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帮之龙游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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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帮之龙游商帮4篇

【篇一】中国商帮之龙游商帮

中国五大新商帮

新商帮的分布及其特征

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我国目前已形成三大经济发展活跃区域。在这些区域形成了一批新的商帮，它们创造了目前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如珠三角的电子信息、浙江的纺织、皮鞋和五金、闽南的运动鞋在中国乃至全球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浙江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被并称为中国新五大商帮。

1、山东商帮：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内的青岛、威海、烟台、济南等地。既有北方人的务实，也有南方人的精明。特点是受国营模式影响较大，企业与政府的荣损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苏南商帮：主要分布在苏州、无锡，常州等地。苏南模式的文化背景是吴文化。吴文化重格物致志，强调均衡、集体、等级。其特点是集体所有制模式。

3、浙江商帮：主要分布在温州、宁波、台州、杭州等地。受永嘉文化(也叫浙东文化)影响较大。永嘉文化重经世致用，强调个性、个体、能力。浙江商帮吃苦耐劳，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其特点就是温州模式。温州的原始积累靠的是勤奋吃苦，在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边缘完成了资本积聚，并逐渐从分散的家庭作坊过渡到现代私营企业。

4、闽南商帮：主要分布在泉州、漳州、厦门等地。受闽南和吴越文化共同影响，是一种典型的客家商业文化，特点是“爱拼才会赢”，但多为家族企业。

5、广东商帮：主要分布在广州、深圳、东莞、顺德、中山等珠三角地区。受岭南文化影响较大。特点是胆大务实、精明灵活、擅长贸易，并与港澳及海外资本有紧密联系，同时对市场策略、产品策略的研究很重视。

.中国新商帮 改变了什么？

从体制来看，在最北段的山东商帮，很有国有企业特色，苏南商帮具有集体企业的色彩，愈往南，民营企业的特色愈浓烈。新商帮的种种模式，代表了中国企业寻找本土生存通道的努力。

随着区域经济的新一轮发展，目前中国存在看可以地域识别的商人群体。浙江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引起世人关注可并称为中国新五大商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明清时代的十大商帮山西商帮、宁波商帮、徽州商帮、龙游商帮等只能象征着那个时代中国商业的荣光。而这些旧商帮的陨落虽然令人惆怅但毕竟演绎着历史的逻辑。现在涌现出的中国五大新商帮则代表着中国商业的新品格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和走向。

如果红顶商人胡雪岩能活到180岁，他就能看到取代他日荣光的五大新商帮的勃勃生机。

在威海、烟台、青岛、济南等地诞生了赫赫威名的山东商帮。

往南，在江苏南部是以苏锡常为基地的苏南商帮。再往南，东海边是由宁波、台州、温州、杭州组成的浙江商帮。

继续往南是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由泉州、漳州、厦门组成的闽南商帮。

最后一处。是毗邻港澳的广州、惠州、东美、顺德、深圳组成的珠三角商帮。

如果胡雪岩与张瑞敏、何享建、李书福、鲁冠球卧席长谈，会碰撞出什么火花？这让人浮想联翩。

新商帮改变了什么？

一项在北京地区进行的企业界人士调查显示，近半数受访人士认为目前中国存在着以地域识别的商人群体。总共有45个地域性商人圈，其中广州与浙江商人几平齐名；
温州商人则被从浙江商人中单独列出，排位靠前。

从表面看新商帮与明清商帮”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特点相比，至少在地域与文化的关联性上并无多大差异。新商帮们植根干当地共同的商业气质和文化脉络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细细考察则可以从他们身上解读出他们所代表的时代、环境、地域特征。

新商帮覆盖的地域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在地图上看新商帮们的版图五大商帮都处于沿海地区。联合国发布的各国城市发展指标及发展前景统计报告显示，中国有25个城市最具发展前途其中沿海城市占3／5而这些城市绝大多数都处于五大商帮的”势力范围”。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渐渐崛起的新商帮已经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版图。从全国来看，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干西部地区2001年浙江省及浙江台州市的人均GDP已分别达到1794美元和1649美元。

新商帮在经济上的崛起。应该归功于他们创造性地发展了适合当地的商业模式。从体制来看。最北端的山东商帮很有国有企业色彩即所谓的“鲁商近官”而“又红又专”的苏南商帮具有集体主义色彩，越往南，民营企业色彩愈浓烈。这种模式，实际上代表了中国企业寻找本土企业生存通道的努力。而新商帮的发展水平也显示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

与明清商帮截然不同的是新商帮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们个性中一种有鲜明地域文化和市场特点的经济模式。新商帮的种种不同模式。反映的是这些商人群体对当地蕴涵的具有延续性的文化因子的改造。浙江商帮承继了浙东文化的文化因子。而浙江商人又将传统的吃苦耐劳精神与强烈的事业心和大胆敏锐的商业意识融会贯通闽南帮则将客家商业文化和“爱拼才会赢”的现代意识结台……新商业文化。不能不说是新商帮对中国商业的重要贡献。

改变中国经济版图的背后，是新商帮们创造了目前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珠三角的电器、浙江的皮鞋和服装、闽南的运动鞋在中国乃至全球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行业的整合最终必然产生商业巨子张瑞敏、黄宏生、鲁冠球、徐冠巨、南存辉等中国新商帮的代表人物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他们已经成为一个行业和一个时代的标志。这些商业”偶像”频频出现在各种年度颁奖会上，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人对财富的追求和对上游社会的渴望。

在新商帮中，有一个现象不得不提。随着中国进入流动社会 “人不分南北”的现象出现了。在五大商帮中，非本土但在当地“生根发芽”的商人也占据了重要地位。这在珠三角商人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晰。

来自浙江的善商族来自北方的重义族，他们极富冒险精神既了解广东又了解本土情况一旦商战，极难招惹。他们往往具有高学历和深厚底蕴。相对于传统的广东商人，他们事业更为宽阔。不过度关注眼前利益。他们往往语出惊人却绝少过度张扬。段永平曾说过我在企业中强调“本分”二字信誉就是本分。如果员工从客户那里占了不该占的便宜他决不会得到表扬。

南北商因大竞争

随着各大商帮势力的扩展和各省带有浓烈攀比意识的竞争态势的出现。商帮之间的比较也成为下到百姓，上至官员关心的话题。近年来关干粤商和浙商的比较，已经被炒得纷纷扰扰。一个比较得到广泛认同的说法是，继徽商、晋商之后浙商已成为引世纪中国第一商人群体，浙江商帮精神和浙商品牌的传播已经成为一大热点。浙江商帮的代表群体温州商人更显得“出位”。

中国管理科学院教授、温州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丁富研究员认为，温州商人的最大特点是愿意吃苦，温州的文化也是一种功利派的文化这一点与广东的民营企业是非常相似的。广东人也是很勤劳、很务实因此发展到现在也有了很大能量。温州股份制改造比广东早，产权明晰带来机制上的忧势。温州的股份制改造比全国早8年至10年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

在比较温州和广东民营经济的时候，“无为”和“有为”被反复提到。温州的政府在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无为”的政府。放手发动千家万户搞农村工业化，但由于不懂市场经济，政府反应滞后；
在第二阶段成为“有为”的政府，政府开始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管到了第三阶段是“适度政府”用政府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结合来催生民营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山东商帮和珠三角商帮成为北方企业和南方企业的代表，南北商圈的争论也成为热占有观点认为，珠三角商帮的商人做企业，重视的是个人理想的实现而很少联想到国家和历史山东商人则把经营企业看成”治国平天下”的一种竞相形式。张瑞敏说“要做大商人，不做大官”。而实际上在山东商人的背后站着坚定的”大官”。在”海尔”发展期间的多次并购上，政府扶持功不可没。相对而言广东商人更多的是自生自灭。山东商帮的特点是“一手拿孙子兵法，一手拿道德经”，而珠三角商帮的特点是开放式的市场竞争。

山东商帮近官珠三角商帮近商；
山东商帮厚实。珠三角商帮灵活，这可能代表了南北两大商圈的主要特点。

新商帮赶考WTO

中国新商帮的起步都得益于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而今在WTO的新背景下如何做大做强参与国际竞争也成为新商帮们仔细考量的问题。

舆论认为珠三角商帮的格兰仕和山东商帮的海尔，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新商帮直面WTO的表率。

格兰仕是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民营企业。格兰仕主导产品三年做到全国第一名（70％的市场份额）6年做到全球第一名（全球35％的市场份额）。《人民日报》称“格兰仕的实践，本质上讲已追寻到一条中国产经与世界接轨的通道。”格兰仕的创意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世界工厂通过超低成本控制建立压倒性低成本竞争优势。如果说格兰仕主动把自己辛在全球化的链条上，而海尔的张瑞敏则是选择了一条运用全球化资源开发全球市场的道路。

张瑞敏说．只听到过海尔到美国设厂有风险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人提出不到美国设厂风险是不是更大。海尔到美国设厂的风险是创世界品牌过程当中的风险，而不到美国设厂是必死无疑的风险。而担当海尔国际化战略重任的首批先头部队是成千上万台专为美国市场设计的“储酒冰柜”。

与此同时，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商帮在WTO面前有些艰难地维护着自己已经取得的江湖地位。

2002年2月，美国提起的中国轴承倾销案成为入世后的中国首起反倾销案轴承生产厂家基本上都在浙江，涉及金额2亿美元。2002年6月，距欧盟针对温州打火机而通过的CR法规不到两个月。他们就起诉温州打火机反倾销涉及金额5000万美元。无论是轴承、眼镜、纺织品，还是茶叶、小龙虾、蜂蜜等，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涉及到多个行业的浙江产品遭遇贸易壁垒的就有十多起。

浙江商帮的拳头产品。区域性强。产业集中优势非常明显。在全球经济发展迟缓、贸易保护势力抬头的大背景下，出口活跃的浙江商帮非常容易成为贸易壁垒的受害者。浙江商帮一方面在努力理解和掌握W丁O游戏规则。另一方面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也迫在眉睫。

【篇二】中国商帮之龙游商帮

广东商帮 - 粤商与岭南重商文化

粤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 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粤商却伴随着近代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近代粤商发扬了古代广东商人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在近代广东商人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粤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广东人天生勤劳，能吃苦。由于对时间特别看重，办事节奏快、效率高，勇于开拓, 喜欢标新立异富有创新精神，敢为天下先 。

在历史上，近代凡是与西学有关的事和物，大都是由广东人最先尝试。在轰轰烈烈的近代史上，广东被称为“思想家”的摇篮，其中康梁变法曾震动中华。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是广东人。广东人是文胆大。

由于人文的传统，广东商人喜欢“头啖汤，”敢为天下先。据史载，早在唐代就有广东人到海外做生意；
到了近代，广东商人更是足迹遍天下，广东成为我国著名的侨乡。广东商人敢为天下先的品质是与勇于开拓、敢冒风险、善于变通、踏实肯干的习性联系在一起的，这使他们易于适应各种环境，一旦遇着机遇，就迅速发达起来。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商人处处身体力行敢为天下先，这已成为广东人的核心品质之一。广东人敢于冲破一个个传统禁区，“用好政策，用足政策”，背后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重商精神。

重商还是一种文化，是在岭南这一地域文化中无处不在的精神特质。重商作为文化精神而非简单的意识，还在于它渗透于粤人生活方式的各个领域，构成浓重的文化氛围，是广东最早形成市民社会的动因。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人们注重实务、实利和世俗生活，讲求感官享受而淡化儒家和传统理念。

重商文化不仅渗透于市民生活中，还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结构。平民意识、平等观念和市民社会最早在广东形成，近代商业文明使广东最先成为西方文化的登陆点，由此引发的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史，并在20 世纪初成革命的发源地和中心，产生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伟大变革和文化巨人。现代的二度辉煌中，政策之功不可没，临海且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和华侨众多的人缘优势也不可忽视，但最基础的还是整体的文化氛围。

重商性和平民性是岭南文化特质中起主导作用的两个内涵，而重商性又是基础，它们共同造就了岭南物质文化的多元性、实用性心态和观念文化中的开放性、冒险性、求变的动态心理和兼容的胸怀。

【篇三】中国商帮之龙游商帮

中国十大商帮之宁波商帮

    民谚说：无宁不成市，阿拉（我）宁波人做生意头子活络，不管是千里路，不管是万里远，只要有市面，都有宁波人。

　　在上世纪，在中国，有十大商帮，而这十大商帮中，“宁波帮”是一大劲旅。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人做过一次调查，旅居上海的外来移民中，以广东人和浙江宁波人最多。在这些移民中出现的有影响的工商界人物，广东帮占一成，其他各帮占二成，而宁波帮占了七成！宁波帮在工商业、金融业等领域不但影响了江浙、上海的进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影响了中国工商业、金融业的进程。

　　被称之为“宁波帮”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域群体”呢？岁月的风尘肯定已经湮没了太多的历史细节，但有一个数字仍足以引起人们长思。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共有华人68万，而其中宁波人竟占40万人之多。以上海作为一个最大的集散地，宁波人，宁波帮，这群从小闻惯了海风腥味的人们，这一传统儒学教化之下的新兴商帮，带着商人的精明开阖却不失书生的道德操守，完成了从传统商业到现代商业的转型，真正在中国的近代经济舞台中脱颖而出。

　　一

　　在海外的宁波帮中，包玉刚是一位有号召力的人物。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一位香港来的客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界船王”包玉刚。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说过一句对后来影响深远的话：“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在邓小平的讲话鼓舞下，包玉刚行动起来了，他无偿捐资1000万美元建了一座饭店。对此，他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用他父亲的名字命名“兆龙饭店”。邓小平为饭店题写了店名，这在邓小平一生众多的题词中，为一家饭店题写店名并不多见，足见邓小平对此事的看重。

　　而在众多的捐款中，也许人们记忆最为深刻的是他为家乡宁波捐资兴建宁波大学。

　　1984年月12月19日，是个大吉大利的好日子。这一天，中英两国正式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也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包玉刚与当时的宁波市长耿典华签订了筹建宁波大学的正式协议。这真是历史的巧合。

　　1985年10月29日，宁波大学破土动工，仅用了13个月，新建的宁波大学就迎来了她的开学典礼。

　　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包玉刚的率先垂范，这对海外宁波帮不啻是巨大震动。赵安中、曹光彪、李达三、顾国华、汤于翰、黄庆苗、朱绣山等一大批海外“宁波帮”纷纷捐资，包氏家族也继续出资捐建宁波大学。一个在故乡办学的热潮，在海外的宁波帮中蔚然成风。

　　今天，当人们走进宁波大学的校园，你会发现这座优美的校园称得上是“捐资助学博物馆”。每一幢楼都诉说着宁波帮人士对“百年树人”的深刻认识；
铭刻着宁波帮人士对家乡的赤子情怀。“要真正富裕起来、强大起来，就靠教育，就靠人才”，这正是他们的共同认识。

　　宁波大学的成长，宁波帮的慷慨助学，激发了更多的宁波有识人士办教育的热情。宁波万里教育集团又走出了一条中外合作办学的新路子。

2004年4月15日，浙江万里学院与英国诺丁汉大学联合举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在宁波举行了奠基仪式，这是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大学，从此中国的学子们可以在家门口直接“留学”世界名校了。

　　二

　　宁波人办教育是有传统的。它又与一位年轻的改革家王安石名字连在一起。正是他指给了宁波人又一条出路。

　　1047年，也就是北宋庆历七年的秋天，27岁的年轻知县王安石从今江西临安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宁波的土地。

　　王安石是一位十分执著而务实的人，他把离衙门不远的一处破旧的庙宇改建为县学，并亲自从深山寻找到五位知书识字的老先生出山执教。这五位人物，便是日后在浙东学术史上著名的“庆历五先生”。

　　宁波文化的种子播种发芽了。从此宁波有了作为学子科举考试的专门场所“考试院”。十余年后，当王安石以参知政事的身份为宋王朝部署改革的时候，宁波的第一代进士也产生了。那些农人商民的孩子经过十年寒窗开始成才，不久，即产生了宁波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

　　这些原本安放在宁波孔庙里的历代的儒学碑，无不颂扬着王知县当初的开蒙之功。王安石的意义并不在于使少数的民间子弟通过读书做官而从闭塞的小城走向全国，他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恰恰在于他从此倡导了一种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传家、商儒并生的传统。

　　宁波人士诸孟家说：“我太公就是对我们讲不能求官，只能求学，有学才可以以后经商。你没文化我跟你做生意做不来的。就是以前毛泽东讲的没有文化的军队就是愚蠢的军队。我那祖宗也是这么讲，有文化我们就能走遍天下，就可以经商。”

　　这以后宁波出了2432名进士、12名状元，出了数万名举人和数十万名秀才童生，更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开创的那种“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织麻”的社会氛围，那种尚文尚礼、崇信崇义的地方文化精神，成为了一代代宁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这以后，从宁波走向全国的基本上就是两种人：商人和学人。

　　所以，从19世纪末以来，包括包玉刚在内的众多宁波帮一直都盼着在自己的家乡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大学。但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们美好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只有在新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包玉刚们的抱负才得以实现。

　　三

　　唐宋（618-1279）以来，宁波人向外拓展的目光开始转向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假舟楫之利的宁波商人，开始与日本、高丽、东南亚沿海国家有了贸易往来。而与宁波毗邻的上海，更成为他们活动的主要区域。

　　当三北盐碱平原的第一批先行者渡过杭州湾来到上海的时候，黄浦江边还仅仅是一大片滩涂地，一个小小的县城蜷缩在今天的南市。

　　三江汇流的宁波，是中国最早开放的贸易口岸之一。开放带来的商业文明，使宁波人拥有了一种闯荡天下的勃勃雄心。耸立在宁波江滨老码头上的雕塑，成了这座城市某段历史的注脚。它所表现的，正是印记在一代代老宁波记忆里最常见的情景。当地的口语，向来把外出经商形象地称为“跑码头” 。

　　当时民歌唱道：“大海泱泱，忘记爹娘。”早期的宁波商人，正是沿着一条“沙船之路”驶向了上海。

　　沙船是当时的南方最常见的一种商船，尽管这种只有三尺阔的平底木驳船，常常经不起海涛的颠簸，但与走西口的山西人相比，“跑码头”的宁波商人，却似乎少了一些悲凉，多了一份放达。

　　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已经有很多宁波商人走出故乡的四明山，来到隔海相望的上海。在那个交通并不快捷的年代，乡音成了游子心中最温暖的慰藉。1797年，宁波人在上海的第一个同乡团体“四明公所”建立了。

　　对于当时旅居外地的宁波人来说，组织同乡团体不仅仅是出于一种自然的乡情纽带，更是出于一种生存的需要。1819年，宁波籍的号商和船主在上海建立了“浙宁会馆”，而在上海干手艺活的宁波籍下层民众，也本着“亲帮亲，邻帮邻”的互助精神，于1831年建立了“水木业公所”，会众基本上是泥、木、石、雕、锯的匠人。以上两个同乡团体，前者是同乡的互谊组织，而后者则是同乡的行业协会。

　　另一种更具特色的同乡性的行业，也在这时出现在宁波人聚居的上海滩。裁缝，也就是成衣匠，这也是用沙船带过来的宁波手艺。不过宁波的成衣匠不是一些只会使用剪刀的寻常工匠，他们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叫“红帮裁缝”。

　　宁波裁缝因为专门给当时被叫做红毛人的外国人做西装，因此就被称作“红帮裁缝”。据说他们的祖师爷宁波人张尚义，是一个在横渡杭州湾时翻船的幸存者。这位当年的宁波小裁缝因为抱住了一块破船板，经过数天的漂泊竟得以到达日本的横滨。在言语不通、满目都是陌生人的异国他乡，他居然凭手艺找到了自己的职业，为停泊在那里的俄国船员修补西装。心灵手巧的张尚义很快成了西装裁剪的高手，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张有松回到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店——福昌西服店，并向宁波同乡广为传授手艺。

　　“红帮裁缝”作为一个群体，最早是依托上海滩才得以扬名，以后他们的足迹逐渐遍布了大江南北。这些出身卑微的宁波裁缝，成了中国近代服装改革的先驱，由他们所创造的中国服装史上的很多个第一，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据史料记载，中国的第一套西服、第一套中山装，甚至第一部西服理论著作，都是出自宁波人之手。

　　中山装的设计者王宏卿之子王汝珍说：孙中山先生提出来了,（袋口）要用笔架形,那个时候我父亲问他,为什么要用笔架形，因为笔架形做起来比较麻烦啊，圆的做起来简单啊，他说呢，这里有意义的，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的革命要用知识分子，等衣裳全部做成以后，孙中山先生来了，（这种款式）称为国服，具体名字就以中山先生命名就叫“中山服”。

　　宁波裁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垄断了各地的西服制作业，日后上海南京路上涌现的最有名的西服号，几乎都是宁波人所开。后来的事实证明，“红帮裁缝”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而消失，即使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身上的服装，几乎都是由“红帮裁缝”的传人巧手制作的。

　　今天，这个中国东部的城市，仍是名副其实的服装之都，在国产的每十件服装中，就有一件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

　　四

　　随着宁波商人北渡上海，并从上海辐射到北京、天津、汉口等各大城市，药材商的足迹也如海鸥逐浪般地流向四方。宁波商人经营的著名药铺，如上海的童涵春、冯存仁、蔡同德，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达仁堂，都是这些城市的药业名店。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些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未见丝毫褪色。

　　京城名店“同仁堂”，是宁波乐氏于康熙年间（1662-1722）创办的药号。同仁堂“有方皆法古，无物不藏真”。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现在还陈列着慈禧吃剩的两枚“乌鸡白凤丸”，上面有光绪年间同仁堂制作的印记。

　　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资本，宁波人开始把钱庄办到了上海。因为在家乡早就拥有了开办钱庄的经验，所以宁波人的钱庄一进入上海，立刻就显得游刃有余。

　　在十九世纪整整一个世纪，再延续到二十世纪初，宁波有几个商业家族集团在上海从事钱庄的经营。比较著名的有镇海的李家（小港），镇海的方家（桕墅方），镇海的叶家（庄市），也就是叶澄衷，以及慈溪的董家（三七市），董棣林，再后来是秦家，秦君安。上海十大钱庄资本家家族集团，宁波商人就占了五个。

　　钱庄是靠个人的信用作为担保的，它发行的叫庄票，这个庄票非常简单，它上面是用毛笔手书的，但是它的信誉相当好，当时的中外客商都很欢迎这种庄票，称作“上海头寸”，相当于硬通货。

　　钱庄发行的庄票，在上海地区当时季节性的棉花、茶叶和蚕丝大收购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这样的收购旺季里，巨额的资金流动，必然会带出很大的资金缺口，而钱票起到了缓冲的作用。

　　五

　　宁波商人在自己的以迹过程中，创造了许多个“中国第一”。

　　1897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华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传统金融业迈向现代的响亮信号。

　　而真正独立创办以一个城市为标志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08年成立的时候，董事会、总经理，全部都是宁波人。

　　正如早期的宁波商人转而发展钱庄一样，在上海的宁波商人已经看到了资本运作的巨大拉动力，他们从商业领域大踏步地转向了资本运作领域。这预示着宁波商人的经营理念已经得到了巨大提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在华的势力一度松懈，宁波商人迅速抓住机遇，在一年之内就创办了上海煤业银行，民新银行，日夜银行，中华劝业银行等十余家银行。同时，又接盘创办了中国垦业银行，中国企业银行等多家新式商业银行。

　　以宁波金融家为主体的上海银行家队伍，一时被誉为“江浙财团”。

　　宁波籍人士创办的金融业，对在上海的宁波工商业者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上海这片开阔的“滩头”里，宁波人成了引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的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第一家机器染织企业，第一家灯泡制作厂，最早的民营仪表专业厂，甚至最早的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证券交易所，都在宁波人的手里诞生了。

　　在传统行业中站稳脚跟的宁波商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多的新兴产业。

　　宁波商人黄楚九，最早是从中药行业起家的，后来又介入了西药业。但他真正成名是发明了“艾罗补脑汁”。

　　黄楚九在药业上有所获利后，就转而开拓娱乐市场，他在1912年创办“新新舞台”，第二年又在舞台顶层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屋顶花园”，再其后，又开设新世界游艺场，几经操作，成为业内高手。1917年，黄楚九出资80万元，建成了“大世界”游艺场，一时震动大上海。但黄楚九并未因此罢手，再于1924年创建中华电影公司，成为大上海的跨门类的商界奇才。

　　二十世纪初，当“电影”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的时候，更多的人还只是惊叹于这种“西洋镜”所具有的神奇魅力，而又是那些精明的宁波人率先觉察到了其中的商机。早在黄楚九之前，宁波人就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自主制片的影片公司——幻仙影片公司，拍摄并执导了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这批宁波籍的早期电影人，后来被写入了中国的电影史册，他们中包括中国电影的早期拓荒者张石川，以及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和邵氏兄弟影业公司的邵醉翁、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等著名人物。

　　1933年，二十几岁的董浩云离开当时属于宁波的舟山定海，到上海发展。几经挫折，几经奋斗，终于成为中国的第一位世界船王。

　　董浩云和稍后的包玉刚，都成了国际航运界令人瞩目的骄子。

　　历史不会忘记宁波帮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为中华民族所作的贡献。

　　一大批著名的宁波商人出现了，这时，人们不能不对这一群从浙东山水中走出去的人们产生出了“帮”的概念。“宁波帮”此时已经从传统的商帮中脱胎而出，成为地域性的经济人才群落。

　　不管是北京的，还是其他各地的同乡会，他们的具体细节到底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不但证明了当时在外的宁波商人已经多到了需要集会的程度，而且，宁波商帮作为一个无形有质的“帮”,除了 “商儒一体”的共同地域个性外，它的内部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心理认同机制。“同乡”这个词，正是他们把各自看作与自己“同一种人”的强大纽带，同乡会强化了这一种心灵契约关系，并使它组织化。

　　六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产生过徽、鲁、闽、晋各帮，兴盛了数百年，最后都衰落了，而宁波帮为什么能够继续活跃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时俱进，不断地更新，不断地创新，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现在在家可以看到，一些今天看来还很时髦的行业，最早都是宁波人搞起来的。

　　还有就是王安石开创的那种“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织麻”的社会氛围，那种尚文尚礼、崇信崇义的地方文化精神，成为了一代代宁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这以后，从宁波走向全国的基本上就是两种人：商人和学人。

　　在宁波天一阁收藏的历代文献中，有五百多种宁波人宁波地方的家谱，在这些家谱所记载的人物传记中，常常找到这样一些资料，说是某某家族、某某人从小喜欢念书，因为社会的动荡，家里的经济条件不行了，只能去从商，然后他从商成功以后，他又拿出钱来办学，做善事，或者要他的后代继续从事科举、读书，比如买办杨坊的家谱，里边就讲到，他们家以前也是书香门第，后来家道中落，他不得不放弃读书，去经商。李氏是宁波的名门望族，他们的家族里边有很多学者，到了近代也是这样，家道中落以后就出去做生意了，所以宁波近代商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他小时候肯定念过书，或者说经商以后，成功以后又继续从事教育的，募捐，或者让他的后代继续念书。

　　更有意思的是，宁波人把两条出路巧妙地结合了。宁波的学子从一开始起就有一种“转而从商”的准备。官宦仕途风险环生，读书为官常常投入太多而成功率极低，于是在开蒙阶段，宁波的家长们要求学子的首先不是八股策论，而是实实在在掌握三门实用的技巧：书法、尺牍和珠算。他们认为一个学生首先应当能写一手好字，会打一手好算盘。这样，即使到头来求不了官，也能当一个好商人。宁波商人后备力量的文化培养机制就这样的形成了。

　　再有，就是宁波的区位优势赋予了这座城市在中国的水运和物流集散中的特殊地位。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南北船只在宁波交汇、贸易、周转、集散的。这样一个非常著名的港口城市，它还有一个很有利的地方，就是京杭大运河，大家都知道的，它是通到杭州。从杭州到宁波又有一条杭甬运河，所以这里的物资从上海到了宁波，又可以从宁波顺着运河到杭州，再从杭州顺着京杭大运河上溯，上溯可以通过它的各条水系，又四通八达通向中原地区，通向北方地区。

　　这时候，宁波就不仅仅是一个小区域的中心城市，它实际上变成了中国东南地区的物流中心。在清代（1644-1911）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里，这座城市里云集了徽、鲁、闽、晋各帮客商，同时也汇集了南北的船帮。在今天的甬江边上还保留了两座完整的船帮会馆。庆安会馆是南线船帮的会舍，而坐落在它边上的则是北线船帮的安澜会馆。他们所跑的航线不同，但是他们都信奉共同的保护神妈祖，并把这位航海女神尊为“天妃”和“天后”，也就是至尊女神。

　　宁波为什么有很多人在世界上创业呢，因为宁波过去是太苦了。宁波地区农业生产的粮食是不够吃的，逼的宁波人要往外走。所以在上海也是这样，上海后来买卖做得大的，各行各业几乎都是宁波人。

【篇四】中国商帮之龙游商帮

中国的商帮文化

项文

【期刊名称】《中关村》

【年(卷),期】2005(000)009

【摘要】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商业文化。中国古代的商业文化，总体而言，是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

【总页数】2页(36-37)

【关键词】中国;国内商业史;商帮文化;伦理精神;儒家思想

【作者】项文

【作者单位】北京

【正文语种】英文

【中图分类】F729

【相关文献】

1.“中国新商帮”系列报道——浙商，中国第一大商帮 [J], 裘立华; 朱立毅

2.最后一个商帮——记中国历史上宁波商帮的兴业之路 [J], 薛桥

3.商帮、商帮文化和培育京商文化特色 [J], 李成勋

4.企业文化：中国造？——“第三届中国企业文化国际论坛”观感——从中国商业文化看新商帮发展 [J], 刘光明

5.粤商与中国商帮文化异同在哪里？专家学者在穗开坛纵论 [J], 王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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