济。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这些人“关注”的重点,国有企业搞不好,他们就会说公有制经济天生低效率,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须先“明晰”产权,也就是说必须私有化。国有企业发展了,他们又会说,这是行政性垄断、行业性垄断,只对政府有利。国有企业的工人工资高一点(其实也高不了多少),他们就会说这是垄断经营的结果。国企职工权益比较有保障,有人就会说他们是工人贵族。总之,在这些人眼里,国有企业怎么做都不行。对国有企业的种种责难和求全责备,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否定国有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企图推动全盘私有化,消灭国有经济。这一招可谓毒咦,国有企业没有了,社会主义也就名存实亡,甚至名也存不了。——在道德观人生观方面,美国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们极力否定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灌输享乐、偷生、厌世等思想,消解艰苦奋斗、积极向上的民族优秀传统。把中国人民中的崇高行为都贬斥为虚伪,贬斥为政治驯化的工具,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历史上一些进步的力量统统描述为宣传工具下的篡改,雷锋成了假冒伪劣,岳飞、文天祥、张学良成了民族罪人。将中国文明描述为与人类主流文明相悖的体系。他们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为借口,推出了大量宣扬神秘主义、色情、恶俗、金钱至上、封建迷信、耍阴谋、玩诡计、争权夺利,乃至丑化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传递着金钱万能、极端个人主义、不择手段争名夺利等腐朽的道德观、人生观,产生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在宗教信仰方面,进行非法宗教活动,扶植我国基督教地下势力,争夺基督教领导权。国外势力扶植我国地下基督教组织的活动,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活动方式已经由过去的秘密状态变为公开半公开状态。想方设法与我国自办的教会组织争夺信徒,争夺领导权。一些地下基督教的头目经常以参访、交流的名义到我国周边国家活动,至于这些人出国究竟干了什么,无人能够知晓。基督教地下组织的活动不仅消解了我国长期进行的唯物主义教育的效果,而且使一些民众处于他们的组织控制之下,一旦有个风吹草动,这些人的政治取向会怎样,谁也无法预料。三、意识形态战争的基本态势综合民间之所见,美国对中国进行的是一场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有协调的意识形态进攻战、总体战。他们的目标十分明确而且几十年始终如一。不论政府怎么更迭,也不论世界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就是要促使中国发生“和平演变”。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在这场战争中,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他们的计划十分周密。上文提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十大戒令》,从1951年出笼以来已经几经修改,据外媒透露,美国“民主基金会”等组织也都有针对中国的计划。出逃美国的一些中国人在美国注册的民运组织就有220多个,美国政府给予“民运”分子“永久居留权”或美国国籍,向“民运”势力提供大量资助。这就是他们周密计划的体现。他们的行动是有组织的、有协调的。种种迹象表明,他们的行动在国内、国外,境内、境外有着某种同步性,在美国及其亲密盟友之间也有一定的同步性。如果不是有组织有协调,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总之,以上种种情况很值得我们深思。

  

  

篇十三:意识形态斗争典型案例

 基本概念

  意识形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像、一种观看事物的方法(比如世界观),存在于共识(参见本词条“日常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一节)与一些哲学趋势中(参见本词条“政治意识形态”一节),或者是指由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一组观念(这是马克思主义定义下的意识形态,参见本词条“作为一种社会再造工具的意识形态”一节)。

  日常社会中的意识形态

  每个社会都有意识形态,作为形成“大众想法”或共识的基础,而社会中大多数的人通常都看不见它。占有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以一种“中立”的姿态呈现,而所有其他与这个标准不同的意识形态则常常被视为极端,不论到底真实的情况为何。哲学家福柯就曾经写过关于意识形态中立性的这种观念。

  努力追求权力的组织会去影响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将它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政治组织(包括政府)与其他团体(比如说在议会外游说通过议案的团体)试图透过传播他们的意见来影响民众,这也是为何社会中的许多人通常看起来都有“类似的想法”(thinkalike)。

  当社会中绝大部分的人对于某些事情的想法都很类似,甚至忘记了目前的事务可以有其他的选择,这就变成了哲学家葛兰西(AntonioGramsci)所说的霸权(Hegemony)。关于团体迷思(groupthink)这种规模小很多的概念,也有部分要归功于他的著作。

  现代语言学家在研究概念隐喻(conceptualmetaphor)的机制时,这种“类似的想法”被认为就是透过这种机制传达出去的。

  政治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有政治的、社会的、知识论的、伦理的等等。在社会研究中,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组用来解释社会应当如何运作的观念与原则,并且提供了某些社会秩序的蓝图。政治意识形态大量关注如何划分权力,以及这些权力应该被运用在哪些目的上。比如说,20世纪中最具有影响力与最被清楚界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一就是共产主义,它是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说为其基础。其他的例子有:无政府主义、资本主义、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企业自由主义(corporateliberalism)、基督教民主主义(christian-democracy)、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纳粹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cracy)。“系统意识形态”(systematicideology)是指将意识型态当作意识形态来进行研究(而非研究个别的意识形态)。(参见条目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型态。)意识形态受欢迎的程度有部分原因是受到道德事业家(moralentrepreneur)的影响,他们常常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动。政治意识形态是指提出某种政治与文化计划作为参考的社会运动、机构、阶级或大团体,他们的整体观念、原则、教条、迷思或符号。它也可以是通常用来界定某个政党及其政策的一整个政治思想结构。通常是某些道德观形塑了意识形态的基础。

  作为社会再造工具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提出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base/superstructure)社会模型。基础指社会的生产方式,上层建筑在

  经济基础之上形成,并组成那社会的意识形态,或如它的法律体系、政治体系和宗教。对马克思来说,经济基础决定着

  超结构,因为统治阶级控制着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的超结构便取决于什么对统治阶级最为有利。因此一个社会的意识

  形态便有巨大的重要性,因为它混淆着从本质疏离的(alienated)群体和可产生错误意识(falseconsciousness),

  例如商品崇拜(commodityfetishism)。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其予经济因素对于社会的影响以太大的重要性。

  社会中主要阶级的意识形态被提出予社会的所有成员,使统治阶级的利益显得就像是所有人的利益。卢卡奇(Gyorgy

  Lukacs)形容此为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投影(projectionoftheclassconsciousness),而葛兰西则推进文化霸权

  (culturalhegemony)理论来解释何以工人阶级中的人们对自己的利益可有错误概念。

  资本主义中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依时间前后排列)有:

  古典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自由主义而它们相应于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

  广泛阶段(extensivestage)密集阶段(intensivestage)当代资本主义(contemporarycapitalism)马克

  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再造工具的看法,是很多理论和理论家的重要的试金石,如知识社会学理论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贝尔(DanielBell),哈伯玛斯(JurgenHabermas)等。然而,曼海姆尝试把“完整”但“独特”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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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的概念进至一“普遍”而“完整”的概念,承认所有从社会生活而来的意识形态(包括马克思主义)。布迪厄(PierreBourdieu)广泛地发展了这个观念。意识形态的三个特征

  第一是群体性,即不是个别人的思想观念,而是已经被某个群体(阶级或社会集团)所接受的思想观念,代表这个群体的利益并指导其行动;

  第二是系统性,即不是支离破碎的想法和观念,而是形成了体系;第三是历史性,即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意识形态的内容,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起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各以特殊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意识形态的有机整体。意识形态按其阶级内容和它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形态即生产关系可分为:奴隶主意识形态、封建主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每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集中反映该社会的经济基础,表现出该社会的思想特征。每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都是复杂的,往往存在3种不同的体系:①反映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为其服务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②反映已被消灭的旧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残余。

  ③反映现存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并为建立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服务的新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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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_马克思主义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保证全党和全国人民加强团结、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基础。”在这里,江泽民同志既否定了意识形态可以淡化的论调,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又否定了对各种意识形态可以同等对待的看法,指出了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我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决定性意义。

  一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但就严格意义上说,它专指国家承认和倡导的思想体系。它的作用是帮助分散的社会成员组成共同体,以共同的方式看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指引他们进行有效的政治活动。意识形态的领域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它与非意识形态的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如自然科学、语言学、形式逻辑等,既相联系又有区别。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意识形态给社会意识整体以重大影响。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一般和特殊两个方面来认识:(一)一般意义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把经济状况看成是社会发展最终的决定因素,但是他和恩格斯决没有因此而忽略意识形态的作用,相反,一贯与曲解他们的学说、过分看重经济的庸俗化倾向作斗争。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恩格斯在1894年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又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不过是消极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事实上,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其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是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不同的是,有的公开强调意识形态,有的表面上不主张意识形态,而实际上却非常意识形态化罢了。例如,美国就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向其国民灌输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思想,并把这种意识形态作为普遍适用的标准去干预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社会主义国家决不可以淡化意识形态,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否则,将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攻面前自动解除武装,导致人心散乱,给国家带来严重的灾难。(二)特殊意义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我国近代一百多年来历史选择的结果。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救亡图存,各种思潮,如改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唯意志论、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等,都在我国流行过,但是,它们都先后失败了,被历史淘汰了。我国广大人民终于接受了教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其指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历史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才能救中国。建国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出现过曲折乃至严重失误。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与之相应的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而建国后某些时期出现的严重失误,也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所削弱。应该看到,历史的选择往往以其惯性使人们在现实中作出同样的选择。但是,历史的选择终究不能完全左右现实的选择。在历史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还需要在变化发展了的现实环境下,采取恰当的有效的措施加以坚持和巩固。面对新的世纪,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工作,对于胜利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其特殊的重大意义。具体说来,我国所面临的现实环境的变化有如下几个方面:(一)在经济转型中一些人主导信仰发生变化建国以来,由于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党的有成效的思想教育,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成为大多数人的主导信仰。“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有所削弱。改革开放后,中国建设突飞猛进,在此过程中,又逐步形成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得到增强,并且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这是主流的方面。但是,由于我国的经济乃至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它对人们的政治信仰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小的影响。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我国的经济体制已进入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转变的关键阶段。为了实现这一根本转变,在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方面也必须实行相应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新的体制还需继续建立和完善,旧的体制则仍在许多方面发挥其一定的影响和作用。这种新旧交替的局面,导致一定程度的双轨运行和法规、制度的不完备,有空缺,从而使社会出现某些失范现象。这些现象虽经党和政府大力纠正和制止,但一时还难以取得显著的成效。加之,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诸多意识形式,还需要在既定原则下在实践中进行具体探索。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有所反映,甚至使一些人丧失或减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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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利益多元化导致思想观念的多样化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人们的思想观念是以他们的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改变了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利益格局单一的状况,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在分配结构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使社会成员的利益发生分化。这种分化,若不限制在一定范围,必将影响人们团结一致地向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奋进。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对社会上多样化的思想观念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整合,就显得十分重要。(三)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激化意识形态的竞争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趋势。参与经济全球化,不仅使我国面临全球范围内经济领域的激烈竞争,而且不可避免地迎来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严酷较量。因为当今的国际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一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其经济发展战略和管理同本国文化,包括意识形态特点的有机结合密切相关。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同样是综合国力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竞争已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信息化是继工业化之后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新标志。社会信息化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竞争提供了锐利的武器,使它广泛渗入我们的生活,形成短兵相接的态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面对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的激烈竞争来求得自身阵地的巩固和发展。(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实力带来意识形态强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其科学性及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体现,在本质上具有较其他意识形态的优势。但是,当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正陷入低潮,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在经济社会某些方面还呈现一定的弱势。因此,在意识形态的国际竞争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某些方面相对于我国仍有其凭借经济政治实力所形成的强势。由上可知,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仅有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一般意义,而且有其面临当前世情国情的特殊意义。它既是重要的、紧迫的,又是长期的、艰巨的。二一种意识形态在社会中处于何等地位,固然有许多外在的原因,但归根到底取决于这种意识形态本身的科学性,以及它满足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反映了科学真理,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指明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它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具有其他意识形态无可比拟的科学性和说服力。然而,由于近一百多年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实践和科学的飞速发展,由于曾经盛行的教条化、经验化倾向的影响,有许多问题还有待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出有创造性的符合实际的回答。这就提出了增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战斗力的问题。(一)进一步明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继承性由于实践的迅速发展,经典作家的某些具体观点已经不适用了,有些人却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因此,要增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战斗力,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在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方面一以贯之的继承性,下面举其要者进行扼要说明:1.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在批判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直观的唯物主义时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列宁提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当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149页。)毛泽东进一步阐发:“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邓小平在十年动乱结束后,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可见,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从马克思到邓小平是一脉相承的。2.社会基本矛盾运动马克思在考察社会形态内部诸要素的关系时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2页。)这是对社会矛盾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的经典论述。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邓小平,在分析社会矛盾时,无不遵循马克思以上的论述所提供的基本框架。毛泽东还进行了精辟的概括,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把它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可见,作为科学的社会发展观——社会基本矛盾的合乎规律的运动,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也是一脉相承的。3.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反对英雄史观,十分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主张“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104页。)列宁无论在革命还是建设时期,都相信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他认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53页。),“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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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57页。)毛泽东不仅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而且在实践中发展出一套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邓小平进一步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党制定各项方针的出发点和归宿。可见,作为科学的历史动力观——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也是一脉相承的。4.最终目标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恩格斯认为最好的表述是下列一段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共产主义是一个联合体,它不是压抑个人自由发展的“虚假的集体”,而是使其中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的“真实的集体”。要建立这样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需要创设必要的条件,即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一切社会财富资源都充分地涌现出来,随之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空前提高,足以彻底打破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观点等。这些条件的创设,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包含一系列过渡阶段的历史过程。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在根据自己国家不同时期的国情,在为实现现阶段的革命和建设任务而奋斗时,都一刻也没有忘记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而是把实现现阶段的革命和建设任务看成是为将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的实际步骤。尽管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可能要经历几十代人的努力,但它不是宗教所提供的存在于虚无缥缈的彼岸的终极追求,而是有科学依据的存在于现实此岸的值得为之终身奋斗的人类美好的理想境界。可见,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他们面对的革命和建设的具体任务是不同的,而在追求最终目标上,却是相同的,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当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的继承性,决不止上述几方面。但仅就上述几个方面来看,那种割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有说服力地阐明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继承性,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科学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二)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之中,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才能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相继创立,正是马克思主义随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所经历的几个阶段性的表现形态。列宁关于一国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新结论,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保持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正是马克思主义长盛不衰的奥秘所在。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个人当然作出了主要贡献,但它们同样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只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重视总结实践经验,善于对实际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从而作出科学的创造性的回答,也可以对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自己一定的贡献。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是与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特征和各国的实际结合不够,没有充分体现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有关。紧密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努力回答实践所提出的新的重大理论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发展中保持其勃勃的生机、强大的感召力和说服力,这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三)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批判吸收世界上一切文明成果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理论来源于批判地继承了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还吸收了人类有史以来的自然科学成果。马克思主义要继续丰富、发展,同样离不开不断吸收世界文明的新成果。列宁精辟地指出:“如果你们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366页。)“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381页。)特别是在思想观念多样化和意识形态的国际竞争激化的今天,马克思主义要在意识领域内巩固其指导地位,必须具有和发扬这种精神,把世界上以快节奏产生的一切新的文明成果都及时地批判吸收过来,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对生活爱好多样和思想认识有差异的广大群众保持其强大的吸引力,对他们的思想意识起引导和整合的作用。如果割断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联系,就将使马克思主义蜕变为狭隘的、僵化的、与世隔绝的东西,完全丧失其科学性。三“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国家的支持和倡导,对于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维护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指导地位,必须有效地加强国家支持和倡导的力度。其要者有如下几个方面:(一)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是从工人队伍中自发产生的,必须把它从外部灌输到工人队伍中去。列宁就明确地指出:“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自觉成分’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作用的任何轻视,都是——完全不管轻视者愿意与否——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341页。)因此,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指导地位的一项最基础的工作。要向人民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决不意味着可以不顾群众的意愿和接受能力,生硬地去进行。相反,要使这项工作做得富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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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深入地了解群众的思想状况,仔细地体察他们的要求,耐心地倾听他们的呼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说服力地去分析和回答现实生活中和他们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实践发展的迅速,有不少问题还来不及从理论上予以系统的总结,有待于进一步去探索。因此,我们切不可好为人师,强不知以为知,而是应该采取知之为知之的老实态度,对一些自己并不很清楚的问题,平等地开展讨论。我们既要及时总结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和获得的新认识,不断增添自身理论的营养,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有说服力地同各种错误观点进行积极的斗争,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树立和坚定正确的思想理论认识。(二)唱响主旋律,发挥媒体的宣传优势一首交响乐曲需要有主旋律,它贯穿于各个乐章。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指导地位,就要使以它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包含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大型交响乐曲中的强有力的主旋律。一首交响乐曲不能只有主旋律,而没有其他旋律和和声与之相配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只以与其他思想文化形式交织在一起,在多样化中体现自己的主导作用。在这中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单靠行政手段,是无法唱响主旋律的,归根到底,还是要以质取胜,用优美的旋律赢得群众的倾心认同。当前意识形态的传播,可以通过各种现代大众媒体,采取各种现代技术手段和表现形式。由于信息渠道的众多和畅通,增加了受众的自主选择性。只有提供群众喜闻乐见的思想文化作品,满足他们多样化的需要,才能为他们所接受,在他们中间产生广泛的影响。何况,我国正面临意识形态的国际的激烈竞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传播媒体的规模和物质技术手段方面又占有强势。如何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的优势,寓教于乐,把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各种大众媒体,采取多种表现形式,满足各层次群众多样化的需要,使主旋律自然地融入其中,这是需要我们长期致力解决的课题。(三)倡导者身体力行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无疑应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倡导者。身教重于言教,倡导者是否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对于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倡导者自己言行不一,不按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办事,又怎么能使被教化的群众信服马克思主义呢?江泽民同志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坚定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言行一致,带领群众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这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指导地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四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指导地位,除了坚持理论建设、理论创新,加强国家支持和倡导的力度外,还必须充分调动基层单位、组织和社会团体的积极性,在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现实利益需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的同时,切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以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满足他们的精神生活需求,逐步提升民众的素质,增进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从而使自上而下的倡导与自下而上的认同统一起来、结合起来。(一)加强社区亚文化建设,协调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关系所谓社区亚文化是由该地区的居民创造的、反映该社区居民对一些初级社会联系自然认同的文化现象,它以地域性、直接性和一定的情感色彩体现该社区居民的价值观和行为特征。改革开放20年来,随着土地使用权向流通领域的开放、城市住房商品化的进展、农村城镇化建设,城乡各社区居民的层次结构和空间分布都发生了新的重大的变化,社区亚文化的特征不再表现为以往同质、同职化程度较高条件下的相对一致性,而是差异性、个性增强了。相对于国家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文化而言,这种社区亚文化是群众性的,它受社区特有的经济政治因素制约,并不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但是如果对社区亚文化的变化认识不足,引导不力,就会产生人际关系的疏离,容易造成社区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冲突,并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影响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巩固,影响社会主义信念的巩固。因此社区管理者必须着力培育和引导社区亚文化,使之既为社区广大居民所自觉认同,又与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相协调,增强居民参与整个社会生活的能力。要落实这一点,就既不能单纯运用市场机制,又不能完全由政府包办代替,而是要充分依靠社会力量,切实走群众路线,利用好社区内外的各种资源,借助各方支持,满足社区居民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要求,使他们得到高质量的生活,使他们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作用。在城市,要努力培育社区意识,关键在于培养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责任感和亲和力。在新形势下,要研究并寻找国家利益、社区利益和个体利益的结合点并从政策和机制上解决问题;要注意发挥群众文化社团的作用,带动社区的自我教育和服务。与此相应,还应建立一定的社区文化团体参与社区亚文化建设的激励监督机制;还要针对目前存在的资源开发利用不到位的情况,建立多元投入机制,充分利用各种调控手段,既重硬件设施又重人力资源,保证社区资源的优化配置,为社区居民办实事、解决实际困难。在农村,则要在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发展内容健康、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以满足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疏导因城乡差别而出现的负面心理。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指导地位会起积极的作用。(二)与利益分配制度相结合,切实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另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是结合利益分配机制切实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经济体制的转轨、产业结构的调整、大批工人下岗分流,对整个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都是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对有关企业的职工来说,更是面临政治信念的严峻考验。在暂时利益受损面有所扩大的情况下,在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背景下,在即将加入WTO,不少企业必将遭遇困难的关键时刻,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究竟如何做好?这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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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内存在的许多思想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利益分配状况有关。因此,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应紧密结合经济工作。要从不同主体的利益差异出发,抓住利益调整和有关制度建设,以解决他们的生存发展和切身利益为着力点,结合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逐步提升他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要在关心职工个人利益、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的同时,引导他们把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关心大局,参与政治。只有与调整利益分配、解决职工实际生活问题结合起来,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富有成效;也只有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克服各种思想障碍,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等工作才能顺利进行。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中去。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自身的经营方略、发展战略不应是两张皮,而应水乳交融。职工思想上的问题有许多直接与企业管理方式、人际关系相关。管理的艺术可以与思想政治工作密切配合。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不仅要熟悉经济事务,善于经营管理,而且要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责任意识,具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善于体察民情,有虚事实干的本领和开拓创新的精神。针对企业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利益分配方式,思想政治工作的侧重点和具体内容应有所不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固然需要坚持一元导向,但其落脚点却是企业的实际。只有与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与职工的实际利益联系起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才能越做越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指导地位才能得到进一步巩固。(三)拓展学校思想理论教育的领域,合理处理能力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指导地位,学校(尤其是以青年学生为对象的高中和大学)的价值观和人文素养教育不容忽视。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学生围绕着对自我意识和前途的关注,对社会改革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观察和参与,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主流无疑是积极向上的。爱国热情、国家安全意识都有增强,支持改革开放、支持科教兴国战略,努力追求有发展前途、能发挥自己专长的工作。与此同时,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也存在,如实利性的价值取向,主导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倾向,观察处理问题上的偏于个人的具体利益等等。在能力与德性之间何去何从成为他们选择中的困惑。这些都反映出学校人文素养和价值观教育方面深层次的问题。针对这一情况,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拓展思想理论教育的领域,打破仅限于政治观的范围,体现价值观和人文素养培育的丰富内涵。生命的尊严和可贵、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化育、辨别真善美假恶丑的能力、爱护中华民族的情怀等等都可以成为有意义的思想理论教育的内涵。而要实现这个目标,离不开众多人文学科的共同参与。知道透过事物的表象发现贴近生存本质的现实,明白自己在社会纵横坐标轴中的位置,了解历史辗转曲折的过程,这对于青年学生综合人文素养的提高和科学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任何一个社会要想利用思想理论教育向年青的一代传递灌输主流的意识形态并维持其有效性,必须保证这种教育有相应的物质承当。否则,就容易丧失自身的价值取向,异化成狭隘的工具。要教育青年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必须配合一定的利益导向。市场经济的知识观、信息观、效益观、竞争观之所以被社会广泛接受,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导向与这些价值导向是一致的。物质承当问题不解决,健康的社会心态也难以真正形成。学校思想理论教育的内容,必须与社会生活接轨并辅之以适当的社会实践活动。如果一味只强调精神的价值、理想的价值,而忽视现实的教育和物质的价值,忽视主体的差异性和层次感,那就无法收到应有的效果。面向新世纪的青年人,他们的起点、视野和能量都不同以往,我们不能仅仅把他们看作被教育的对象。在指出他们的不足、引导他们前进的同时,应着力营造一个繁荣、稳定、民主的社会氛围并创造条件让他们感同身受。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感召力量,一定能引导越来越多的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自己思想的理论基础。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必将广泛地掌握群众,继续有效地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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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形态冷战”的揭幕——一种建立在法政治学维度上的描述性分析

  摘要:从法政治学描述性研究的维度上看,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发,将意味着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冷战”的正式揭幕。在以不战而胜为目标的、启动于“意识形态冷战”领域的思想战中,仅仅用区区的一百多万美元奖金的代价,西方国家就以诺贝尔和平奖的名义,发动了一场针对中国的、启动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战”,而其换来的遏制中国崛起、应对中国挑战的国家利益和好处却是要以万倍、十万倍乃至百万倍来计算的。

  1988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了其著名的政治学著作《1999:不战而胜》,作为他多年从政经验的总结。作为一位有眼光的政治家,尼克松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的立场出发,回顾了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与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冷战史,全面分析了美国与苏联对抗、对话过程中的利害得失,为美国如何率领西方国家赢得冷战的胜利而出谋献策,并针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预测了中国的苏醒和崛起,同时,为防止和应对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尼克松在其一系列的著作中,提出了如何遏制中国的苏醒与崛起的基本战略——开展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冷战”。

  他在《真正的战争》(1980)一书中指出,“我们要不战而胜,就必须决心以不进行战争的方式使用我们的力量。”这就是鼓励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和平演变”,只要不操之过急,逐步进行,不直接威胁社会主义国家的当权者,就能慢慢看到结果。要“使西方的信息穿过每一道极权主义的屏障”,通过“人员互访”、“交换书籍”、“互相广播”,“将会给这些屏障后面的千百万人带来希望”,“侵蚀极权制度的基础”。在《真正的和平》(1984)一书中,尼克松又说,我们“要通过和平取胜。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使他们参加我们两种制度之间的一场和平竞赛,这种竞赛将促进他们的制度发生和平演变”。“我们要寻找一种方法越过、潜入和绕过铁幕,使竞赛在东欧和苏联本土上进行”。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尼克松进一步指出,应该制订一个在铁幕里面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战略”,即在军事遏制的基础上,发挥美国的经济优势,以经济援助和技术转让等条件,诱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开展“意识形态竞争”,打“攻心战”,扩散“自由和民主价值观”,打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之门”。

  随着苏联与东欧的瓦解,尼克松所预言的中国的崛起与苏醒开始成为现实,并逐渐构成对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的挑战。为实现其一统全球的梦想,美国逐渐将其“意识形态竞争”的战略目标转向中国,并且借助新兴的、超越书籍和广播的信息传播“重型武器”——互联网——展开了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战争。

  在核心战略上,这场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冷战主要是以“洗脑”的方式进行的。首先对中国最重要的知识权力拥有者阶级,也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级进行洗脑。美国和西方的意识形态战略家们清楚地看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意识形态上的巨大矛盾和裂隙,以争取消极自由为旗帜,以推行、扩散西方化的“普世价值”为主攻力量,引导并诱发中国的知识分子阶级对政治专权体制的不满,造成中国社会政治阶层之间的政治意识形态联系上的断裂——尤其是官僚阶级与知识分子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断裂,最终启动“意识形态冷战”,完成其和平演变的“攻心战”之战略目标,瓦解因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所造成的威胁与挑战。

  在基本战略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首先在经济领域大力支持和培育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化发展进程,支持中国走向商品化、市场化,直至资本主义化。在政治领域,美国等西方国家以首先向中国扩散和传播其民主与法治理念为核心战略,在“意识形态冷战”初期直接向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灌输其西方化民主——精英式民主——的观念和意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转而采用支持中国的法治建设、鼓励中国采用西方化的宪法政治与法律制度的方法对中国进行更深层次的渗透与穿插。

  尤其是在司法改革领域,以美国福特基金会为代表的美国“意识形态冷战”先锋势力成功地借助中国司法官僚阶层对独霸、擅断司法权力的渴望和对财色的贪欲,以强调片面的“司法独立”为手段,助长了司法集权主义和法官擅断主义,使得中国法院系统成为最大的、最不受制约和监督的和“最不讲理”的国家权力机器,通过鼓励司法职业化将中国的法庭审判与中国人的善良品性和道德良知割裂开来,成功地瓦解了中国司法改革的最初目标——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并进一步使得中国的司法机关,尤其是中国的法院系统,成为制造中国社会政治混乱和群体性政治冲突事件的最大发源地。并在中国的司法系统中为使中国陷入政治混乱和社会倒退建立了一个“意识形态冷战”的桥头堡和滩头阵地。——这种“最不讲理”的国家机器的现实存在,成功地激发了中国数亿人民对司法机关的强烈的不信任乃至敌意,从而为“意识形态冷战”向中国政治的纵深地带的发展奠定了战略前提与战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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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中国的知识分子挑战官僚阶级的政治权威,并进而挑起官僚阶级与知识分子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反华政治势力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冷战”的主阵地。而这种“主阵地”的选择是基于以下的认识:首先,占中国人口数量最多的农民和市民都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要让他们接受美国的“意识形态洗脑”,必须花费大量的金钱和财富,给数以近十亿计的贫困人口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这完全不是一个划算的买卖,也是美国的财力所承担不起的。最容易被洗脑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在经济上大体位于中产阶层的地位,衣食无忧、福利由保障,只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不具有统治地位而感到不自由、不民主,他们急切地想获得政治分权带来的巨大政治利益,这种正当的要求必然遭到权贵阶层和官僚阶级的抵制与反对,于是,他们便和中国的普通市民不同——他们几乎是心甘情愿地、甚至是迫不及待地情愿倒交学费来获得美国人心中的“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被尼克松形容为“我们手中的一手好牌。”尼克松进一步指出“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在世界各地极有魅力。它们的力量在于并不规定人们应该如何生活,而只是认为个人与民族应能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有民主管理自己的能力,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希望民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传统的官僚文化逐渐代替共产主义信仰,原来的人人公平的共产主义信仰已经失去了对中国人的吸引力,而专制制度下的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又加剧了社会阶级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集中体现为中国知识分子阶级与官僚阶级之间的政治利益冲突和矛盾,而知识分子通过报纸、电视和互联网对政府、执政党的牢骚与指责加强了原本就存在的对政府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形下,主张政治自由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便与主张独占政治权力的执政党发生了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和抵牾。当这种抵牾和冲突发生到严重对抗阶段的时候,官僚政治的权力惯性就导致它们非理性地诉诸法治和国家强制力,动用国家机器压制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权力诉求,于是,冲突便展开了。在这种情形下,利用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推行美国式的“普世价值”,将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改造成为美国意识形态的“雇佣军”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基本上可以以九牛一毛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代价就获得意想不到的极大效果和利益。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在2010年10月的时候,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意识形态将中国的一位已经投入监狱的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代表推上了诺贝尔和平奖的领奖台。于是,我不无惊奇地看到:在以“不战而胜”为目标的、启动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战”中,仅仅用区区的一百多万美元奖金的代价,西方国家就以诺贝尔和平奖的名义,发动了一场针对中国的、启动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战”,而其换来的遏制中国崛起、应对中国挑战的国家利益和好处却是要以万倍、十万倍乃至百万倍来计算的。这真是“一本万利”的超级买卖啊!!!正如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所说的那样:美国常常是手无寸铁地步入思想战的战场的。难道不是吗?(20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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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为了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伴随着工人运动登上历史舞台的,这是工人阶级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历史使命而成为一个有觉悟的阶级的标志。马克思主义是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志、指引人民争取解放、建设幸福生活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不是个别人也不是一个党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上下求索,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各种思潮,如改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唯意志论、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都先后在我国流行过、尝试过,但它们都失败了,成了历史上来去匆匆的过客。只有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深深扎根,引领中华民族走上了光明之路。包括毛泽东、邓小平在内的我们党的许多早期革命家,最初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目睹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惨状,在他们头脑中首先产生的是救国救民的意识。他们接触、研究过各种各样的主义,最后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许多进步人士,他们之所以能同我们党肝胆相照、精诚合作,就是因为他们有与我们党相近甚至相同的救国救民的思想起点,他们也是经过复杂的探索过程以后才信服马克思主义的。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现了拨乱反正和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伟大成就。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新发展,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则,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98页)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要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有人认为,当代西方国家不强调统一的指导思想,没有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这是不对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表明,极端个人主义始终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作为这种社会关系的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必然要以极端个人主义为核心内容。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极端个人主义渗透和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个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不仅有力维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统治,而且成为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推行霸权的重要工具。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超党性”的虚伪态度,它公开申明自己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服务的,明确宣布要把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最终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纵观人类历史,尽管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但没有一种理论能与马克思主义相媲美,没有一种理论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对改变世界面貌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尽管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不断遭受各种诽谤、攻击、谩骂,但马克思主义真理如燧石一样,越敲击越放出耀眼的光芒。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人民民主的政权性质,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我国的发展壮大,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我们与其进行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如果我们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就是自陷困境、自毁长城。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实质是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人认为,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应该放弃所谓的“正统”及一元化观念;有人提出,应该消解、废除“国家意识形态”或“国家哲学”,宣布“马克思主义只是诸多学说中的一种”,马克思主义不应占主导地位;还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分割为所谓科学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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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想方法和社会科学有它的地位”,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意识形态。近来,有人把西方一些国家的民主、宪政观念鼓吹为所谓“普世价值”,主张中国应把这些“普世价值”确立为指导思想,与国际接轨,其实是与西方制度模式接轨。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挑战。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有多少种所有制、有多少个阶级,就有多少种反映这些所有制和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不可能只有一种,而是多种,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但是,这是就人类历史长河和世界范围而言的,具体到一个国家的一定时期来说,尽管也可能存在多种意识形态,但各意识形态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在任何社会,有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就有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关系。在阶级社会,一定的物质关系表现为一定的阶级关系,而阶级之间的关系又决定着阶级之间的思想关系。因此,总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用意识形态的“复数性存在”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没有什么理论根据。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并不是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每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也是多样的。孟子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性也。”不齐、多样是事物充满活力的表现和动力。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化的多样性是由人的文化需要的多样性决定的,不仅人与人的需要不同,而且每一个人的需求也是多样的。满足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文化需求当然就需要多种多样的文化形态。党中央提出的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重大任务,也正是为建设一种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样文化需求的多样文化。但是,各种各样的文化并不是平分秋色的,必然有主有次,必然是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旋律,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有了这个主旋律,就能保证我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我国文化始终沿着进步的方向前进;有了这个主旋律,才能保证文化的多样化,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文化需求;有了这个主旋律,即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一些杂音和噪音,我们也可以掌握主动权,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与发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与社会思潮的多样化并不矛盾,不仅不矛盾,而且根本一致。这就要求我们妥善处理好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思想意识多样化的关系。列宁说:“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309页)由此可见,处理好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思想意识多样化的关系,不仅可以防止思想僵化,而且可以防止各种腐朽和错误思潮的泛滥,从而在思想文化领域真正形成一种既有统一意志又生动活泼的和谐局面。

  指导思想多元化论者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会妨碍发展民主。这是极其荒谬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民主的积极倡导者和真诚的实践者。我们党始终把追求人民民主作为革命和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民主从来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总是与一定阶级的思想、一定国家的制度相联系。抽掉民主的社会内容特别是阶级内容而当作抽象的信条,是剥夺大多数人的民主、实行少数人特权的政治势力惯常玩弄的思想游戏。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多数人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的理论,揭示了民主建设的规律,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民主愿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指明了方向。那种不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决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真正需要的民主,因为那样的民主,最终必然要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而社会主义制度一旦解体,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及其他一切权利都将付诸东流。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这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实践表明,形势越是复杂,社会越是多样化,就越需要在根本问题上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必须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动力。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巨大作用。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就是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本质和规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在与实践的结合中、在指导实践发展的同时而又不断发展自身中,才能真正实现。对我们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马克思主义一定不能丢,永远不能丢,丢了就失去党魂、丧失根本,但这绝不是要我们死抱着马克思主义的片言只语或个别结论不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坚持马克思主义,到头来必然要葬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必须始终坚持重在建设,妥善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不能缺位、不能含糊,有力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同时要坚持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努力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最大限度扩大共识上取得最佳社会效果。正确区分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在什么范围发生就在什么范围解决,无论处理什么问题,都要有利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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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自觉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密切关注社会思想动态和文化发展趋势,着力提高驾驭意识形态复杂局面、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提高建设大众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能力。

  胡锦涛同志强调:“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在当代中国,坚持科学发展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完全可以肯定,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只要我们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就能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会坚如磐石,任何力量都不能把它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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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若干问题一些思考

  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要着眼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认真研究和解决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若干重要问题,努力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和整个意识形态工作。一、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攻与防”,坚持在主动进攻中坚守阵地

  面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浪潮,面对国内一系列复杂深刻的变化,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将更加复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挑战:一是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主要目的就是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二是计算机互联网络等电子媒体的广泛运用,使知识信息无国界急速流动,思想文化交流呈现鲜明的跨国界的特点,使国际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更趋直接便捷,更显“短兵相接”,目前,我国80%的网上信息是美国提供的,90%以上是英语,我国的信息输出量仅占全球互联网信息量的0.05%。这说明,我国在网上对世界的影响还十分微弱。三是中国“入世”冲击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西方文化意识形态在国际文化交流传播中,已经大方大举不知不觉地进入中国文化市场并取得很大成功。四是国内“四个多样化”影响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使人们的心态普遍显得烦躁不安,价值观念发生很大变化;社会组织的多样化,大范围、远距离、长时间的人员流动,使思想政治工作“断层”、“盲区”增多;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使人们的择业标准发生裂变,一些人的敬业精神开始淡化,甚至因下岗失业而产生怨气,形成怒气,导致泄气。五是“多元化”、“私有化”、“多党制”等与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杂音、噪音时有出现,程度不同地干扰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面对新的挑战,我们必须在主动出击中坚守阵地,在增强马克思主义“攻击”能力的同时增强“防御”能力。“防”是为了“攻”,“攻”是更好地“防”,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是绝不能搞“国际接轨”的。我们一定要用“时代的要求”来审视意识形态工作,用“发展的眼光”来研究意识形态工作,用“改革的精神”来推动意识形态工作,始终坚持和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1、通过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控制力和导向力。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动摇。要明确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并不是要搞“思想专制”,而是要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要明确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并不是否定思想的多样性存在,而是要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要明确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并不是要搞意识形态至上,而是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

  2、通过推进理论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要切实组织实施好“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建设工程”,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到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方方面面,从各个方面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体系。要加强对重大实际问题的理论研究,推出一批有分量能经世致用的研究成果,科学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干部群众关心的深层次思想理论问题,使我们的理论真正为人民群众所接受、所喜爱,并内化为处世、行世、立世的实际行动。

  3、通过加强宣传文化阵地建设,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穿透力和影响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宣传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必然会去占领。在宣传文化阵地建设问题上,一是要“守住”,二是要“占领”。要切实加强各级各类宣传阵地建设,形成以党报党刊为重点,包括新闻出版、社科理论、社会文化等在内的、覆盖城乡各个层面的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网络。要通过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切实加强对各类宣传文化阵地的管理,决不给错误言论提供传播渠道。二、科学引导思想观念的“统与放”,坚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

  引导人们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是新形势对宣传思想战线提出的紧迫任务。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是一个内在协调、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体。解放思想是重要前提和坚实基础,统一思想是必然结果和主要归宿。解放思想是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思想是为了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宣传思想工作担负着解放思想、统一思想、武装思想的任务,一定要准确把握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辩证关系,坚持科学的“统”与“放”,正确引导人们思想观念向前发展,做到统而不死,放而不乱,为全面小康建设提供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

  要破除“紧箍咒”。“紧箍咒”怎么破,我看要“三破”。一是要破除思想观念上的“紧箍咒”,克服过时的理论观点、传统的思想观念这个解放思想的最大阻力。二是要破除规定做法上的“紧箍咒”,进一步改变政策不公与政策歧视等问题。三是要破除体制机制上的“紧箍咒”,进一步解决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国有经济比重过高、战线过长、分布过广、垄断经营,政府职能“越位”、“错位”和“缺位”等问题。把思想解放贯穿于改革的各个环节和发展的全过程。

  要把好“方向盘”。转换脑筋但不随心所欲,打破常规但不逾越规矩。思想无禁区但宣传有纪律。解放思想不能搞脱离实际的胡思乱想,不能搞不着边际的异想天开,也不能搞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断,一句话,就是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还要统一思想。思想大统一,就会实现大团结;有了大团结,就能成就大事业。怎样统一思想?我认为既不能在保守中统一,也不能在迷茫中统一,更不能在错误中统一,而必须在开放中统一,在清醒中统一,在真理中统一。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回答解决好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一方面,要着眼于用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回答有碍于思想统一的重大理论问题,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引导干部群众正确看待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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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看待资本主义、正确看待改革开放、正确看待党的建设问题。另一方面,要着眼于对实际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回答有碍于解放思想、统一思想的重大实际问题,正确回答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正确回答执政党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

  要找准“坐标系”。坚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关键是要明确把思想从哪里解放出来,解放到哪里去;用什么来统一思想,把思想统一到什么地方去。这里,解放思想和统一思想都有一个以什么作“坐标系”的问题。我们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个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坐标系”来解放思想和统一思想,既要把好“向”防止误入歧途,又要把好“度”避免过犹不及。真正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前提下统一行动。要防止“两边倒”,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反“左”、反右,防止以“左”反右、以右反“左”。要防止“一阵风”,不能把解放思想庸俗化,不能把统一思想简单化。要防止“走极端”,不能认为创新就是全盘否定,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在意识形态“统”与“放”上走两个极端,必然导致不是统死了,就是放乱了。苏共党亡政息在这方面的教训就很深刻,值得我们深思。三、准确把握先进文化建设的“破与立”,坚持在批判继承中创新发展

  先进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前进的号角。当今世界,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一定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制订相应的文化发展战略。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坚持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的方针,在批判继承中创新发展,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文化产业的繁荣。

  要弘扬主流文化。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最核心最本质的内容,弘扬主流文化就是弘扬社会主义的文化,大力倡导和弘扬熔铸着中华民族精神、情感、意志和优秀品格的主旋律文化,自觉地摒弃那些腐朽落后、低级庸俗的文化,牢牢掌握文化发展的主导权。

  弘扬主流文化,必须以社会实践为源头。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改革开放服务,把反映、解决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作为建设先进文化的着眼点、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能以赚钱为唯一目的,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见利忘义,精神生产及产品不能完全商业化,文化工作者不能完全商人化;必须实施好精品工程,增强精品意识,努力生产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具有强烈吸引力、感染力、渗透力的作品;在一手抓繁荣的同时,还要一手抓管理,深入开展扫黄打非工作,清除文化垃圾,用健康有益的文化产品占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阵地。

  要创新本土文化。我们建设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本土的区域的中华的文化,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本质。无论世界文化交流如何扩大,我们的文化都只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创新本土文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承和延续,而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化和重塑,是从内涵到外延的不断开拓、创造和更新。对于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当遵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进行认真审慎的分析、过滤、选择。

  要借鉴外来文化。先进文化的建设和繁荣离不开对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的吸收和借鉴。中国的先进文化要得到发展,决不能离开世界?吸收和引进外来文化,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既要反对夜郎自大的排外主义,又要抵制生吞活剥的全盘西化。“以我为主”,就是在外来文化的引进中,以我们的民族文化为接受主体,以民族文化能否认同为前提,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和独立性。意识形态不能与国际接轨,接轨就必然“出鬼”。“为我所用”就是引进外来文化要辩证取舍、择善而从,取精用宏、融会贯通,批判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并结合本国国情进行改造、整合和创新。我们的宣传文化工作者,要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高瞻远瞩的目光,去了解和吸收各国的先进文化,尽快实现我们的“文化自觉”。

  吸收和引进外来文化,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既要反对夜郎自大的排外主义,又要抵制生吞活剥的全盘西化。“以我为主”,就是在外来文化的引进中,以我们的民族文化为接受主体,以民族文化能否认同为前提,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和独立性。意识形态不能与国际接轨,接轨就必然“出鬼”。“为我所用”就是引进外来文化要辩证取舍、择善而从,取精用宏、融会贯通,批判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并结合本国国情进行改造、整合和创新。我们的宣传文化工作者,要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高瞻远瞩的目光,去了解和吸收各国的先进文化,尽快实现我们的“文化自觉”。

  在借鉴外来文化的过程中,还要高度警惕文化殖民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某些西方国家为了达到其经济和政治目的,利用一切手段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输入他们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因此,在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对西方文化渗透对我国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造成的冲击,要保持清醒,未雨绸缪,确保本土文化安全。要建立积极的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对外来文化给予我们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构成的威胁作出预告性、警示性反应,运用法律的、市场的、行政的手段,对那些可能危及国家文化安全的因素予以防范。四、正确对待群众需求的“雅与俗”,坚持在不断满足中提升品位

  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应当对马克思的一段话非常熟悉:理论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群众对理论的需求程度,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我理解,这段话有三层意思,其一,理论能不能为群众所接受,要看群众需不需要这种理论;其二,群众需不需要理论,要看这种理论科学不科学;其三,只要群众需要并自觉接受理论,理论武装工作一定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即精神变物质。理论工作是如此,意识形态的其他工作也是如此。我们每做一件事,每开展一项活动,都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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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科学性,都要符合群众的需要,这样才能被群众所理解和接受。重温马克思的教诲,使我们深深地感到,从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每一位同志必须高度重视、密切关注、认真研究干部群众的精神需求,把满足和提升群众的精神需求摆到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

  第一,以群众精神需求为第一信号。宣传思想工作的主要对象是群众。我们的工作要得到干部群众的认可,我看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对群众的精神需求了然于胸,尽量使宣传工作与群众的需求“正相关”,做到“正中下怀”。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释群众之所疑、办群众之所需,这样我们的工作就能在“大众化”的前提下“化大众”,做到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唯有以群众需求为第一信号,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才能赢得群众信赖、拥有群众基础,才能枝繁叶茂、根深果丰。

  第二,以挖掘群众精神需求为第一选择。我们经常讲宣传思想工作要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怎样才能主动?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研究和开发群众的精神需求。如果我们把这作为第一选择,事先掌握了群众的需求,并根据这种需要来做工作,那么,我们就真正掌握了主动权。正如促进物质生产要启动消费者的物质需要一样,促进精神生产也必须启动消费者的精神需要。当前,人们的精神需求还大有潜力可挖。有关经济学专家预言,中国13亿人口潜在的精神消费能力约在5500亿元以上,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既对宣传工作的事业发展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又为宣传工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宣传思想工作者要首先选择抓住挖掘群众精神需求而作为,抓紧研究群众精神需求的走向,把握其内在规律,在承担好历史使命的同时,不断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力争事业产业双丰收。

  第三,以满足群众精神需求为第一目标。群众的呼声是群众需求的集中体现,也代表着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否满足群众的精神需求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宣传工作的生命。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对精神需求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对于群众的需求,只要是正常的、合理的,都应该尽量地去满足,一时满足不了的,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地加以满足。在满足群众精神需求方面,要努力做到三点:一要坚持“三贴近”。群众是精神产品的消费者,也是文化市场的最终评判者。文化工作者、文化单位创造生产的产品要转变成群众的消费品,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但这个转变是不容易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堪称“惊险的一跃”,因此,精神产品的生产要面向群众,符合群众的需求,否则,就不能进入和占领市场。二要讲究辩证法。既要满足多数人的精神需求,又要关注少数人的精神需求;既要重视高层需求,又要维护普通需求;既要满足正面的、积极的需求,又要引导负面的、消极的需求。在满足群众精神需求时,要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杜绝片面性。三要注重个性化。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群众的精神需求往往呈现出个性化、差异性、参与性、多样化等特征。宣传思想工作要尊重和关注个体的差异性,尽可能多层次、多视角地满足不同个体的精神文化需求。

  第四,以引导群众精神需求为第一责任。宣传思想工作做的是人的工作,其重要职责就是要以科学的世界观、以革命的人生观、以奉献的价值观引导人。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和信息传播的网络化,使得各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简单,人们进行价值抉择的自主性越来越大,价值抉择的结果也越来越复杂。对干部群众正面的、积极的、合理的精神需求,我们固然要努力满足,但对那些负面的、消极的、不合理的精神需求,也要理直气壮地引导,以正确的价值观去加以矫正,自觉坚持满足需求与引导需求“两手抓”。五、严格区分文化产业的“管与办”,坚持在科学管理中加快发展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我们没有必要再去纠缠于宣传文化究竟姓“事”还是姓“产”的争论,也无须去论证文化产业要不要发展,更重要的是要思考如何加速发展、如何协调发展、如何可持续发展等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要认真研究和解决文化产业如何发展,发展文化产业事由谁来管、业由谁来办、钱从哪里来等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

  1、实现文化产业的调控方式由管办一体向管办分离转变。要按照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打破政府既管文化又办文化的格局,把文化事业和产业区分开来,政府自觉地转换角色,转变职能,重新定位,从竞争性的领域退出来,主要管事业;同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重塑市场主体,培植一批能在市场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把那些可以进入市场的产业放手交给企业去办,实现管办分离。这对政府是一种解脱,对企业是一种机遇,对文化产业是一种支持。西方在总结发展文化产业的经验时,认为政府“最大的供给就是不供给”,也就是说政府要放手让权,不要过多地干预企业。我看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当然,政府由直接办文化产业转向间接管文化产业,并不意味着政府在发展文化产业中就无所作为,更不说明政府可以推卸发展文化产业的责任。今后,政府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的主要职责,一是制定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强化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手段,促使各类文化产业协调发展;二是制定法规政策,规范文化企业行为,维护文化市场秩序,保证文化产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三是为文化企业提供必要和及时的服务,不断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的环境,特别要保护文化产业的知识产权;四是通过经济杠杆导向文化产业的布局和结构,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五是通过建立文化产业行业协会,增强行业的自律。只要发挥好了政府和企业“两个积极性”,文化产业必将发展得更健康、更顺利。

  2、实现文化产业的经营规模由散兵游勇向做大做强转变。现在我们发展文化产业,面临着一个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紧随其后的是文化的全球化。不管你自觉不自觉,只要你把自己排斥在全球化和世界之外,那么,世界也会无情地、残酷地把你排斥在外。因此,我们发展文化产业,视野要更加开阔,尽可能地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实现经营规模的做大做强。在当前世界,文化产业领域的控制权、话语权被众多实力雄厚的文化跨国公司所垄断。集团化是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走向,人们把文化产业的世界性竞争性形象地称为“巨人之战”。所谓巨人,实质上就是垄断性集团。为什么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竞争必然导致集团化的趋势?根本原因在于集团经过多次的兼并和重组,综合了资金、技术、人力、经营和品牌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完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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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超额垄断利润。适应“入世”和全球化的新形势,我们的文化企业要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要配置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如果还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还是单枪匹马、孤军作战,还是互相拆台、恶性竞争,还是彼此分割、不成气候,恐怕就很难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了。发展文化产业,市县一级考虑到还刚刚起步,可以从实际出发宜大则大,宜小则小;而省级文化产业就应有远大的胸怀,应具世界的眼光,埋头苦干,背水一战,来一个“第二次创业”,抢占制高点,尽快做大做强。

  3、实现文化产业的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文化产业相对于物质生产而言,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生产,对所需资源也有较高的要求。从长远来看,发展文化产业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类对文化产业的需求却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文化产业的扩大再生产不能走盲目扩大规模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之路,而要在生产规模不变,?ü谠甲试础⒔谠祭投Α⒔谠汲杀镜那疤嵯吕┐笤偕

  庋幕档脑龀し绞骄褪迪至舜哟址判拖蚣夹妥斓哪勘辍?要实现文化产业发展的内涵扩大再生产,实现集约型经营,关键要抓住两条:首先,要依靠科技,加快科技文化创新,以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来推动全省文化产业水平和质量的提升。要大胆地引进国外发达国家先进的文化产业技术设备和制作方式,不断提高文化产业的技术装备和科技含量。要善于运用高科技手段,有效地打击各种形式的盗版和侵权行为,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其次要调整结构。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往往能引起文化产业质的变化。要按照合理原则、优先原则、竞争原则适时调整文化产业结构,以结构的调整促进文化产业增长方式的转变。4、实现文化产业的经营主体由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国内外发展文化产业的经验表明,文化产业的经营主体只能是企业而不能是政府。美国的硅谷就是政府只给政策,依赖社会资本兴办起来的,其结果是硅谷越办越红火,享誉全球。文化产业的发展一定要社会化、市场化,要多渠道、多体制、多层次地办文化,形成国有、集体、个体、中外合资等多种所有制兴办文化产业的格局。各级政府在鼓励各类经营主体投资文化产业时,要始终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构建引导有效的投资机制,让投资者消除心理压力,感到投资安全可靠,有利可图。要保护各类投资者的利益,建立起民营、外资企业与国有、集体企业公平竞争的平台,形成规范的市场秩序,这样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吸引社会闲置资金来发展我省文化产业,使我们的文化产业领域呈现万紫千红春满园的生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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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党委领导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能力

  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建设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这要求各级党委领导从维护国家安全发展、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着眼打造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坚强“一线指挥部”,下大力提高领导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能力。用战略思维和政治眼光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新特点新变化。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在信息化飞速发展和全球化迅速蔓延的环境下进行的,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进行的,是在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青年一代逐渐成为社会主体的情况下进行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呈现出许多新特点新变化。比如,由遏制打压转向“颜色革命”,由外部围攻转向内部演变,由单渠道信息输出转向全方位思想文化渗透,等等。各级党委、领导必须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用政治眼光审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形势,充分认清社会制度的不同、根本利益的冲突、价值观念的差别,决定了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根本目的不会变,以强烈的政治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高度关注和准确把握部队意识形态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争夺群众的“攻防战”。当今时代,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着人们的人生态度、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部队思想政治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是青年官兵的政治防范意识在弱化。现在一些青年官兵头脑中缺乏“讲政治”概念,只看到握手与拥抱,看不到背后的较量与博弈;只看到合作与发展,看不到背后的争斗与利用,缺乏应有的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二是随着互联网和现代通信工具的普及,领导干部的信息优势明显减弱,主导舆情的难度增大。三是现代传媒的渗透作用明显增强,使形形色色、良莠不齐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思想观点、生活方式呈现在广大青年官兵面前。对此,各级党委和领导既要看到信息化给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带来的新机遇,也要看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面临的新挑战;既要看到青年官兵充满时代活力的特点,也要看到他们容易受到影响的脆弱性,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积极主动加强党委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新的形势任务,要求各级党委深入调查研究,把握社情兵心,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仗。一是从传统思维中跳出来。善于透过现象看清本质,从过去那种“非白即黑”的教条思维中跳出来,从“只重利益、忽视政治”的功利思维中跳出来,理性思考和分析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始终保持思想的敏锐性和观念的前瞻性。二是善于用先进思想文化占领精神高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要始终着眼“三个确保”时代课题,以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突出“忠诚于党”这个首要要求,教育官兵铸牢“军魂”,永远听党指挥。三是围绕热点问题积极主动应对。当前,应针对西方“普世价值”理论的虚伪宣传,深入开展为什么军队不能“非党化、非政治化”、不能“国家化”和“六个为什么”学习教育活动;针对网络成为斗争主渠道的实际,充分利用“互联网进军营、政工网进班排”的优势,鼓励官兵参与网络交流互动,培养我们自己的“红色版主”、“舆论领袖”,用正确的思想观念占领网络阵地,使部队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与时俱进、扎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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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四:意识形态斗争典型案例

 further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意识形态领域渗透破坏不断加大的攻势面对各种敌对势力不断变换的渗透手法广大官兵一定要深入扎实地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尤其是科学发展观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不断提高从理论上鉴别两种意识形态性质特点和区分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保持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纯洁的思想道二是要树立正确价值追求

  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严峻性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

  胡主席深刻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较量和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西方国家加紧向全世界传播他们的价值观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将长期面对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我军肩负着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使命,作为革命军人,要深刻领会胡主席的这一重要论述,充分认清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做到听党话、跟党走。一、充分认清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严峻挑战,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社会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行动的思想观念。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经济、政治形态,就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形态,都有着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诸如奴隶社会的意识形

  任责庭家起负肩该应人当而响影要重其极着有康健对助帮与爱关私无很了给都友好朋亲及母父、辈中程过长成。外例不也我,子独是多生学大的在现

  态、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一经产生,都会维护自己而排除他人。正因为如此,自1917年社会主义在苏俄诞生以来,就遭到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打击、经济封锁和渗透破坏。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两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激烈和复杂,西方国家把渗透破坏的矛头直指我国。一是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歪曲宣传。遏制、西化、分化,是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一贯做法。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西方大国,出于意识形态、自身利益的考虑,对社会主义中国在战略上围堵、军事上威胁、发展上牵制、政治上破坏、统一上阻扰,力图孤立、瓦解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特别是上世纪末,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和社会全面进步,原本判断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会像前苏联一样会迅速土崩瓦解的西方国家,不甘心看到中国的发展,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国际舆论优势,大肆攻击中国。比如,在政治上,不顾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中国的实际,攻击中国不讲“人权”,连篇累牍地发表所谓的“中国人权报告”。从1990年开始,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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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主要国家先后10多次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反华提案,极尽歪曲和责难中国人权状况。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攻击中国的声音出现新的变异——“中国威胁论”,其指责范围覆盖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科技甚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发展模式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能源消费威胁论”、“中国食品出口威胁论”等等,不一而足。他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国,其背后有着多重动机:在国内政治层面,一是可以籍此掩盖本国政府的政策失误;二是想以此平息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在国际政治层面,一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上制造障碍;二是为了恐吓中国的周边国家,以扩张自己的势力;三是阻止广大发展中国家效仿“北京模式”走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二是利用文化渗透推行“普世价值”。冷战结束后,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相对下降,文化问题则成为国际关系的新焦点。一些西方主要国家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利用先进的因特网、卫星电视等传播技术手段,抢占世界文化市场,控制全球文化资源,传播思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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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使文化产品成为它们大规模输出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工具,成为大力宣扬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文化的载体。这应当引起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革命军人的深思和警觉。这些年,在我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不少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东西。比如,有人主张以西方的“普世民主”来代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在指导思想上,主张放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用多元化思想来指导;在发展道路上,主张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问题上,宣扬“改革失败论”,主张放弃改革开放方略;在政治体制上,主张实行多党制和党内多派制,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等等。对这些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腐朽文化思想的侵蚀,我们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做好积极防范。三是利用宗教问题支持分裂破坏活动。当代宗教,不仅是信仰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宗教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民族主义的“精神支柱”,而且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政治工具。美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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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情报局的《行事手册》中明确提出:要利用宗教挑起民族冲突,制造民族分裂,冲击、瓦解别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思想武装;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中间制造新仇旧恨,等等。据统计,在我国周边国家有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等近10家广播电台,用多种语言进行宣传。长期以来,一些国家一直不断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施压,支持“藏独”、“台独”、“东突独”搞分裂破坏活动。2008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之家”等机构支持藏独分子,并提供资金给一些国外媒体,掀起了一场造谣运动,其宗旨依然是分化、搞乱中国。四是利用多种手段对我军进行渗透策反。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多年来,境内外敌对势力一直把我军视为实现其政治阴谋的最大障碍,千方百计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渗透策反。他们兜售“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反动政治观点,挑拨军队与党的关系,妄图削弱我军思想政治建设,改变我军性质。他们竭力通过各种渠道接触我军内部人员,建立“个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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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他们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社会网络化、生活信息化的发展,不断调整演变渗透策略:1、演变的焦点由动摇政治立场转变为输出价值观念,腐朽的思想观念和不良生活方式对官兵的诱惑增大;2、演变的环境由封闭对立转变为开放交流,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影响官兵的信念信仰;3、演变的对象由思想相对单纯转变为个性复杂多样,往往把涉世不深、思想活跃、观念开放的“新生代”官兵作为打开缺口的重点对象;4、演变的手段由直接鼓吹转变为渗透拉拢,网络成了敌对势力策反渗透的重要渠道,增大了防范和处置难度。以上这些,都对确保官兵政治坚定和思想道德纯洁,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出了严峻考验。二、高度关注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斗争的冲击影响,切实增强学习培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西方形形色色、良莠不齐的价值观念、思想观点、生活理念以及文化形态等,在潜移默化中对官兵人生观、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冲击和影响。一是在理想信念方面。有的看不清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政治警觉性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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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别力不强;有的对反动政治观点和社会错误思潮批驳不力、应对不够;有的看待问题比较片面,对贫富差距、贪污腐败、黑恶势力、矿难事故等负面现象看得比较重,而对GDP增长、应对金融危机成效、人民生活巨大改善等看得比较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党的信任;还有个别的一步步沦落到勾连敌特、出卖情报的地步,干出丧失国格、人格的事情。二是在精神追求方面。有的重个人轻集体,凡事喜欢以自我为中心,集体观念、团队意识、奉献精神有所淡化,对个人进步、自己私事考虑的过多,而对单位发展、集体荣誉则关心和维护不够。有的重物质轻精神,将艰苦奋斗与贫穷落后划等号,工作取得成绩,希望物资奖励多一些,精神激励可有可无。有的重享乐轻奉献,讲排场、讲品味、讲档次,追求生活的“高质量”,推崇时尚消费、超前消费、人情消费,甚至不顾自身条件,盲目与大款比穿戴、比吃喝,等等。三是在行为方式方面。一些同志不要纪律要自由,条令条例意识比较差、自身放松要求、行为方式自由,喜欢各行其是;有的对上级三令五申的要求不当回事,对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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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风捉影的事津津乐道,把制度规定置于脑后。有的不讲集中讲民主,过分强调民主权力,缺乏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意识,甚至只要组织照顾,不讲组织纪律。有的不信组织信关系,有困难、有矛盾时,不是依靠组织依据法规解决,而是哥们义气严重,凭感情用事,个别的甚至做出一些违法违纪的事情。四是在战斗精神方面。由于受长期和平环境的影响,一些官兵敌情观念淡漠,看不清合作中有斗争,交往中有渗透,使命意识不强,缺乏“当兵打仗、带兵打仗、任期内打仗”的责任意识、紧迫意识;有的认不清复杂的周边局势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严峻性,危机意识、忧患意识不强;有的打赢信心不足,认为手中武器落后,训练方法陈旧,缺乏敢打必胜的勇气;有的对以人为本这一重要思想理解偏面,对严格教育、严格训练、严格管理产生抵触情绪,图安逸享清闲,无所作为,等等。以上这些问题,应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如果这些问题不加以认真解决,势必会影响部队建设的正确方向、影响部队战斗力的生成、影响官兵的健康成长进步。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加强新形势下部队思想政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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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的重大举措,对于始终保持官兵政治坚定和思想道德纯洁,提高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能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广大官兵要充分认清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切实增强学习培育的自觉性和紧迫感。三、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牢牢把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当前,部队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社会条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意识形态领域攻击不断加大的严峻形势,广大官兵要坚持用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引领思想和行为,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坚定政治立场,切实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这个主阵地。一是要不断加强理论武装。政治上的敏感与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与成熟。敌对势力的渗透和演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我放松了科学理论的武装,放弃了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从近年来查处的出卖情报的案件看,极少数人之所以被敌对势力所引诱、所迷惑,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渊,根本原因就是放松了理论学习,放松了世界观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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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意识形态领域渗透破坏不断加大的攻势,面对各种敌对势力不断变换的渗透手法,广大官兵一定要深入扎实地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尤其是科学发展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不断提高从理论上鉴别两种意识形态性质特点和区分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保持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纯洁的思想道德。二是要树立正确价值追求。事实上,我们同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军队的具体体现,用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引领思想和行为,是抵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影响的治本之策。因此,我们一定要自觉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不断强化精神支柱,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自觉控制“交往圈”,不因交往不慎而误入歧途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净化“生活圈”,不因恶小而为之,最终丧失德行和气节;纯洁“娱乐圈”,不被网上错误信息所迷惑,干一些与军人身份不相符的事情。要筑牢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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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精神高地,保持崇高的品质、高雅的情趣、高尚的追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侵蚀影响,经受住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峻考验,永葆革命军人的政治本色。三是要严守部队纪律规定。严明的纪律是坚守意识形态主阵地的有力保证。每一名官兵在大是大非问题上,都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自觉遵守政治纪律“十不准”和行为规范“十不得”,经常查找自己在理想信念、价值追求、思想道德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提高政治免疫力,做到拒腐蚀、永不沾。要积极参加法纪警示性教育,认真吸取教训,经常用反面典型教育和鞭策自己,规范言行,做到警钟长鸣。特别是思想骨干和安全骨干要积极发挥监督提醒作用,及时发现违反纪律的人和事,敢于进行批评教育,切实维护政治纪律的严肃性。四是要追求健康文化生活。文化领域是意识形态斗争最激烈的领域,文化渗透已成为敌对势力扩张的主要手段,各种非法出版物、玄幻小说是错误思潮、反动观点向军营侵蚀渗透的重要渠道。这些不良书刊大多在车站码头、夜市街头等场所私下出售,在互联网等媒体上刊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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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往往以“揭密”、“写实”、“新解”、“野史”等题目吸引眼球,内容多是歪曲事实真相、丑化领导形象、散布错误言论、描写低俗情节等,青年官兵看了以后,很容易模糊是非观念、误导价值追求、动摇理想信念。我们一定要清醒认识到这些不良书刊的严重危害,防止和克服猎奇心理,坚决做到不买不看反动书刊,不私藏上级明令查禁的非法出版物,以免受其毒害、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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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五:意识形态斗争典型案例

 美国二战前后的意识形态控制及其启示

  美国十分重视大众传媒在价值观教育中的作用以及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前苏联的崛起,出于对面临颠覆的恐惧,以及对电影业地位的重视,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好莱坞展开了全面监控与调查,以维护美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冷战及后冷战时期,影视业则成为美国输出其价值观的有力工具。对中国而言,要重视对影视文化的意识形态管控,同时也要防范美国影视文化对中国价值观输出的潜在威胁。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国际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就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思想体系的斗争。尤其是随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的诞生和逐渐强大,东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变得异常激烈。二战前后,随着前苏联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加上共产党在美国的活动,使美国感到无论是在其世界领导地位的巩固,还是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的推广上,都受到来自前苏联的挑战。前苏联及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故美国政府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动员全部资源对付共产主义的威胁。电影是承载文化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常常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有力工具。在美国国内,电影业也自然成为美国政府实现意识形态控制的重点。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就对好莱坞展开监视,但针对好莱坞的全面监控则始于1942年,以一个长达16年的大规模调查为标志,包括对电影相关人员身份及社会关系、对电影内容及拍摄等的调查,尤其是同“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联合意味着对好莱坞的监控达到新的高峰。

  一、“反颠覆”:FBI好莱坞监控行动展开的背后

  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众多意识形式在内的观念上层建筑。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对本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所谓意识形态控制,是指一个国家和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党,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牢牢掌握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权,保证代表和反映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思想、观念、文化、道德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文化是世界各国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领域,而由于大众传媒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巨大作用,以及对社会非凡的影响力,因而大众传媒成为意识形态控制的重要领域。在20世纪前半期,电影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媒之一,也是美国政府意识形态控制的重点,其中主要任务是防范来自前苏联及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威胁。

  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将二战期间的美苏联盟看作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中的历史悖论,他认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除了反法西斯那段时间外,美苏关系都处于一种不可调和的敌对状态之中。实际上,即使在反法西斯期间,在美国政府内部,对前苏联的恐惧和怀疑始终存在,其代表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它的领导人胡佛。FBI的这种恐惧被认为是典型的美国式恐惧。正如历史学家安德斯·斯蒂芬森所说,美国的冷战意识是从美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形态中演化出来的,“这种传统意识形态包含了激进的新教主义、传统

  的共和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思想,并把它们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一种特别的政治语言”。斯蒂芬森还说:“这种传统意识形态的第一条原则……是一种动态的观点,认为自由一直处于威胁之中,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如此,并且认为自由需要有人来保护。”美国的这种意识形态传统展现出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又由于胡佛主义的出现而被大大加强。胡佛一直认可一种“反颠覆”性的传统,其思想意识的特点就是对来自外国的危险和激进性质的颠覆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感。美国的FBI研究专家曾经指出,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FBI的调查不但集中在间谍活动上,而且也集中在共产主义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上。胡佛对来自国内的针对社会秩序所进行的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击非常在意,但对来自国外的利用武器的攻击倒并不十分在意。

  在很大程度上,FBI和胡佛认为对美国的威胁主要隐藏在好莱坞。之所以如此重视好莱坞,是因为电影在塑造和反映国家身份方面所起的作用已经被广泛认可。FBI的政策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运行的,即:“电影工业正在被认为是能产生即使不是最强大的,那么也是最强大之一的影响,这种影响将会作用于不但是美国人而且是全世界人的心灵上和文化上。”FBI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好莱坞,大约一半的工会组织(共代表2万名雇员)或是由共产党控制的,或是因为商业的原因跟随共产党的路线政策。但对华盛顿总部的FBI来说,更大的担心则来自那些对自由主义观点和激进主义观点越来越感兴趣的好莱坞作家、导演和演员们。故早在20世纪20年代,胡佛就已经命令FBI探员去监视那些激进的电影制作人,并撰写关于这些人士拍摄电影的总结。20世纪30年代,FBI开始监控电影行业中的劳工组织情况和罢工运动。但开始对好莱坞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监控,则始于二战开始之后。

  FBI在这个特殊时期启动对好莱坞的大规模调查并非巧合。FBl认为,共产主义者利用了战争,他们在战争期间伪装成“热切的爱国者”,趁机将宣传性的内容放在电影或者写作中,将自己的组织用一切合法的手段融进好莱坞和整个国家,采用了邪恶的方法将其种种行径掩藏在普通行为之中。这对于没有戒心的普通民众来说,很难区分它们。即使伟大的美苏盟军在合作打击法西斯,FBI仍然认为美国正处于危险之中。随着对国内调查的深入,FBI的这种焦虑感越来越严重,甚至认为:“有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控制阴谋,它的根源和指导意见都来自前苏联共产党。”在他们眼中,二战期间的伟大联盟会产生这样一种局面,即美国将来在面对共产党颠覆的时候会无能为力。毫无疑问,二战成为FBI在好莱坞扩大监控行为的催化剂。另外,二战期间,美国电影的受众面很广,据FBI估计,在美国,每周大约有850万人走进电影院,这样的现状无疑令FBI更为担心。二、“COMPIC”:FBI好莱坞监控与调查的具体实施

  1942年8月,FBI的局长胡佛命令洛杉矶分部的负责探员胡德准备一份关于好莱坞的综合性报告,以说明共产主义者对电影业的渗透以及控制情况。以此为标志,一个长达16年、代号为“共产主义对美国电影行业的渗透情况”(COMPIC)并针对好莱坞的全面监控正式开始了。FBI对好莱坞的调查和监控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电影相关人员身份及关系进行监控

  FBI于1943年夏天和秋天撰写的两份报告为自己的此类监控行为找到了合理的理由。报告将美国电影的发展分成了两个部分,以1930年有声电影的引进作为分界线。FBI坚持认为,在无声电影时代,“电影只是为了娱乐的目的。任何严肃种类的宣传在电影中找不到任何位置。实际上,即使在某些地方有类似的微妙的政治宣传,在无声电影的情况下也变得没有什么效果。这个事实是很清楚的……因此,电影工业以及那些突出的个人并没有涉人或者说关注政治事务”。而在有声电影出现后,报告中写道:“有一伙与众不同的人渗透到好莱坞,开始接管它。”FBI认为这些外国人给好莱坞带来了威胁,他们以及他们的孩子怀有跟“美国理想和传统”不同的“想法和文化”,身上带着“来自欧洲社会生活本能的种族密切联系”。在FBI看来,这种密切联系无论是否具有革命性,都是非美的。之后FBI的调查继续强调外国渗透的主题。如在一份大约包括150人的备忘录中,这些人都被怀疑与共产党有联系。洛杉矶分部的胡德十分强调那些被怀疑人员的国家联系,作曲家汉斯·艾斯勒是一个德国难民,卓别林是英国人,导演伊利亚·卡赞“宣称自己是美国公民,但无法证实”,导演路易斯·迈尔斯通,尽管声称“他已经归化了”但出生在俄国,等等。

  1943年的这两份报告还详细列出了前苏联对好莱坞电影所做的一切。报告来源A宣称,前苏联是第一个意识到电影潜在的宣传作用的国家,它将自己最好的人员送到好莱坞接受训练。报告揭示,在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美国共产党1935年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对好莱坞的工会组织和“所谓的文化及富有创造力的领域”进行渗透,目的是要将政治宣传插入电影中。故除了关注相关人员的国籍之外,FBI探员还注重收集、分析好莱坞中一些人士的社会关系,然后通过所谓的“牵连犯罪”来给这些激进人士扣上共产主义者或者共产主义跟随者的帽子。对卓别林的调查就是典型的例子。关于卓别林的大部分档案集中在1942年之后,这些档案宣称卓别林与激进分子有联系,在他的私人朋友或者熟人中,有劳工领导人哈利·布瑞德斯、好莱坞的激进主义者保罗·加里克、赫伯特-比伯迈和达尔顿·特拉姆伯等,这些都被作为证据来证明卓别林是个赤色分子。1944年3月,胡德给胡佛递交了一篇来自左翼出版物的文章,这篇文章强调说:“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的人们可能不知道上帝,但是他们知道并热爱卓别林,因此当卓别林拍摄一部影片如《大独裁者》,他影片中的思想比报纸、杂志,或者无线电等传播得更远。”

  此外,针对某部具体的电影,FBI的做法就是收集参与电影拍摄过程的每一个人的政治关系资料。通常,FBI会这样假定,如果电影的制作人员与共产党有联系,那么这部电影就是一部宣传影片。基于这样的提前假定,FBI的大部分情报就是为了寻找这种联系,以此证明好莱坞已被共产主义完全渗透。胡佛不断要求下属递交“关于共产主义渗透电影行业的全面情况”的报告。迫于这种压力,1943年7月23号,FBI洛杉矶分部的探员们潜入了共产党好莱坞分部的办公室,获取了许多共产党员的材料。此后,FBI不断潜入当地的共产党办公室,摄取相关资料。这种行为分别发生在1943年11月,1944年8月,1945年的1月、2月以及11月,1947年的2月和5月。FBI通过这些资料不但证明了早期已经确认的共产党员,而且还确认了那些新招募的成员。到1947年10月份,FBI洛杉矶分部已经确认了47名男演员。45名女演员、127名作家、8名制片人以及15

  名导演曾经是或者现在是共产党的成员。

  (二)携手“非关活动委员会”进入对好莱坞新一轮的监控调查

  1945年1月上旬,在国会议员约翰·兰金等人的努力下,通过了一项允许“非美活动委员会”(HUAC)成为永久性调查委员会的提案。这是美国众议院历史上第一次给予一个调查委员会以永久性的地位。从那以后,该委员会的每次调查、发布的每项报告都涉及共产主义活动。其中尤为著名的是对好莱坞共产主义活动的调查。FBI起初并不打算与HUAC合作,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以及对好莱坞共产主义渗透的共同担忧,使得FBI和HUAC很快联起手来。冷战开始后,胡佛对好莱坞的兴趣更加高涨。一开始,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给胡佛提供任何利用FBI已经积累起来的关于共产党员以及好莱坞情报的机会,因为共产党员没有违反联邦法律,FBI洛杉矶分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好莱坞共产党在从事间谍活动或者计划利用武力和暴力推翻美国政府。于是1947年5月,胡佛开始倾向于另一种策略,即秘密地允许HUAC利用FBI的各种情报。这个决定意味着FBI对好莱坞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控制和监控策略的转变,开始通过携手“非美活动委员会”,进行对好莱坞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管控。

  1997年解密的FBI档案显示,FBI在HUAC调查好莱坞的过程中起了核心作用。在一份备忘中,胡佛陈述了自己这样做的政治目的:“我们不能够将我们信息的秘密来源公布于众。毫无疑问,在某些情况下,因为情报的高度绝密性……我们不能泄露我们所拥有的情报。但是我还坚持认为,对共产主义在好莱坞影响的曝光现在做得还远远不够。目前FBI没有任何渠道来进行自己的曝光行动,因此,我们应当帮助国会的调查委员会来将这些事实暴露于公众的视野中。FBI对HUAC提供帮助是恰当的和令人满意的。”FBI在洛杉矶、纽约和华盛顿的档案被挑选出来,并准备好了一些总结性的备忘,主要是关于在好莱坞的一些共产主义者和支持共产主义的人,以及他们参与的电影作品。FBI这种做法为HUAC和自身都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于HUAC来说,这将保证其在好莱坞的听证会成功举行,因为当时HUAC手头并没有什么关于好莱坞的有价值的资料,而有了FBI的合作,HUAC的听证会无疑将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HUAC的另一任主席J.帕奈尔对FBI的帮助感激涕零,认为胡佛“在让这个委员会得以存在下去的过程中,起了比其他任何人都重要的作用”。对于FBI来说,则可以通过HUAC将自己多年以来收集的情报洗白,并通过HUAC将其以轰动的形式公布于众,从而达到胡佛所需要的那种反颠覆模式——公众式的反对颠覆性势力。FBI已经收集了诸多的真真假假的关于好莱坞美国共产党的情报,但却不能随便将之公布于众。HUAC的出现正好帮了胡佛一个大忙,正如胡佛在一份备忘中写道:我们目前没有媒介来暴露那些在好莱坞的共产党分子。这样,HUAC就成了FBl最好的帮手。但因害怕FBI的调查曝光后可能引起嘲笑和误解,胡佛要求HUAC的主席J.托马斯保证,不能公布这些材料系FBI的调查所得,并且不得让FBI探员到听证会上作证。(三)对电影内容及拍摄过程等进行监控

  早在1945年4月,FBI驻洛杉矶的负责人理查德·胡德就提出,不应单单把注意力集中在电影制作人员的政治关系上,应该更系统地对被怀疑电影的内容进行分析。他认为共产党影响电影的方法变得非常微妙,非常狡猾,是在不带有政

  治含义的电影中插入一句话、一个场景和一个情景来表现其路线政策。因此,“只是说明一下某部电影是某个已知的共产党员创作的、导演的或者监制的是远远不够的……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准确指出电影剧本中或电影中的某个部分是带有共产主义宣传性质的话,意义将更大”。胡德希望FBI探员们能够成为电影专家,从而识别出电影中宣传性的内容,并且将之记录下来。故他建议胡佛扩大监控的范围。

  1947年,在FBI洛杉矶分部递交的一份报告中,共分析了8部电影的内容。为了确定哪部电影是带有颠覆性质的内容,FBI利用了一份由一群好莱坞业内人士撰写的报告。这些业内人士都是自愿组织起来,对好莱坞面对的共同威胁异常警惕的专业电影人,包括编剧、监制和导演等。他们声称,发现了三种共产主义者常用的手段,可以将非政治性的电影转化为带有政治宣传的电影,包括:一、美国的价值观和传统在电影中被玷污或者被认为是邪恶的;二、反美国传统价值观的行为或者支持共产主义价值观的行为在电影中被美化;三、表面漫不经心地指向一些现存的事件,但实质是用来贬低美国的政治传统或者促进共产党的政策宣传。他们宣称,这就是共产主义者经常采用的技巧。在利用这些标准来分析电影《生活多美好》时,FBI的探员们认为,这部电影至少采用了两种方法将影片变成政治宣传的媒介,并引用了一些告密者的原话说道:“一个告密者说,在他看来,这部电影故意诋毁美国的上层阶级,打算告诉美国人民说,有钱人都是吝啬鬼且令人所不齿。”

  1947年9月,在一次主管会议上,FBI决定对电影监控程度进行升级。会议要求FBI的探员们不要只凭电影剧本来撰写影评,而应当便装到电影院去观看电影,找出电影中的一些具体场景,将这些场景中包含的共产主义宣传性内容指出来,并将它们同共产党出版物上的政策性内容联系起来。FBI洛杉矶分部领导人胡德在此决定的基础上,施行一种更富有攻击性的政策来监控好莱坞电影的内容,即不但要求探员们监控已经拍摄完毕的电影,还要监控那些尚在制作过程中的剧本。他认为,如果只获得那些已经拍摄完毕的电影剧本,很多潜在的危险就不能被发现。“在编写剧本的过程中,会有大量的改动,一些宣传性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被添加到剧本中,也可能被删掉。”胡德强调说,在这个监控过程中,FBI可以识别那些不同的人,他们要么是想在剧本中加入宣传性的内容,要么是勇敢地阻止这一行为。

  三、新时期的到来:好莱坞监控与调查的结束及其启示

  随着20世纪50年代的来临,好莱坞的趋势逐渐走向拍摄纯粹的娱乐电影,FBI对好莱坞的监控调查也日益失去意义。1956年1月,FBI洛杉矶分部建议关闭已经执行了14年的对好莱坞的监控项目。探员A.H.贝尔蒙特报告说:“共产主义对好莱坞的渗透在目前来说基本上不存在了。”好莱坞内部的线人也报告说共产党没有新的继续渗透好莱坞的计划。两年后,FBI结束了对好莱坞的调查,并关闭了他们的备忘录。但此次监控结束并不意味着FBI对好莱坞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不再担忧,40年代末期一些批评性电影如《谢拉·马雷德的宝藏》(1948)、《我们是陌生人》(1949)、《勇敢者归来》(1949)等的问世,让FBI及其告密者们依然深感不安。胡佛悲哀地说道:“电影行业依然是一个乱糟糟的地方。”正如

  FBI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对抗好莱坞共产主义宣传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彻底清除好莱坞中的共产主义者。

  从美国对好莱坞的监控和调查可以看出,美国十分重视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尤其在二战前后以及冷战时期,美国的“反颠覆、反渗透”意识根深蒂固,以至于在冷战之后,这种意识仍然深刻影响着美国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度和价值判断。二战以后,随着科技进步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大众文化迅猛发展,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影响人们价值观念的一种重要资源。美国通过控制以电影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占领和把握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主动性,进而又利用其在国际上的强势地位,向外输出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试图以美国的“普世价值”占领国际意识形态高地。美国的做法是否正当姑且不论,单就其维护国家利益、树立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与“话语权”而言,也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就中国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多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组织形式、生活方式等多样化和差异化趋势愈加显著,从而导致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日益走向复杂化、多元化。另外,不可否认的是,在某些时期,仍出现过意识形态管理的失语、失职问题,以及大众传媒在意识形态的缺位、错位问题,以至于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影响中国国民意识的大众文化仍然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冷战之后,美国利用经济全球化,把以电影为代表的美国文化商品推向全球,也将其所负载的意识形态推向全球,从而极大地冲击和瓦解着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权。当下中国正处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期,电影、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都是承载意识形态内容的“特殊商品”,它们以现代化的传播方式迅速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对社会大众发挥着以往任何文化形式都无法比拟的影响。今天,我们虽然不必像当年美国FBI那样对大众传媒实施异常严格的监控和调查,但要对其进行有效管控,从而占领大众文化这个意识形态斗争的新高地,防止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与控制,瓦解西方通过“文化侵略”来“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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