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暨党风廉政建设专题调研报告（精选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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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暨党风廉政建设专题调研报告5篇

【篇一】全面从严治党暨党风廉政建设专题调研报告

全面从严治党

——党风廉政建设专题党课

同志们：

按照县委统一安排，今天来县委党校和大家共同交流学习十九大精神的一些学习心得。十九大闭幕以来，我相信大家都反复读了报告，听了不少宣讲，对十九大精神也都有一定的理解和认识。今天，我主要结合工作实际，围绕全面从严治党这个主题，和大家交流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准确认识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
二是深刻领会十九大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部署、新要求；
三是牢牢把握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一、准确认识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

加强自身建设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必须直面的课题，更是执政党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决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五年来，从制定出台中央八项规定破题，持续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可以说，赢得了党内外以及国内外高度评价。党的十九大报告用“成效卓著”一词来总结过去五年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实效。我们在座各位都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我相信大家都切身感受到了全面从严治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前逢年过节，大家张罗的就是“拜年”“送礼”的事，还生怕没送到位，领导不高兴。以前我们在部队，跟地方上也是一样的，也不是一块净土，也存在“拜年”“送礼”的情况，搞得大家都很累。现在好了，大家都可以更好的回归家庭。但整治“四风”只是大家对全面从严治党成效中感受最为明显的成效之一。我认为，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主要成效至少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管党治党责任不断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是必须兑现的政治承诺，也是必须担当的政治责任。十八大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掷地有声地提出，“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五年来，全党始终坚持“向中央看齐”的管党治党思路，构建了从党中央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到省区市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组(党委)直至基层党支部的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体系。不论是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还是教育约束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等要求，都是从中央政治局管起、从高级领导干部严起。在党中央的示范引领下，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更加明确具体，应该说已经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机制。而且，通过强有力问责从党中央到最基层，各级党组织和领导班子既挂帅又出征，使正风反腐和从严问责落到了实处。

二是整治“四风”赢得了党心民心。5年来，在中央的示范带动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年节假期，从一块月饼、一张贺卡抓起，抓早抓小、串点成线，以一个个具体问题带动面上问题的解决，遏制了“舌尖上的浪费”、刹住了“车轮上的腐败”、整治了“会所里的歪风”，等等，刹住了一些曾被认为难以刹住的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曾被认为司空见惯的顽瘴痼疾。现在，干部普遍反映，应酬少了，精气神也好了。要是在以前，像这种党校的培训班，大家相互吃请、喝得“不醉不归”，还谈何学习效果？下面，我们来看几组数据。截至2017年10月31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9.32万起，处理26.26万人，平均每天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查处的问题超过100起。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截至2017年10月，全国查处违规公款吃喝、送礼、旅游（国内）三类突出问题共计45502起。其中，违纪发生在2013年、2014年的共31223起，占68.6%;发生在2015年的7794起，占17.1%;发生在2016年的4908起，占10.8%；
发生在2017年的1577起，仅占3.5%。总体上，各类问题呈逐年大幅下降趋势，这充分表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中不断落地生根，党风政风社风民风持续好转。

三是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十九大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时指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判断，从“呈胶着状态”到“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到“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再到“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折射出五年来全面从严治党波澜壮阔的历程。2012年12月6日，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这是党的十八大以后落马的第一位省部级干部，当时就引起舆论高度关注。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之后党中央相继查处了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孙政才等高级干部，这些都表明了党中央重拳反腐的决心和勇气，也一次次刷新了人们的认识。一方面是坚持“打虎”无禁区。党的十八大以来，经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余人。总之，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任何人都不是“铁帽子王”。其次是坚持“拍蝇”零容忍。五年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218.6万件（次），处理问题线索267.4万件，立案154.5万件，处分153.7万人，其中厅局级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万人，打破所谓“法不责众”的观念。最后是坚持“猎狐”撒天网。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3500人，“百名红通人员”已超半数到案，释放“天网恢恢、虽远必追”的强烈信号。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持续量变产生质变。2016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接到的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比2015年下降17.5%，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首次回落;2016年，在高压之下，有5.7万名党员主动向组织交待了自己的问题。2016年底，中央对形势作出判断，“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党的十九大作出最新判断，“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四是党的自我监督体系不断完善。自我净化能力不断增强。5年来，党内监督方式方法不断改革创新，不断向着全面覆盖、不留死角迈进。巡视监督的震慑效应不断放大。中央巡视共开展12轮，对277个地方、单位党组织进行了“政治体检”，对16个省区市开展“回头看”，对4个单位进行“机动式”巡视，实现党的历史上首次一届任期内中央巡视全覆盖。各省区市党委也完成8362个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全面巡视任务。中央纪委立案审查的中管干部案件中，超过60%的问题线索来自巡视。根据巡视移交的问题线索，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厅局级干部1225人，县处级干部8684人。派驻监督的“探头”作用充分发挥。中央纪委设立47家派驻纪检组，实现对139家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监督全覆盖。实现全面派驻后的2016年，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共谈话函询2600件次，立案780件，给予纪律处分730人，分别增长134%、38%、56%。坚决清除“灯下黑”，让监督者时刻受监督。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机关内部谈话函询232人、组织调整24人、立案查处22人；
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谈话函询1.1万人、组织处理7600余人、处分1万余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使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相互促进。在北京、山西、浙江3个省市试点基础上，截止2018年3月，已构建完成党统一领导下的中央、省、市、县四级监察委员会，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五年来，党中央通过制定出台一些列的措施，并坚持“以上率下”，稳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解决了管党治党“宽松软”以及存在的贪污腐败、党的领导弱化等突出问题。这些都充分彰显了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无畏勇气和坚定决心。

二、深刻领会十九大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部署、新要求

整个十九大报告3.2万字，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就有4100字，占了整个报告的八分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提出了“三个不能有三个更加”的要求（即：在全面从严治党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差不多了，该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不能有打好一仗就一劳永逸的想法，不能有初见成效就见好就收的想法。要把管党治党的螺丝拧得更紧，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
在2018年1月11日—13日参加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在贯彻落实这些新部署、新要求上，我认为要注重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十九大报告的一个突出亮点就在于，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将其作为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的第一项任务进行部署，明确指出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全局中的性质、地位、作用一目了然，其“首要”地位充分彰显。报告明确指出，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这一提法开宗明义、直指关键。十九大闭幕刚三天，2017年10月2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审议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这是十九大后出台的第一个党内法规，也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就此专门作出规定，决心之坚定、落实之迅速，为全党树立了表率。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也指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对党内政治生活状况、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民主集中制等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七个有之’问题高度警觉，坚决清除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两面派。聚焦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担当和政治纪律，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严把选人用人政治关、廉洁关、形象关，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种种信号表明：旗帜鲜明讲政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将成为十九大后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谁要再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搞“七个有之”那一套，必定付出代价。

二是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十九大报告对作风建设提出明确要求，要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坚持以上率下，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继续整治‘四风’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这些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对根本宗旨的坚守，对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深恶痛绝。2017年10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审议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对这项工作作出进一步规范、细化和完善，传递出十九届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从落实“八项规定”开局深化的信号，给期盼作风建设再接再厉的广大干部群众以积极有力回应，也给还在观望或者存在侥幸心理的人强烈警醒。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也强调，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关注“四风”问题新表现新动向，在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上下更大功夫，对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的严肃问责”。对标对表，2018年，全县纪检监察机关也将进一步加大作风建设的力度，坚决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形势新表现，固化作风建设成果。

三是要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在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用两个“最”字，再次表达了我们党对腐败危害的清醒认识——“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站在人心向背的高度，十九大报告对加强反腐败工作进一步作出系列部署，力度、广度、深度都明显“加码”：在“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基础上加入“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彰显反腐力度只增不减；
强调“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在市县党委建立巡察制度”“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表明反腐广度也将进一步拓展；
明确“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强调“加大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力度”，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着力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十九大期间，中央纪委副书记杨晓渡在记者会上回答关于反腐败工作的一系列尖锐问题时，也用“在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工夫，巩固‘不敢’、强化‘不能’、促进‘不想’”，宣示了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党的十九大闭幕以来，从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鲁炜接受组织审查，不到半年时间，已有李贻煌、王晓林等8名省部级干部落马，可见，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号角已经吹响，任何喘息之机都不会给腐败分子留下。2018年，我县成立监察委员会以后，较之前监督范围更广，对此，我们也将不断加大对脱贫攻坚、黑恶势力“保护伞”等重点领域监督执纪力度，以案件的查处体现改革的成效。

四是要全面加强纪律建设。十九大报告在阐述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时，首次将“纪律建设”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并列纳入党的建设中。纪律建设被写入十九大报告和党章，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并列为党的六大建设，引起广泛关注，这凸显了纪律建设的重要性，反映了我们党对党的建设规律把握更加深刻”。尤其是里面提到“赋予有干部管理权限的党组相应纪律处分权限”等新提法，被广泛认为是加强纪律约束力的又一力证。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一以贯之的“红线”。习近平总书记在历次中央纪委全会上反复强调纪律和规矩，强调把纪律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明确提出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等要求。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全面部署，巩固深化纪律建设要求，在审议通过的党内监督条例中，明确实践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把纪律挺起来、立起来、执行到位。基于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央纪委向十九大工作报告用“全面加强纪律建设，深入开展纪律教育”，对今后5年工作提出建议；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让党员干部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可以预见，十九大后，纪律建设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治本作用将进一步发挥，纪律规矩的刚性作用将进一步强化。

这些新部署、新要求，鲜明的传达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强烈信号：决不给不收敛不收手者留下任何幻想。从查处的违纪案件来看，鲁炜、刘强也好，王晓林也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在党的十八大后依然不收敛、不收手，而且落马前都在重要领导岗位且可能进一步提拔重用，他们正是要被严肃查处的重中之重。十九大后，从“百名红通人员”超过半数到案，到党的十九大后首次通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月报数据，充分展现了一刻不停歇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韧和执着。大家一定要深刻领会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部署、新要求，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有约束环境中工作生活和工作。

3、牢牢把握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应当看到，尽管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但一些领域基层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一些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充分；
尽管“四风”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但不良作风反弹回潮的隐患和压力犹存，新的隐形变异问题时有发生；
尽管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党员违纪问题依然频发，“微腐败”问题严重。所以，在全面从严治党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不能有差不多了，该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还得继续真抓实干、抓出成效。

对于今天参加培训的领导干部而言，可以说都是从严治党的具体执行者，都肩负着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着重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各级党委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按照习总书记的要求，大家都要毫不含糊地把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中、落到实处。根据前期县委巡察和专项监督检查发现的突出问题，结合工作职责，下面，我重点与大家交流如何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中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问题。

第一，什么是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也指出，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理清职责、落实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各级纪委（纪检组）要承担监督责任。这是关于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最早提法。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内涵是什么？这是我们首先要掌握的问题。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是一个责任体系，包括三个层次的责任，即党委领导班子的集体责任、党委主要负责人的第一责任、分管领导班子成员的领导责任。党委领导班子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全面领导的集体责任，必须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党的建设重要内容，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业务工作紧密结合，一起部署、落实、检查、考核；
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是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必须对党风廉政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
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根据工作分工，履行“一岗双责”，必须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主要领导责任。

下面，我们来看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内容有哪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对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作了深刻的阐述，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要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二是要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三是要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四是要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
五是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

中央为什么要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党委负主体责任？我理解，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党委负主体责任是党章规定的重要职责。十九大修改后的新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协助党的委员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这说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各级党委的分内职责、应尽之责。另一方面，这是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较之前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定中明确的“全面领导责任”，“主体责任”的内涵有了重大深化和发展。主体责任更加明确了各级党委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导者、执行者、推动者，也就是说，党委对党风廉政建设不仅要进行领导，而且要亲自抓执行和推动工作的落实。

第二，如何有效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就是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按照五个方面的内容认真去做。具体到大家的的工作中，就是要严格按照省市县关于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意见以及每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点，与时俱进对照梳理责任清单，逐项抓好落实。

在落实党委（党组）领导班子集体责任方面，重点要抓好十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加强统筹谋划。要把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贯彻落实上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的部署和要求，研究制定本地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计划、目标要求和具体措施，进行责任分解，明确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职责和分工，推动责任落实；
定期听取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解决具体问题；
每年年底向上级党委和上级纪委报告责任落实情况。二是要健全完善工作机制，要明确各单位、各部门职责任务，督促其充分履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形成上下贯通、层层负责的工作格局。三是要强化宣传教育。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宣传教育工作纳入党的宣传思想和干部教育培训总体部署，扎实开展党性党风党纪党规教育，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筑牢思想防线、强化舆论引领、营造崇廉风尚。四是要深化作风建设。要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作风，扎实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市委、县委规定精神的贯彻落实，持之以恒反对和纠正“四风”。五是要加强源头治理。要制定辖区内惩治和预防腐败建设规划，并认真组织实施，构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长效机制。六是要选好用好干部。要严格按照规定选拔任用干部，着力构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机制、责任追究机制，增强透明度，防止和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七是要维护群众权益。要完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坚决查处和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特别是我们民生部门的领导班子要主动把责任担当起来，决不能只管发钱、不管监督。八是要坚决反对腐败。要领导和支持纪检监察机关履行职责，定期听取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及时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全力支持和保障纪检监察机关办案，不断加大案件查办力度，确保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九是要加强党内监督。要认真执行党内监督的各项制度，落实好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经济责任审计、“三重一大”报告、五不直接分管、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等制度，及时研究解决党内监督工作中的重要问题。积极探索有效途径，加强对党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加强对下一级党组织及其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十是要严格监督考核。每年组织对辖区内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以及下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情况进行检查，并以适当方式通报。这十个方面的内容不一定每一条都涉及各单位党组织，但每一条都是干货，请大家务必抓好落实。

在落实第一责任人职责方面，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要牢固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强化责任担当，带头履行好主体责任。一是要发挥统筹作用。要及时传达上级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部署要求，结合实际进行专题研究和安排部署，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融入到改革发展各项工作中，做到同步考虑、同步部署、同步落实、同步考核。二是要发挥带头作用。要积极推进本地、本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亲自主持召开领导班子会议，传达上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精神，专门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分解全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任务；
亲自开展调查研究，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和党风廉政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亲自听取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汇报，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落实责任追究；
要亲自组织召开本级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参加下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亲自带队参加年度检查考核，听取考核情况汇报，对考核中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落实到位，并追究相关人员的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三是要发挥监管作用。要加强对班子成员和下一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廉洁从政、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职责情况的监督、管理和教育。定期不定期听取班子其他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工作情况汇报。四是要发挥示范作用。要坚持以身作则，带头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带头纠正“四风”，带头廉洁自律，带头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管好自己，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榜样。俗话说“火车跑的快不快，全靠火车头带”，党组织负责人就是这个“火车头”，你们的一言一行都将直接影响所辖干部队伍行为习惯的养成，所以，你们一定要做好表率。

在落实领导班子成员分管责任方面，领导班子成员要根据工作分工，严格落实“一岗双责”要求，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主要领导责任。一是要落实分管职责。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主要领导责任，要定期研究、布置、检查和报告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二是要强化工作指导。要把党风廉政建设要求融入到分管业务工作中，积极指导分管部门研究制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具体措施，完善制度规定，加强风险防控，推动工作扎实有效开展。三是要加强日常监管。对分管部门、分管领域党员干部加强经常性教育，定期或不定期对分管部门及其负责人廉洁从政、改进作风、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职责等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提醒、早纠正、早报告。四是要自觉接受监督。要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和改进作风各项规定，坚持以身作则，管好自己，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总之，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需要的是发扬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一项一项抓到位。

第三，责任落实不力的后果？

责任落实不力就实施责任追究——“一案双查”。什么是“一案双查”：“一案双查”就是严格执行问责机制，既要追究违规违纪当事人责任，又要倒查追究分管领导的责任，包括党委和纪委的责任，也就是“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和省市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2016年，党中央也专门制定出台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我们也是始终严格执行的。如，在对xx领导因履行主体责任不到位被问责处理时，在问责这个问题，我们也听到了一些杂音，说我们问责太严了，其实纪检监察机关实施问责是慎之又慎的，关键就看责任是否落实到位了，如果责任落实到位了，谁还敢问“他”的责。具体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主要就是看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看有没有抓教育管理，有没有开展经常性的理想信念教育和党风党纪、廉洁从政教育，引导领导干部自觉把欲望关进道德的笼子里。二是看有没有抓制度建设，有没有针对权力集中、腐败易发的领域和环节，制定和完善廉政风险防控制度，有没有存在有制度不执行、或者以各种名义规避制度的问题。三是看有没有抓“一把手”，上级有没有抓下级“一把手”，“一把手”有没有抓班子，班子成员有没有抓职责领域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四是看有没有抓查处，对管辖范围内发生的违纪违法问题和不正之风，有没有失察失管、避而不见、压案不查，甚至包庇纵容，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有没有及时提醒、诫勉，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五是看有没有抓部署、检查、落实，部署有没有认真结合实际，检查有没有认真查找问题、解决问题，落实有没有一抓到底、取得实效。这五条可能不一定讲得很全，但我认为是最主要的。对此，今年我们也制定下发了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全程纪实管理的通知，目的就是希望大家抓在日常，履职有痕，留档备查。在此也着重强调一点，抓与没有抓、没有抓与没抓好处理结果都是不一样的，问责的方式肯定也有所不同，失职失责轻微的可能被通报处理，不管不问失职失责严重的可能被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落实好主体责任，敢管敢严、常管常严，对干部负责、对自己负责。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篇二】全面从严治党暨党风廉政建设专题调研报告

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巡视监督

（党课讲稿）

前 言

各位好，今天我们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巡视监督，跟大家做个探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做出了四个全面的重大战略部署，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走向深入。怎么去理解中央推动反腐倡廉建设这样的一个大的思路，以及巡视在其中发挥的重要的作用。今天上午我们希望围绕四个方面的内容，给各位展开。第一，怎么去评价我们当前的腐败形势，我想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第二，十八大以来，我们的反腐败战略做出了什么样的挑战。第三，在这样的调整过程当中，我们党内监督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巡视是如何提高党内监督的有效性的。最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如何探索和坚持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的道路。

一、我国当前的腐败形势

首先是关于当前我们国家腐败形势这样的评价。

每年中纪委的领导都要开一次专家座谈会，我之前也参加过这样的一些座谈会，在每次的座谈会召开之前，中纪委的相关部门都会给我们发一个提纲，请与会专家围绕几个问题来展开。其中第一个问题，往往就是腐败形势评价。为什么每年的第一个问题都是腐败形势评价，我想他说明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说明中央领导很关心，因为对腐败形势的评价，是我们制定反腐败政策很重要的基础和依据，但另外一方面，为什么每年都要反复的问这个问题，我想他也说明了，没有谁能够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因为腐败跟我们研究的很多的经济社会现象不一样，比如我们研究经济增长，我们研究就业与社会保障，我们可以从统计年鉴当中获得大量的数据。但是腐败，它有两个特性，第一个是具有隐秘的特性，往往是当腐败行为被揭露出来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在我们的身边还有可能有腐败的发生。另外一个特性就是敏感的特性，从世界的范围来看，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愿意把哪怕已经查办出来的腐败信息公布于众，为什么？因为实在是在敏感了，腐败很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腐败形势评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央是怎么评价腐败形势的。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当中，就指出，我们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事实上从1993年，中央对于当时的腐败形势，提出了腐败形势严峻这样一个判断之后，在之的二十多年的时间，我们基本上延续了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形势依然严峻。

在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当中，他对当时的腐败形势就做出了一个判断他就讲到，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你看，他基本上沿用了十八大以及之前中央的一个判断。但是在短短的十个月之后，总书记的判断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当中，总书记又指出，当前我们党风廉政建设和贩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在原有的严峻的基础上又多了两个字，就是复杂。各位都是党的干部，都长期学习党的文件精神，我们会发现，如果把每次中央的一些文件跟之前的相似的文件进行对比的话，表述上的变化往往就在细微处。但是这个细微处的变化，往往具有深刻的政策危害。别看只增加了两个字，但反映出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判断发生了改变。那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2014年6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2014年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当中就指出，巡视当中发现的一些问题，确实印证了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研究复杂的判断。如果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当中，总书记提出这样的一个判断，可能还是试探性的那么从巡视当中发现的问题，进一步坚定了他的这样的一个判断。

那我们说这个复杂性表现在什么方面？2014年10月份，总书记在听取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当中他就指出，区域型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织，窝案串案增多，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交织，权权、权钱、权色交易频发，官商勾结和上下勾连交织，利益输送手段隐蔽，形式多样。什么叫复杂？我想就集中体现这三个交织上。十八大以后，中央查处的一系列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就是非常鲜明的表现出这样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周永康的案件，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新闻媒体有大量的报道。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是周永康及其家人有大量的违纪行为，比如说他的儿子周斌利用父亲的影响力，获取了大量的不政党利益，在政法系、在石油系、在四川省一大批领导干部的落马跟周永康都是有密切关系的。什么叫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织？我想在这里边都有非常突出的体现。

那么去年我们专门去山西，对于山西的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做了一个专题调研，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确实是非常的触目惊心。十八大之后，山西的腐败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陕西腐败这个多米诺骨牌的导向，首先是从交通系统开始的。2013年4月份的时候，当时省交通厅原来的副厅长，时任政府秘书长王志民被查处，在此之后，省交通厅原来的厅长王晓玲、段建国，省交通运输局原来的局长李华忠，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来的纪委书记冯建钢等人，先后被发现有重大违纪行为。不仅仅如此，顺藤摸瓜我们发现中纪委原来联系山西的六室的一个处长曹利新在这里面也有严重的违纪行为。一直到2014年2月份，山西的反腐败的态势又发生了重大的一个变化。时任省人大副主任金道民，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我们都知道，这个金道民曾经在中纪委工作过，当时也是作为一个事件，直接上省纪委，派省纪委书记，他长期在山西任职，最后不仅仅是自己不能够独善其身，而且被拉入腐败的大网当中去。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山西的一批省级的领导被查处，包括令政策、陈川平、杜善学、列春玉、白云等等。在山西这样的一个塌方式的腐败当中，一个重灾区就是吕梁。如果大家去山西考察过会发现，山西以煤姓沈，但是各地煤炭资源的分布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那么吕梁在各个产区当中是个后起之秀。所以在吕梁并没有一个大的煤炭集团，特别是国有的煤炭集团。反之，是有大量的私营的煤矿企业，就是我们经常说煤老板，我们说在北京煤老板拖着麻袋买楼，一买就是一栋楼一个单元，这样的一些煤老板大量的就出自于吕梁。那么在煤炭最火爆的时候，这些煤老板应该说收入是非常高的，那么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其他的地方官员跟煤老板之间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利益交换，煤老板也有一些有求于领导干部让他们办事，但往往一般是一事一议，是吧？你帮我办事，我给你送一笔钱。但是，吕梁发生的情况特殊之处在于哪儿？由于煤老板的钱来得太快了，他跟领导干部干部之间形成一个非常密切的，共谋这样的一个关系，成为一体化的了，成为长期的这种伙伴。那么这是山西吕梁为什么腐败问题最后如此突出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在山西被查处的这些领导干部当中，列春玉是长期的担任吕梁的市委书记，杜善学也曾经担任过省委常委吕梁市委书记，白云，这是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他曾经也在吕梁担任过市委副书记。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两会期间，当时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接受新闻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讲到，到那个时候为止，山西有三百多名省管干部没有补齐。为什么有三百多名省管干部都没有补齐？一方面，跟我们十八大之后，山西的整个的反腐败的风暴，一批官员落马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他也说明了什么？就是他整个的干部梯队在坍塌。我们在山西了解的情况是什么？这个山西的腐败，已经变成一个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进入一个常态了。现在已经被查处的领导干部，当然是有严重的违纪违法行为，但是，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我们可以看到山西是一个地市，十八大之后市委书记、市长当中，至少有一个落马的，这样的一个地市就达到了十个。在我们去调研的一个地市，这个市只有一位县委书记幸免遇难，但实际上根据市纪委掌握的一些情况，不仅仅是已经被查处的这些干部了，有相当一部分干部都是有严重的问题。但是针对这种大面积、普遍性腐败的情况，怎么办？如果你去看他的涉案金额，那可能往往都是非常巨大，情况非常恶劣。但是属于你去看这些腐败的发生来源是什么，这些钱是怎么收的，就会发现这些贿赂跟干部用人的腐败有没有直接的关系，跟我们重大工程招投标有没有关系，有的时候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变成一个常态化了。这些官员的贿赂从哪儿来，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逢年过节的过节费。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下面的干部都要给上级的领导干部去行贿，一些企业家也要去行贿，所以一个年、一个节过下来，那有些领导干部收入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你想，在一个地方执政几年那会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说的是县委书记这样的情况，那其他的干部，其实也是普遍存在的。所以，不仅仅是一批干部被查处，更多的干部是有一些严重的违纪问题的，所以整个的干部梯队他衔接不上，这就发生了干部紧缺的情况。截至到2016年的四月份，山西省全省已经有5600多人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了自己的违纪违法问题，两万多人次向红包专户退交了欠款。

现在我们来看的话，山西的这种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是具有典型性的，但是其他的一些省市，他表露出来的这样一种腐败的特征，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比如说辽宁，现在这个状况也是非常的危险的，一批的领导干部，包括元省委书记王敏被查处。广东省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地心级干部已经超过了山西的人数。这样的状况，都让我们非常的担心。

根据我们的研究，集体腐败已经成为我们当前重要腐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趋势，根据腐败的主体，我们可以把腐败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类的就是官员个人的腐败，第二类是单位腐败，比如说单位行贿、单位受贿。我们说跑步前进就是一个典型的单位行贿行为，我们各地的地方政府跑发改委、跑财政部、跑政策、跑资金、跑项目，那么用的是谁的钱？肯定也不是这些干部个人的钱，他们跑这些部委也不是为了个人的省钱，还不是为了造福一方百姓，争取到一些专项资金和项目。那么这就是典型的单位行贿，用地方的财政资金来进行行贿。

但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集体贿赂。他就是一些官员勾结起来进行腐败的这种行为。那么根据我们的研究，集体腐败，就是俗称的窝案，在当前应该说是个非常突出的状况，事实上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在早期集体腐败的现象并不太多，我们国家发生的最早的涉及到副部级以上的集体腐败案件是1989年查处的铁道部副部长罗拥光案。他当时和郑州铁路局的一些官员勾结起来倒卖车批。发生在地方政府影响最大的是1995年查处的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案，在此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从早期的厦门远华案、沈阳木马案，到后面的郴州李大伦案，绥化马德案等等，也包括现在像令计划、周永康的案件都表现出了鲜明的集体腐败的特点。

我们说集体腐败，他的危害非常大，他有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就是在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廉洁者难以生存，就是你到了一个单位以后，你发现你的领导也在腐败，你的同事也在腐败，你的下属也在腐败，你腐不腐败？你不腐败，有可能就出局。在山西调研的时候，有一个案件我想也具有非常强的典型意义。那么吕梁呢时任的市长丁学峰，在早期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干部，那么担任县委书记，非常突出，也受到中央的表彰。但是他升到了副厅局级后长达十一年都没有升迁，他看到周边的干部不断的得到提拔，他也着急，而且他看到了背后的一些隐性的一些原因，一些灰色的状况，于是他也开始想办法了，他是大红人，他曾经给他的教过课的一个中学的老师，是周永康夫人的父亲，他通过这条线，搭上了周永康，最后如愿地走上了吕梁市长这样的岗位。在这里面，他哪来的钱去行贿？他直接找到了吕梁的几个煤老板，直接就跟他们说了，向他们去索贿。当然，这种胆大妄为的状况是必须得到严肃处理的，但是背后反应出来的社会生态的一种状况，也需要引起我们的深思。

集体腐败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件就是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案，这个也是影响非常的重大。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会发现，不仅仅是铁道部的一大批领导干部，和刘志军的这种腐败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张曙光等人，那么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商人，丁书苗，我们会发现，他已经成为刘志军重要的受贿的代理人，从中央公布的刘志军的案件情况来看，他受贿六千多万，当然这个绝对数额还是比较巨大的，但是我想如果跟我们过去一些年整个的国家高铁的投资规模相比的话，我想也不算特别多，是不是？但是关键在于哪儿？关于在于在刘志军和丁书苗之间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很多人知道，你要想刘志军给你办事，你只要把丁书苗搞定就行了，所以他其实向定书苗行贿。那么丁书苗和刘志军之间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行贿受贿关系，他是一个利益代言人，定书苗不需要给刘志军去行贿，为什么？这是一体的。那么中央在公布刘志军的案件的时候，就讲到，他说刘志军有买官的行为，当时我们就很纳闷了，你个正部级干部你还找谁买官，更严重的是什么？可笑的是在买官的过程当中还上当受骗，我觉得确实有点丢脸，你都正部级干部了。刘志军买官丁书苗买单，所以无论是你的钱还是我的钱，我需要的时候你给我买单，就行，是咱的钱。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钱是无法去认定的，如果说整个的涉案金额，我想可能就远远超过了六千多万贿赂的范畴。

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份，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当中，他就讲到，从已经查办的案件和掌握的问题线索来看，一些腐败分子贪腐胃口之大，数额之巨，时间之长，情节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塌方式腐败。这是中央第一次提出了塌方式腐败这样的一个提法，那么最有针对性的就是山西的这种状况。那么在2015年1月份，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当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当前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那么社会上一直有个说法叫腐败越反越多，腐败怎么可能越反越多？你查办的腐败案件越多，应该说剩下的应该越少，对不对？当然你也很难这么说，因为你不知道在查办的过程当中，又有多少新的腐败行为发生，如果新发生的腐败行为超出了你查办的，那确实腐败在变的越来越多。但是我想这里面就反映出一个什么特征？腐败是一个忖量的概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总书记这样的看法是非常科学客观的。十八大之后，我们通过高压反腐，应该说在遏制腐败增量方面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就是不收手不收敛的干部，我想应该说大幅度减少。但是问题在于，面对我们十八大之前，管党治党不严的背景下，长期累计起来的庞大的腐败忖量，怎么办？这是我们在反腐败工作当中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在今年7月1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当中，总书记对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形势，又做出了一个新的重大的判断。他就讲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得到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的态势正在形成。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在以往的基础之上，又有所往前推进。就是反腐败斗争压倒性的态势正在形成。我想这也是对于过去将近四年时间，我们的反腐败持续推进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从国际上来看，他们怎么去评价我们当前的腐败形势？那么当前国际上有很多的评价各个国家和地区腐败状况的一些指标，比如世界银行，香港资金风险咨询机构，经济学家智库啊等等，他们这样的一些无论是研究机构还是咨询机构，出台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些腐败评价指标，目的是什么？就是评价一个国家的腐败状况，为判断这个国家的投资风险提供依据。在这个已有的各种各样的调查的基础之上，从1995年开始，通平国际提出来一个到目前来看，比较权威的一个排行榜，就是清廉指数排行榜。我们中心也是通平国际在中国会员组织的秘书处所在地，那么我们和通平国际也是有长期的合作。从过去的情况来看，应该说通平国际提出这个清廉指数不仅仅是在国际上有广泛的影响力，也受到国内无论是我们党政机关还是新闻媒体的普遍关注。但是我们要指出的一点是，通平国际每年发布的清廉指数他不是一项调查，有的人不太了解情况，经常在新闻媒体上发表言论说，去年的清廉指数的调查怎么样，其实不是如此，清廉指数不是一项调查，他是把已有的，针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腐败的这样一种调查数据拿过来，计算出来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排行榜，所以他是算出来的。因为已有的调查他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主要是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来进行。针对特定的人群来展开调查。比如说我这个调查，针对商人，那么别的调查针对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有的是针对老百姓，有的是针对专家，调查的人群不一样。那么每个调查涉及到的国家和地区的范围也不一样，那么是通平国际就提出来，我能不能在这个已有的调查基础之上，算出来一个综合的排行榜，这样的话是不是更加全面、更加权威？这就有了通平国际的清廉只指数。

在这张图当中可以看到，是按照2015年清廉指数评分的对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和地区颜色的这样的一个着色。在这张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白色是除外的，没有进入到排行榜的，那么在其他的国家当中，这个国家颜色越浅越黄，就代表按照清廉指数的评分，你这个国家越廉洁，得分越高。颜色越深、越红就代表按照清廉指数的评分，你这个国家越腐败，得分越低。那么可以看到，颜色比较浅的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哪儿？北美，欧洲，特别是北欧，那么亚太地区也有一些，比如说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和地区也非常的廉洁，颜色也非常浅，但是由于他的地域面积实在太小了，没有显现出来，哪两个？新加坡和香港。我们选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来看他从1995年开始，历年的评分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基本上是属于一个中等偏下的水平。1995年，得分是2.2分，那么在这之后有一个小幅度上升的过程，1998年达到了3.5分，之后基本上在3.5分上下波动。那么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从2012年开始，清廉指数他改变了他的算法，所以不再采用十分制，而采取了百分制，但是我想基本上还是可以去对比的。2014年的时候，清廉指数的评分跟2013年相比，大幅度下降了四分，这个一方面很令我们意外，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大。那么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显得很被动，他没法去解释这种情况。为什么我们十八大之后，应该说反腐败工作力度前所未有的加大，而清廉指数评分却有下降？这个我觉得主要是个技术上的原因，当然这个跟新闻媒体是没法解释得清楚的，主要是因为行贿指数，不再成为中国的来源包括组成部分，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好在去年，中国的得分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一分的提升。

这是第一个方面的情况。

二、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战略的调整

第二个方面，我们来总结一下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的反腐败战略做出了什么样的挑战。

从国际上来看，一个国家的反腐败战略，往往是具有三个方面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惩治、教育、预防，三管齐下这样的战略。但是，我们国家的整个的战略体系，跟这些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已有的三个战略的基础上，我们还多了一个战略，就是监督。所以我想，监督这个战略、这个体系发挥，在很大的程度也决定了我们的这个反腐倡廉体系，能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十八大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央确实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建设方面，高度重视。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要想在反腐败方面取得成功，首要因素就是政治决心，大家不要看好象就是表表态这么简单，事实上来看，不是每个国家都做。十八大以后，我们从中央，从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当中，我们可以非常深切的体会到，中央的坚定决心。而总书记的讲话非常的深刻，也很生动，比如讲到党内绝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要老虎苍蝇一起打，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这是在今年一月份中纪委六次全会上，总书记的讲话。我们可以体会到，总书记这种决心。

那么十八大之后，从战略上来看，我们整个的体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首先是惩治腐败始终保持高压态势。这是大家应该说最关注也是最熟悉的，新闻媒体报道了大量的打老虎、拍苍蝇这样的一种举措。十八大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五名副国级以上的领导干部被查处，这是前所未有的，包括原来中央局常委局，因为腐败问题被查处，正部级以上干部十一人，到今年一月份，中管干部当中153人落马。这是什么概念？我长期做腐败案例库的研究，我们曾经统计过，从1978年改革以来，到2005年，这十七年的知道查处的所有的省部级干部的人数，多少人？68人，要说我们当时对反腐败工作也是高度重视啊，我们也查处了一批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包括标志性的成克杰、胡长清、陈希同等等，但是一看总量，平均一年四个。所以你要把这个跟十八大之后的这种状况进行对比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力度是有巨大的变化。不到四年的时间，查处了153名主管干部。

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这三年多的时间，查处的副部级以上干部的人数，超过了从改革以来到十八大以来这三十多年的总和，一年抵十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不仅仅是打老虎了，也在拍苍蝇。我们统计发现，2009年的时候，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议案查处的案件数量是多少？十一万多。五年之后，2014年，这个数量是多少？22万件。我们国家五年是一个政治周期，所以我想2009年和2014年是具有很强的可比性，但是一个周期下来了，数量翻了一翻。去年新华社发表社论，说我们反腐败不能上面九级分量，下面纹丝不动，什么意思？不能说上面打老虎打得厉害，你们基层也要解决涉及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这样的一些违纪违法案件了，解决问题。在我看来，这个力度已经是很大了，都翻了一翻了，但是中央觉得不够。今年中纪委六次全会，总书记明确要求，反腐败要向基层延伸。2015年，这个数字达到了多少？33万件，比去年又增长了50%。

所以我想，反腐败不仅在打老虎，也在拍苍蝇。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31个省市自治区，已经实现了打虎的全覆盖，每个省都有副部级领导干部被查处。那么与此同时，中纪委也明显加大了办案部门的人员力量。我们曾经把我们国家在反腐败方面的人员投入跟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方进行比较。那么我们大数上，有将近40万专职纪检监察干部，我们在一些县级层面上，我们现在纪检监察干部的人数已经占到所有公务员编制的，有的地方少的有10%，多的能够达到15%。这还不包括检察院反贪局等等这样的一些力量。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把我们在反腐败方面的人员投入跟美国、韩国、香港、新加坡去进行比较的话，我们的人员投入一点都不低。但是问题我们人员投入那么高，为什么反腐败成效却很差？这里面的原因当非常复杂了，跟我们处在腐败多发易发的阶段有关系，跟我们资源投入不足也有关系，我们体制机制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我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人员结构不合理。你看香港廉政公署，一千三百人将近一千人在办案，贪污调查局也是70%人在办案，而我们在十八大之前，到了基层我们办案部门的人员的比例不超过20%，所以不是我们人少了，而是我们人员结构不合理。所以我是很佩服王岐山同志，我觉得他看问题非常准，他到了中纪委以后，很快的通过两轮的内部机构的调整，明显的增加了办案部门的人员力量。在这之前，中纪委有八个纪检监察室，四个管中央国家机关，四个管地方，每个室当然是比一般的室高配，一般的室是25人，纪检监察是一般是三十人左右。但是你想就这三十人，要负责平均七八个省所有的省部级干部，他这样的一个监督和安检查办工作，你想，这个工作量有多大，责任有多大，权力有多大。所以在十八大之前，这个案件检查室的一个处长到地方上以后，不仅仅是省纪委书记，省里的一把手都要出面接待他，权力也非常大。所以，经过两轮调整，纪检监察室的数量从八个增加到了十二个，但是我觉得，更加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什么呢？这样的调整不是简单的人员的增加，我们一个领导到了一个新的单位以后想干一番事业，往往是要人、要钱、要编制，要干部指数，但是王岐山并没有这样，他这种调整是在合并减少了原有的部门基础之上来进行的，也就是说把其他的部门进行了一些整合，腾出干部职数和人员编制，来增加负责安检查办工作的部门和人员。我想这也反映出他很自律，这样的东西。

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新设立了一个纪检监察干部监督，这也回应了在几个中纪委全会上总书记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谁来监督纪委，前面我们提到了，在山西塌方式腐败的这样的一个查办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曹立新作为一个负责安检查办工作的处长，在里面通风报信，跑风漏气，极大的干扰了我们的工作进度。那么在根据去年九月份，中中纪委召开的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座谈会王岐山同志讲话当中提出的数据，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查处违纪干部三千四百多人，中纪委就有十四人被查处。所以怎么去加大对于执法者、执纪者的这种监督，这也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当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调整关于职务犯罪的刑事处罚的规定。我们国家从刑法的角度来说，要处罚贪污受贿行为主要是根据刑法第八章的相关的规定，刑法从1997年出台之后，关于职务犯罪相关的出发规定就一直没有调整，从现实的发展来看，也出现了很多的矛盾。所以去年八月份，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我觉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里面就取消了对于一些犯罪量刑节点的规定。事实上从我们去年开展的一项研究，收集了2796个贪污和受贿案件，来看腐败案情跟最后量刑结果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的矛盾我们在这方面，社会媒体也非常关注，比如说有一个很著名的提法叫闻清良之问，闻清良曾经担任过昆明铁路局的局长，后来发现他因为贪污受贿两千多万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法庭宣判之后，他就有一段非常著名的陈词，也引起我们深思。他讲到，法庭认定我贪污受贿两千多万，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但是我没法理解的么，为什么有的人贪污受贿三千多万，只被判无期呢，判决书说我情节特别严重，我也没搞清楚我特别严重在哪儿了。无独有偶，安徽省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藏世凯在全国人大的一次讨论当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他列举了近似宣判的几个案件，他就讲到，在有的案件当中，你贪污十万就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有的案件几百万也就判十几年，这公平么？事实上在我们刑法这样的一个实践当中，确实存在着很多的问题。那么这次调整，我觉得还有具有非常大的必要性的，删除了以前这种具体的金额节点的规定，而代之以一些相对宽泛性的概述性的规定，比如说贪污受贿较大、巨大、特别巨大，那什么叫较大、巨大、特别巨大？今年四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出台了一个新的司法解释，对当前情况下，进行界定，较大界定为三万元，也就是说把职务犯罪的起刑点，从五千提高到了三万。什么叫巨大？二十万，什么叫特别巨大？三百万。但是我想这对于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在高压惩处腐败行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反思，光惩治能够不够。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严厉惩处是必须的，也需要我们延续这种高压的态势。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像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山西塌方式腐败这种状况。当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发生变化，一个人要想独善其身，要想出淤泥而不染，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王岐山同志在去年1月份中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当中他就讲到，有的地方政治生态恶化，干部被围猎。什么意思？就是很多的地方一些官员，是被人下套，完全丧失了主动权，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地下组织部长，在云南曲靖就有类似的这种类案件，因为曲靖原来的一位市委组织部长，因为受贿三千多万最后被查处。其中一千三百多万是直接来自于一位企业家。开始这个企业家是有求于组织部长的，但是当如果贿赂达到了一定的量，这个组织部长是被他控制的，被他要挟了，这个企业家就变成了一个地下组织部长，直接对于曲靖的干部人事的任命进行干预。所以这就是干部被围猎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特别是针对我们当前腐败忖量比较高的情况下，除了严格的查处，怎么去推动制度建设，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

第二个方面的这种战略调整就是预防。我们想预防战略也是在推动反腐败工作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自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提出来标本兼治的目标之后，预防战略在我们国家战略体制当中的地位一直在不断提升，2005年1月份，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预防腐败体制纲领的颁布，我想把这个预防战略的地位推到一个高潮。2007年，国家预防腐败局也成立。目前在各地，包括一些县级纪委也成立了这种预防腐败局。但是，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可以发现，十八大之后中央不太提预防的战略了，这个政防体系基本上从我们的文件当中消失了。国家预防腐败局还在，但是作为承担其重要职能的预防室，说是跟外事局合并为国际合作局，事实上是被撤销了。怎么去看待预防的作用？王岐山在2013年1月份，中纪委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子的讲话当中就指出，当前要有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治本？我们说标本兼治，什么叫本？以前我们对于本的理解就是制度建设，是吧？什么意思？就是你在反腐败的过程当中，你光查办案件是不行的，你必须要加强制度建设，防止腐败的发生，这也是预防战略提出的大的背景。但是，十八大之后，王岐山对于治本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解，他说本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干部的作风？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好象也挺有道理的。如果一个干部的作风是好的，我们想即使他面对腐败的诱惑，他也能够洁身自好。那么如果一个干部的作风出了问题，哪怕他现在没有腐败行为，我想离腐败也一定不远了。所以，干部的作风是保持廉洁的很重要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我们的干部的作风建，先后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的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的学习教育，把干部作风建设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央政治局出台的八项规定，反四风，应该说得到了坚劲的落实，而且越往后执行越严。最近中纪委网站上公布的几个案例也是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包括对于中海油三位领导干部这样的一个通报的处理。

当然，制度建设也在不断的推进，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提出来要加快推进反腐败的国家立法，我们现在来看，对于反腐败的法律规定，光靠刑法第八章已经远远不够了，必须要出台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进行界定。从党的法规的角度来说，也在不断的完善。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跟其他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党规党纪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不是法规，但是他在我们的政治生活当中，往往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根据吴关胜同志在他退休之后写的一本书《政道执行》里面，提供的一个统计数据，改革以来，我们在廉政建设方面，出台了一千多项廉政规则，大大小小的，上到准则、条例、规定，小到通知、意见、办法，涉及会议、生活待遇、办公用房、公务用车等等各个领域。所以我们国家这个廉政规则不是少的，也是多了，反而是你现在大量的廉政规则之间，怎么样去衔接，怎么样去全覆盖的问题。所以中央在十八大之后，也把党规党纪的修订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去年的八月份，巡视工作条例出台，去年十月份，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廉政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的颁布。今年的任务更重了，六月份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已经通过了问责条例，很快要发布。那么后面还有党内监督条例要修订，行政监察法要修订，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也要修订。为什么我说去年十月份颁布的廉洁自律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非常重要，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他这些党规的条文，更重要的是背后反映出来的易规这样一种思想。我们之前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些制度规定，比如说我们1997年就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实行，那你说你的这个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现在的廉洁自律准则是什么之间的关系？当时的准则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表现为52个不准，那你这些52个不准开列的腐败清单跟党纪处分条例里面，跟刑法第八章相关的规定之间是什么关系，当时是没有讲清楚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看到廉洁自律准则从三千六百多字精简到281字，从这种篇幅上的大幅度的削减就可以看出，他绝对不是在已有的基础上的修修补补、敲敲打打，而是用新的理念指导。这个理念是什么？就是所有的党规党纪都是要在党章的统领之下，各负其职，发挥作用，他不是孤立的，他是党章原则性规定的具体体现。所以现在党廉洁自律准备他不是在开列负面清单了，他是树立了一个高线，他为我们党员领导干部连夜从政提出了一个高的标准，我们追求这样的一个目标。与之相对应的党纪处分条例就是个底线，说你必须要做到所以他这两个党规是相互配合的。那么在这个里面也体现出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的这样一个思想，解决了纪和法之间的关系。突出了党章的地位。

所以我们目前来看，党的制度体系在不断的进行修订，从到2014年十月份，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再废止和宣布失效一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这种决定，梳理出来一千多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经过废止宣布失效清理，那么现在继续有效的不到一半。我们现在整个党的制度体系到目前为止，他包括哪些内容？我们是一部党章，两个准则，七个条例，两个规则，五十个规定，三十个办法，七个细则，三百一十五个法规性文件，共四百一十五个，所以这个体系是非常清楚，从前到后，他的效力和地位是越高，效率是越强的。

第三个，就是党内监督全面的加强，这是十八大之后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我们说这个党内的监督，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干部的监督工作，第二个就是纪检监察的监督。干部的监督工作是由组织部门来负责。在十八大之前，社会上一直有一个讨论，就一些专家学者也提出里这样的一些建议，说有没有可能在中国实行官员的财产的公开，说很多的国家其实也实行了这样的一些制度，在我们国内，新疆阿勒泰、重庆的开县也进行了一些试点，那有没有可能在全国的范围内推行。十八大之后中央并没有简单的去采纳和回应这样的一些建议，而采取了另外一种思路，就是什么，就是强化已有制度的执行。我们并不是没有这样的制度，我们1995、1997年就先后出台了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申报个人收入和个人重大事项这样的一些规定。但是问题在于，每年我们干部向组织部门申报的这些信息没有人去核查，没有人去看，这是问题的所在。所以中央提出来，要加大核查的力度，开始是3%到5%，现在进一步要求提高到10%，关键是凡提拔必核查，这个力度就完全不一样了。去年全年，全国被抽查的领导干部当中，因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被取消提拔资格的就有3902人，我想对这些干部来说也有很多的损失。这里面有瞒报的情况，可能也有漏报的情况。从今年一月份，党纪处分条例正式颁布了之后，如果你瞒报就是要接受党纪处分的，所以我们干部这方面的意识一定要提高。当然，回过头来看，我们这项制度也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今年申报的时候我的一位同事就给我打电话，他知道我是做这个研究的，他就问，他说过老师，你说按照中央的规定，我要申报填报日，前一个交易日截至的时候我所持有的股票和基金的情况。他说什么意思，我周三把股票基金都卖了，我周四就没有了，我周五填的时候就可以填无，那下周一我又可以把它再买回来，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可能这方面的疑惑也是普遍存在的，我就跟我这个同事讲，我说理论上来说你这么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做得更好，就是你过一个月再把这些股票基金买过来，因为按照中央的规定，如果你在申报之后一个月有重大的变化你还必须要补充申报的，过一个月买过来就一点的问题都没有了。但是我又跟他说，何必呢，中央又没有说不让你买股票和基金，只要你没有利益冲突都是可以去买的，只要如实申报就行。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反映出我们的申报体系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不要求申报存款，我们也不要求申报债务，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当然你说申报存款这个问题也复杂了，我们现在每个人手上谁不持有十几张、二十张银行卡，可能有的卡里面也没钱，没有几块钱，但是你要是说都要申报，恐怕这个里面技术上的难度也挺大。更关键的是，尽管从2000年中央出台了银行长苦实名制这样的一些规定，但是这个只是针对新设立的帐户，我们历史上还是有大量的帐户没有实行实名制，所以你核对起来非常的困难。所以在这方面，确实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我们现在正在跟监察部有关部门正在探讨，怎么样运用大数据的方法，提高干部监督的工作。我们现在掌握了大量的关于干部的信息，比如说我们有通过研究风险防控所排查出来的岗位职位研究风险的信息，是吧？我们有干部信访举报的信息，年终考核的信息，我们有个人思想申报的信息，怎么样把这些信息整合起来，识别腐败风险，提高监督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其实未来还是有很大的工作空间的。

再有就是派驻的全覆盖。我们现在说有三个全覆盖，一个是打虎的全覆盖，第二个是派驻的全覆盖，第三个就是巡视的全覆盖。派驻不是一项新的制度，我们从1962年就中央就作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可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派驻监察部门这样的一些制度安排。1978年，中纪委恢复重建以后，开始向党政机关派驻纪检组。2004年的时候，中纪委还对于派驻机构进行过一轮统一管理。但是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全覆盖，我觉得往前又走了很大的一步。现在的派驻机构也做了很大的挑战，到今年的一月份，中纪委共设置47家派驻机构，其中综合派驻27家，单独派驻20家。这里面有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只派驻纪检组，不派驻监察局了这个跟我们未来监察体制的改革有关系。另外，我们不再是向每个部门单独派驻纪检组，而是有的采取综合派驻的方式。我想这个对于提高监督工作的有效性，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帮助的。

做一个小结。十八大之后，我们整个反腐倡廉这样的一个战略体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一方面我觉得惩治和监督这两项战略都有明显的加强，但是与此相对应的，我们觉得预防和教育的作用，他的地位是有所下降的。尽管在预防方面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完善了党的法规，党规党纪的这种体系，但是我觉得我们在通过深化改革减少腐败机会这方面做的工作还是比较有限的。

三、加强巡视监督提高党内监督有效性

第三个方面，我们重点探讨一下，如何通过加强巡视监督提高党内监督的有效性。

前面我们提到，我们国家的反腐倡廉这样的一个战略体系跟其他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惩治教育预防的基础之上，我们还多了一个战略就是监督，所以我们认为监督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战略实施的有效性，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决定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体系，他是不是很好的发挥作用。我们经常讲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但是大家可能也意识到了，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是完全不一样的，实行，什么叫制约？制约就是两个或者多个人，他们的权力是相互控制的。比如说做出一项决定，张三和李四，他们都同意了之后才能付诸实施，他们权力之间就是相互制约的。什么叫监督？监督就是张三他就可以做出决策，然后派李四去看着他，这就是监督。西方的政治体系，他主要是建构在权力制约的这样的逻辑之上，因为三权分立等等。那在我们国家来看的话，因为我们也谈要加强权力的制约，但是从根本的逻辑上来说，是权力监督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这个监督是我们整个的战略体系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2005年1月份，中央办公部的惩罚启示纲要，他规定了六个层面的监督，包括党内监督、人大的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的监督、司法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从现在来看，在这六类监督当中，最核心的可能还是党内监督。那么目前，中央对于2004年试行的党内监督体系也在修订的过程当中。那么根据这个条例，党内监督有十种形式，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巡视的监督。尽管监督在我们整个的体系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长期来看，监督软、监督难、监督不到位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前面我们提到，我们整个的纪委当中，在案件查办方面人员投入是偏低的，那人都在干嘛？我想大量的人员就在监督。但是监督的成效往往又是很难去评价的，这是我们面临的很大的一个困境。2011年的时候我们跟监察部监察综合室，针对于中央纪委监察部派驻的中央国家机关当中的纪检组和监察局的负责人做过一次问卷调查，当然这个问卷调查涉及了很多方面的内容了，其中有两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们问这些纪检组和监察局的负责人，在你们的日常工作当中，惩治、预防、监督、教育四项战略，你们在哪一个战略的方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最多？结果他们回答是监督，我们又问，你们认为在这四项战略当中，哪一项战略成效最差，结果他们回答，还是监督。所以，如何监督，如何提高党内监督的有效性，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现实问题。而我们可以看到，十八大之后，中央在强化党内监督方面，应该说采取了一些高招实招，发挥了明显的作用。这里既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干部进度工作、个人事项申报、包括我们派驻机构的全面覆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巡视监督全覆盖。巡视更不是一项新的制度，我们从中国历史上就可以看到有类似的制度安排，但是中央在巡视监督方面做出了制度创新，就提高了他的有效性，这里面就包括比如说三个不固定，一次一授权。巡视组和巡视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是规定的了，平时我还可以走动走动拉拉关系，联络联络感情，现在每个巡视组的组建都是临时组建的，巡视组的组长也是临时任命的，所以你平时要展开这种工作是不行的，所以这就提高了巡视组的权威性。从到去年年底为止的中央前八轮巡视情况来看的话，中共有135人担任了巡视组的成员，其中担任组长职位的有43人，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只参加过一次巡视的就达到了86人，达到了2/3，那么多次参加巡视的人员还是非常少的。这就提高了巡视他的独立性。

巡视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在去年十月份，中央政治局讨论巡视工作的时候，总书记做了重要讲话。他讲得非常明确，首先是政治巡视而不是业务巡视，也就是说到了各个单位，比如说到了国有企业，最重要的不是看你经营效益怎么样，而是看你各级党组织，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是不是把自己的认识都统一到了中央的要求之上。所以要突出政治巡视在其中的指导性作用。那么从工作开展的经过来看的话，要围绕四个着力聚焦六大区。这四个着力就是要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巡视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问题，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的问题，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着力发现是否存在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突击提拔干部等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那么在去年十月份党纪处分条例颁布之后，我们也强调巡视工作要聚焦六大区，不仅仅是，我们社会舆论关注的比较多的是发现问题线索，查办腐败行为，但是巡视其实不仅仅是围绕着廉洁纪律来开展的，也包括群众纪律、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和工作纪律等其他方面。从现在来看，巡视工作确实取得了突出的成效。

我们在这个接触到一些中纪委的领导干部，他们就说巡视给干部带来的压力绝对是跟以前不可以同日而语，以前领导干部退居二线以后参加巡视组，是常见的一种安排，但是现在很多的领导干部就不太愿意了，为什么？压力实在太大了，因为中央提出里，巡视发现不了问题本身就是问题。那么从2014年一年的情况来看地全国各地的局势就发现了涉及厅局级干部的问题线索达到了1709件，县处级5570件，去年截止到2015年4月份，全国各地立案查处的厅局级干部达到了105人，县处级842人，分别是2013年的5.3倍和9.1倍。所以从这个增长的幅度你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有效性。根据中央发布的信息，中纪委立案审查的中管干部当中，一半以上是根据巡视的问题线索发现的。

从中央前八轮巡视反馈的情况来看，我们做了一个词云的一个统计，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张图当中，这个词字体越大，就说明他在巡视的反馈报告当中被提及的次数越多。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提及最多的有哪些词？领导，整改，干部，腐败，责任，监督，廉政，党风等等，我们对于前八轮巡视的反馈报告做了一个系统性的研究，从常规巡视的问题反馈来看的话，他分为三大块，第一块是党风廉政建设，我们可以看到有哪些关键词是提及比较多，或者说问题比较突出的，像土地房地产，工程招投标，也包括官员的不当得利，就是他的亲属子女利用他的影响里经商办企业，也包括权、钱色交易等等。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作风建设方面出现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有哪些呢？责任担当意识不够，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还热衷于搞形象政绩工程，也包括收礼、收红包这种情况。在干部选拔和任用方面，比较突出的也哪些问题？干部的选拔任用，这个现在是一个重灾区。从我们对于当前查办腐败案件的统计情况来看，有超过1/3的案件涉及到干部的提拔和任用。包括解决干部编制的一些问题，干部遵守相关规定的一些情况等等，这是常规巡视情况。从专项巡视问题反馈来看的话，比较突出的问题有哪些？最突出的是，我们管党治党不严，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这是基本上每份反馈报告都要提及的问题，或者说首要的问题。然后在党的建设，党的领导方面，这个作用发挥不够，或者是总书记也提到，在一些国有企业长期的管党治党不严，我们的可能业务的会开了很多，但是党组的会甚至几年都不开一次，我们一些地方，一些国有企业甚至出现了任命非党员来担任党委书记的这样一种笑话，这是非常的滑稽。包括对于执纪问责惩处不到位，也包括这里面涉及干预工程招投标和工程建设，物资采购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很突出的。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作风建设的要求的情况来看的话，最突出的就是公款的乱用、滥用，也包括违反发放奖金、津贴、实物，超标准办公资源的使用等等。

在干部选拔和任用方面，干部任用提拔也被提到了62次，在干部提拔任用的程序规定执行不严格方面，也是比较突出的，等等。我想对于这样的一些词频的分享，就可以反应出我们巡视工作，他的关注点，反映出我们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在管党治党方面存在的突出的问题。

六月份，中央刚刚启动了第十轮巡视工作，王岐山同志出席了这个动员部署会议并做了重要的讲话。那么这一轮的巡视有哪些看点，或者说跟以前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情况？首先从提法上来看，今年三月份启动的第九轮中央巡视，他当时提的是什么？是2016年的第一轮巡视，但是这次就没有提2016年的第二轮巡视，而提法是什么？中央的第十轮巡视。这个反映出来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在十九大之前，我们对于280个中管单位的巡视工作要全覆盖，就不仅是每年的工作了，他有个累计的情况。那么这一轮巡视，跟上一轮巡视比较类似的是，重点是党政中央的一些这个，中央国家的一些机关，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提法就是，巡视对象不仅仅是这些党政部门，而是落脚点在这个单位的党组织。比如说中央统战部，他不是对中央统战部的巡视，而是中央统战部党组的巡视。而同样的，比如说对于筑建部也是，是对筑建部党组这种巡视。因为中央巡视，不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特别是国务院部门的巡视，而是对他党组织的巡视，这样的话会更加严格。但是这里面上一轮巡视是对四个省进行了回头看，这次也安排了四个省市，包括天津、江西、河南和湖北。王岐山同志在对巡视工作提的要求当中，特别强调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要深化政治巡视，重点检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情况，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的情况，领导党风廉政责任和反腐败斗争是否有力等等。那么对四个审视的回头看，是围绕政治的再巡视，上一轮巡视应该说是非常有效的，巡视组一进驻，辽宁、山东都有省级干部应势落马，安徽后来也有省级干部被查处。那么这一轮呢，回头看的工作任务同样也非常艰巨。

对于四个审视的回头看，应该说中央是非常重视的，都有名副部级干部来挂帅，领衔。在巡视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关注到，最早巡视是一对一的这种巡视，一个巡视组只对一个单位进行巡视，十八大之后，这种状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从2015年开始，对于央企的专项巡视当中，就出现了一拖二，在对中央金融机构进行巡视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拖三，就是一拖多的这样的一种模式的创新。但是这次，对于一些重点单位党组的这样一种新式，又采取了一对一的模式，比如说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全国政协机关党组的巡视，都采取了一对一的模式。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单位都是副国级领导来领衔党组的负责人，所以对这两个党组的巡视并不局限于机关本身，而涉及到下属的各个单位。所以他整个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职责也非常的重大。

这次巡视，还特别强调了要覆盖纪委和纪检组，它不仅仅是对党组的这种巡视，也是对纪委纪检组的巡视。我们说纪委的权力很大，那谁来监督纪委，那么巡视也是要覆盖到的。

四、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最后一个方面，我们探讨一下怎么样去坚持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以巡视监督为代表的党内监督，是我们反腐倡廉体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但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体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征？中国未来要走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能不能走得通？从国际上来看，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当中，有很多丰富的战略思想，从个人学习的体会来看的话，我觉得十八大报告，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就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他解决了我们国家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打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的问题。在十八大报告当中，旗帜鲜明地指出，要毫不动摇的坚持，与时俱进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定位是非常准确的。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大之后，新进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培训班的讲话当中，他就指出，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到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问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要问，我们能不能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的道路，如果我们要走这条道路，他的核心的特征是什么。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今年七月一号的讲话当中，总书记在原来三个自信的基础之上，又进一步的提出来文化自信四个自信。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定位是非常重要的。

从国际上来看，我们看已经形成了那些反腐败的模式，科技供我们去思考和借鉴。我们又回到了清廉指数对各国腐败状态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根据清廉指数的评分，我们可以将各个国家和地区分成四档，第一档就是比较廉洁的国家，清廉指数得分在八十分以上。这里面有两类，第一类就是北欧的高福利国家，什么丹麦、挪威、芬兰、瑞典、冰岛等等，他们确实非常的廉洁，基本上在每年的排行榜上都位居前列。还有一种，就是亚洲两个代表，一个是新加坡，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香港。所以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什么？腐败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抨击中国的时候，西方的一些政客经常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民主是治愈腐败的良药，他们认为一些国家腐败之所以问题比较突出，为什么？就是不民主，你中国腐败严重，就是中国人一党专政，所以你想反腐败必须要实行一人一票的大选，必须要三权分立等等。这样一种观点成不成立。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任何一个学者都无法通过他的学术研究来表明，所谓的民主的国家越廉洁，集权的国家更腐败，没有这样的结论的。但这样的一些错误的观点在媒体上大行其道。当然这里面首先有一个怎么去认识民主的问题，我们权且在这里把民主界定为西方所成的一人一票的大选。我们可以看到在实行一人一票大选的一些西方国家，比如说北欧国家，一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英法德、日本，他确实相对比较廉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些国家，他也实行所谓的民主制度，是吧？但是他腐败还要比中国还严重，比如说像印尼、菲律宾、印度，都是如此。在实行集权制度的国家当中，我们说我们应该承认，我们中国当前的腐败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再去看新加坡和香港，他们实现廉洁的经验是什么？新加坡和香港民主么？我想恐怕都很难这么去说，他们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最重要的经验是法制。所以你看在民主和廉洁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对应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破除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腐败问题都是比较突出的。

1990年之后，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发生了剧变，一些国家比较快的走出了转型的陷井，比如说像波兰、捷克，但是大部分的国家，也包括亚非拉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当前的腐败问题都非常突出。中国当前腐败问题严重，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他跟我们所处的经济转轨的特殊的历史阶段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从1978年开始，我们经历了一个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时期，我们旧的制度体系被打破了，而新的与市场经济相制约的制度体系又没有建立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会出现大量的制度真空和漏洞，这为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又创造了机会。比如说土地出让、土地批租，这是一个腐败的重灾区，但你想在计划经济体制上，有这样的问题么？没有这样的问题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土地都是公有的，城市土地都是国有的，你创办一个企业，政府划拨就行了。但是由于你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你要给私营企业，你要给外资企业提供空间，你就要出让土地，但是，谁来审批，价格怎么来确定，我们没有制度规定，我们没有经验的时候，就必然为相关的部门权力寻租留有了空间。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看，我们现在的腐败严不严重，如果你从一个全球的历史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当前我们的腐败多发易发，具有一个必然性。

哈佛大学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政治学家叫塞缪尔·亨廷顿，他写过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他就讲到，在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他必然会导致的一些结果，是什么？就包括腐败的盛行，也包括道德的败坏。所以我们说，我们不能简单的把中国和美国现在的廉洁状况进行对比，如果你简单的这么去比，毫无疑问，美国相对来说比较廉洁，但是如果你去看美国的历史，你会发现在美国的两百多年的历史进程当中，他同样也经历过类似于现在中国正在经理之的腐败多发易发的阶段，就是美国的进步时代。从1870年到1920年，美国经历了一个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稳的时期，当时美国的社会什么特征？腐败盛行，假冒伪劣，血汗工厂，跟中国现在的状况非常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美国通过了他进步时代的国家制度的重建，他走出了这个时期，而我们正陷入在这个转型的陷井当中。所以我说，不能简单的做这种比较。如果你从历史的全球的视野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可能这个认识就会更加的科学和客观。

所以从国际上来看，无论是亚洲模式和北欧模式，他们都有一些突出的特征，都有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但是回过头来，我们要说，无论是亚洲模式还是北欧模式，他们都不可能被我们照办硬套。香港、新加坡应该说确实比较廉洁，他们也总结了一些经验，包括独立的反腐败机构、高金养廉啊等等，但是毕竟低于面积比较小，香港七百多万人，新加坡四百多万人，要实现治理相对来是还是比较容易的，治理的复杂程度跟中国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五级半政府的这个体系相比，绝对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在这个里面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香港现在是英美法系，判例法，而我们中国是大陆法系，成文法，所以这个也决定了他很多的制度安排不可能是生搬硬套的。那北欧模式跟我们差的就更远了。那中国要探索和坚持一条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我们这条道路的核心特征是什么？我想十八大之后，我们在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工作方面的一些深入的实践，已经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那么小平同志讲得很清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十八大之后，中央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做出了重大的战略部署，我们从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当中，就可以看出中央的一些思路，总书记讲，打铁还需自身硬，绝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等等。那么我们在反腐败方面，他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我想就是建设廉洁政治。那么从西方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经常会认为政治不可能是廉洁的，政治怎么可能是廉洁的？政治本身本质上就是一些利益交换，但是我想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非常理想化的，就是一个建设廉洁政治。你想，如果我们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从自身的角度来说，就是严格要求自省，第一就是腐败的侵蚀，那这个社会还可能是腐败的么？这样的一个要求是非常高的，甚至是理想化的。在现实当中甚至可能是很难做到的。但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价值追求。从战术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建立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这样一种机制。

当前，我们也正在酝酿这个重大的体制机制的改革，那首先一点就是要实现从行政监察到国家监察。我们现在这个行政监察法，他的对象界定还是比较有局限性的，比如说人大政协机关，比如说我们检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员，都不在我们行政监察的对象范畴之内。怎么去协调反腐败机构之间的关系，这个可能是一个更加重大的命题。我们国家有多个反腐败机构，有纪委，有监察局，检察院反贪局，审计机关还有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有的时候在案件查办的过程中也发挥作用。几个机构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以前大家探讨占主导性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就是纪委抓早抓小，一旦发现有严重的违法犯罪的线索，更多更早的移交给检查机关、反贪局，这是进行正式的立案调查。检察院说了，毕竟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是检察院，纪委毕竟是党的一个机构。也有人质疑，你纪委在反腐败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是不是符合依法治国的这个思路。

现在中央提出来，要从行政监察延伸到国家监察，这预示着我们监察体制要发生重大的变化。王岐山同志他提出来体制机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的思路，目前也是已经在贯彻到我们体制机制改革的一个具体的实践当中其，我觉得还是，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启发。王岐山同志就指出，有没有可能重新来思考这五个不同的机构，在反腐败当中的作用，他其实有没有可能把纪委和检查先分离。1993年1月份，中纪委和监察部合属办公以后，应该说监察的作用总得来说是弱化的，有没有可能先把纪委和监察分离，然后在原有的监察部的基础之上，整合检查院反贪局审计等相关部门的力量，成立一个国家监察委员会。就不再是国务院的一个部委了，而是上升到类似高检、高法这个层面上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在这个高度，再将新的国家监察委员会跟中纪委再合属办公。那有人说，好象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其实不是，这里面的逻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未来在反腐败，在案件查办的过程当中，可能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一个独立的反腐败机构，更多的发挥作用，中纪委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直击监督问责。根据这样的一个思路，也解决了纪和法之间的关系。中央明确的提出来，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纪委的工作发生了重大的调整，从原来的反腐败查办案件，要过渡到抓纪律，聚焦于监督直击问责。

第一，就是要落实好党委的主体责任。以前我们各级党委行政的领导班子都要签党风廉政责任制，如果你班子的成员当中有人出问题了，你一把手要承担责任。但是实际上大家知道，液氧的制度基本上是停留在纸面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但是十八大之后，中央开始紧抓各级党委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主体责任，这个力度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特别是2015年9月份，河南省委对河南新乡市委原书记李清贵落实党风廉政责任主体责任不到位，在他59岁临近退休的时候，给了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免去领导职务。这样的一个事件也是震惊全国，中纪委也是专门通报，总书记在讲话当中也专门点到。李清贵本人并没有发现有严重的违反党的廉洁纪律的行为，但是因为在他任市委书记的期间，他班子当中三位副厅级干部，得到提拔，最后把发现，有严重的违纪违法行为，最他被追究主体责任。那么现在主体责任已经从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过渡到全面从严治的主体责任，核心是什么？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重构政治生态。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要转变纪委的职能定位。把纪律挺在前面。应该说，现在纪委的工作重点跟之前相比有了个非常大的变化，纪委的工作的政绩观也要做出重大的调整，以前我，比如说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查办了一系列重大违法案件，特别是要案查了几个，我就觉得我工作开展的很到位了现在按照中央的要求不仅仅是如此了。纪委最核心的不是办案，而是执纪。那执纪和办案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王岐山在福建调研的时候，他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讲话，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指导当前纪委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就提出来，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他就讲到，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与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
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
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这什么意思？现在中纪委对各级纪委工作考核已经在按照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要求来进行了，也就是说，过去的一段时间，查办了很多的重大违法案件，当然这是很好的，也是必要的，总书记也讲到，反腐败要零容忍，无禁区，这个高压态势还要延续。但是你查办的这些案件是不是符合王岐山同志四种形态的要求，开始提出这样的一些规定。对于我理解，很多地方的纪委同志有很多的困惑，怎么去理解四种形态，这四种形态跟高压反腐矛不矛盾，你说有一些都红脸出汗，最多也就是党纪进行处分，或者说职务调整就解决的了，那我们还要不要办案，跟零容忍之间有没有矛盾？我认为是没有矛盾的。怎么去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前，应该说我们在查办案件方面，更多的是抓重点，抓大放小，比如说我们纪委收到了一百个问题线索，我们可能要找一些涉及层级比较高的，问题比较严重的，影响比较恶劣的先查，查实了把他们送到监狱去了，我们的工作就有成效了。那现在中纪委要求不是这样，中纪委不再要求只查大要案，而是要求对你收集到的一百个问题线索，进行全面的审查。那这一百个问题线索，就不可能所有的都是很严重的，对不对？那对于里面比较轻的，可能是组织处理、重大职务调整就行了，再轻的可能是诫勉谈话就行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严重线索的坚决的查处，但是他是一个全面的梳理。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这就跟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大的形势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现在在反腐败方面，我们在反腐倡廉建设的方面，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减少腐败忖量，是吧？提出四种形态，这样的一种要求，我想就是处于对减少腐败忖量这样的一个考虑。我们有一些干部，有一些轻微的违纪行为，比如说我过去几年收了一些礼那肯定是违纪行为，但是以前还轮不到我，那些贪污受贿的你不查查我，那现在对于这种情况怎么办？只要这种行为组织上没有给结论，这个人作为一个违纪分子，他作为一个腐败分子是存在的。那么这种现象，查实了以后，组织上进行处理了，无论给什么样的处理，就算有结论了，这个腐败行为就算解决了。所以我想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提出，跟我们减少腐败忖量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思路，是完全吻合的，跟我们高压反腐态势的这种延续，是不矛盾的。

十八大以来，中央对于十七名中管干部进行了断崖式降级，去年就是，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那么当前的社会上也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有没有对腐败分子进行特赦。你看，香港七十年代实行了廉洁转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对于一些轻微的腐败进行特赦，咱们有没有可能学习他的一些经验。我觉得对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探讨，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事实上，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探讨了，他已经成为我们一个执纪的实践了。从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断崖式降级的这样的一些案例来看，他就是对一些轻微腐败行为进行特赦的这样一种政策的体现。比如说，去年陕西政协副主席孙青云，因为严重违纪被中央给予了留党查看两年降为正处级非领导职务，这样的一个处分。样在通报孙青云的案件的时候艺明确的说孙青云有严重违反党的廉洁纪律的行为。已经有严重的违反党的廉洁纪律的行为，那我说你涉案金额有没有达到五千，五千就可以立案的，为什么不移交司法机关呢？这就反映出中央在处理不同类型的违纪案件的时候他采取的不同态度，你这是有严重的滥用职权的行为，还是一个只是日常性的行为，你是在发生在十八大之前还是十八大之后，造成的影响是不是恶劣，等等，根据情况来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执纪并不局限于廉洁纪律，我们说的是六个方面的纪律，特别是这里面政治纪律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就是叫充分发挥党内监督的作用。前面我们提到监督是我们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三个层面的监督当中，党内监督是核心。所以你看，当然其他方面的监督也非常重要，但是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党内监督。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党内监督的作用。而在这个其中，巡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机制。中央在对党内监督提出要求的时候也明确指出来，党内监督是全党的任务，第一位是党委的监督，而不能一谈到监督就只想到纪委或者是推给纪委，党委一定要履行主体责任。

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今天通过我们对于十八大以来，我们整个腐败形势的变化，我们反腐败战略调整，特别是党内监督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探讨了对未来我们体制机制改革的一些方向。在这里，我们做个总结，首先我们可以看大，十八大以来我们整个的国家的腐败形势和反腐败工作局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应该说不仅仅是党的政治生活，也包括社会风气有了很大的好转。我们正在推进的一些伟大的事业是什么？就是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他的核心的特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那么在这个其中党内监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巨大的特色，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介绍，能够让大家有一个更加宏观的实业，从全球的历史的视角，来看待我们当前腐败和反腐败所处的历史阶段，而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就是既不否认问题，盲目乐观，认为我们形势一片大好，腐败问题都是极少数，也不要丧失信心，悲观失望，认为中国腐败太严重了，不可能治理得好的，还需要什么？正确看待，树立信心。从长远上来看，我们正在探索的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前景是光明的，这就是总书记在2014年一次讲话当中提出来的，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亚洲模式、北欧模式虽好，但是跟中国的国情特点是不相吻合的。我们要能做的只能是，在充分的学习和借鉴其他模式的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之上，立足于我们的国情特点，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最后，我们用总书记在今年一月份中纪委六次全会上的讲话，当中提出的四个足够自信作为一个结语。总书记讲到，全党同志对党中央的反腐败斗争的决心，要有足够自信，不要觉得这只是一阵风，是吧？适时的就要收手。这个态势，一定会延续下去，成为一个新常态。对反腐败斗争所取得成绩，要有足够自信，不管外面，国际媒体的那些排行榜怎么去评价，我们确实感受到了这种风气的变化，我们要有足够的自信，对于反腐败带来的正能量要有足够的自信，反腐败不仅仅是查处腐败案件的事情，它是带来正的能量，是社会风气的这种好转。对反腐败斗争的光明前景，要有足够的自信，就回到了总书记在七一讲话当中，提出来的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我们通过分享我们对于当前中国反腐倡廉建设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形势和任务，由于水平能力有限，可能有一些观点，大家也会有不同的一些看法，也欢迎多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一、常用公文写作基础知识

什么是公文？

公文即公务文书，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在进行公务活动时所使用的体式完整、内容系统的各种书面材料。

按使用范围划分，公文分为政务公文、专用公文、经济公文和日常事务类。

政务公文包含法定文种和非法定文种。法定文种即13类14种，命令（令）、决定、公告、通告、通知、通报、议案、报告、请示、批复、意见、函、会议纪要。

非法定文种即9类14种，即计划、总结、调查报告、简报、讲话稿、提案、建议书、合同、聘书、章程、条例、规定、办法、电报

日常事务公文：包括规章制度、简报、计划、总结、演讲稿、述职报告、倡议书、建议书、挑战书、表扬信、感谢信、慰问信、聘书、请柬、证明、介绍信、启事等

经济公文：包括经济合同、市场调查报告、市场预测报告、经济活动分析报告、产销分析报告、质量分析报告、广告、意向书、商务说明书等

请示和报告有何区别？

一、内容不同。请示是一文一事，报告内容可广泛。

二、对象不同。请示只送一个领导机关，报告可多头主送。

三、处理方式不同。请示需要批复，报告一般不需要批复。

四、行文时间不同。请示是事先行文，报告可在事前、事中、事后行文

二、公文写作常用词语

按照：依照，据此办理。或用于上行文，表明开展某一工作的依据，例如“按照省委的要求……”或用于下行文，要求下级完成某一事项，例如“望各级党委，按照下列要求……”

遵照：遵命办理。

参照：参考、依照。例如“现将《关于开展优质服务活动的情况报告》印发给你们，请参照办理”。

照此：按这样去办。例如“同意所拟，望照此办理。”

颁布：颁发、宣布。多用于法律法令和行政法规的正式公布。

发布：公开宣布。侧重于法规、指示、通知等的正式公布。

公布：公开发布、宣布。

此布：在这里宣布。多用于布告的结尾，按照习惯应另起一行，左空两格，使用发布机关名称字号相同的大号字，以使醒目。

布置：对工作、活动作出具体的安排。

颁发：发布、授予。

颁行：颁布、施行。多用于政策法规的颁发与贯彻执行。例如“居民身份证，有公安机关负责颁行和管理。”

为：表示目的、原因的介词，多用于公文的开头，放在句子前面以构成目的句。例如“为保障民用航空器的安全，防止劫持、破坏民航飞机和破坏民用航空设备事件的发生，特通知如下”。

为了：与“为”的使用相同。例如“为了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生活，保障党民权利的正常行使和不受侵犯，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特制定本条例”。

为此：为了这个。多用于承接上文。例如“……为此，提出以下三点要求”。

为要：至为重要。例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发展经济的一系列重要措施，望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为要”。

为盼：十分盼望。例如“望速研究并即函复我局为盼”。

为荷：表示承情感谢的惯用语，常用于信函的文末。例如“兹介绍我局李小兵等三同志前去厂局参观学习，请予接洽为荷”。

期：从时间、期限长短上看。例如“全面开工已为期不远，请抓紧完成准备事宜”。

特：特地。常用于公文开头与主体之间的过渡。例如“特通知如下”、“特决定如下”、“特作如下决议”。

特此：特地在这里。多用于公文开头到主体之间的过渡，例如“特此通知如下”；
另外也经常用于报告、决定、通知、指示等稳重的结尾，例如“特此报告。”

必须：表示在事实上、道理上必要，带有指令口气，一般用于下行文中讲主张、提要求的内容部分。

必需：一定要有、不可缺少的。例如“组织文书工作人员系统学习文书、档案知识，是加强文书队伍建设所必需的”。

必要：不可缺少，非这样不可。例如“在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中大力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十分必要的”。

严禁：严格禁止。例如“严禁铺张浪费、请客送礼”。

严谨：严密谨慎。例如“对重大问题的处理，一定要严谨慎重，不可草率行事”。

严重：程度深、影响大、情势危急。

严守：严格遵守。例如“严守国家机密”。

严加：严格加以。例如“对屡教不改者要严加处理”。

按期：依照规定的日期。

按时：依照规定的时限。

届时：到时候。

此复：就以这样的内容向你作出答复。一般用于复函、批复的末尾。

此令：就以这样的内容，并于此时此地向受令对象发布命令。一般用于命令的末尾。

专此：专门在这里。

报请：向上级机关行文，请求解决、答复、批准某一问题。

报经：报告并已经得到。例如“我市行政机构改革的方案已报经省政府批准”。

报送：向上级呈报。

报批：呈报上级机关批准。

不日：不久。例如“你局所需的资料，不日即可送达”。

不宜：不适宜。

参阅：参考阅看。

参考：参照思考。例如“这个做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可供各单位参考”。

部署：安排、布置。多用于对比较重要的工作及全局性工作的安排与布置。

悉：知道。多用于批复、复函的开头。

收悉：收到并已知悉。

已悉：已经知道。

阅悉：看过并已知道。

详悉：详细知道。

鉴于：考虑到。主要用于表明事情的原因。

批示：对下级报送的报告、计划等非呈请性公文所做的文字批注。例如：“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已在情况反映上作了重要批示”。

批阅：对下级报送的文件进行阅看、审批。

拟：打算。

拟于：打算在。例如：拟于六月下旬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理论研讨会。

试行：试验推行。例如“此项办法可先在小范围内试行，待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后再予以推广”

三、公文写作中常用同义词辨析

公文是处理公务的一种重要的文字工具，在制作过程中，对公文常用同义词语的选用是一件煞费苦心的事，下面从常用同义词中选取几组进行辨析。

截止与截至

“截止”是指“到一定期限停止”，如“报名在昨天已经截止”；
“截至”是截止到某个时候，如“报名日期截至本月底止”。在“截至”中“截”的意思就是“截止”，而“至”则是“到”的意思，所以“截至”就是“截止到”的意思，例如“北京市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得到了北京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大力支持。截至今天18时，已有500多位人大代表和近300名政协委员在网上签名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人民日报》2000年2月18日），句中“截至”就不能用作“截止”。

布置与部署

“布置”是指“在一个地方安排和陈列各种东西或人以使这个地方适合某种需要”，也指“对一些活动做出安排”；
“部署”是指“安排、布置（人力、任务）”。比较起来，“布置”适用的范围要比“部署”宽泛一些。“部署”一般适用于较大规模的、比较正式的、带有较浓厚的书面色彩的或者与军事有关的场合，只能与人力、任务、工作等少数几个词语搭配，如“军事部署、战略部署、统一部署”等，如果我们把“布置房间”说成“部署房间”那就错了，如果把“部署”写成“布署”那就是写别字了。

其他与其它

“其他”是指“别的”，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事物，如“抓住主要矛盾，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其他”用在单音节词前要带“的”，用在双音节词前一般不带“的”；
“其它”是从“其他”中分化出来的，仅用于事物。在公文写作过程中，将“其他”与“其它”混用的现象比较普遍，有些是选用不当，有些则是难于取舍造成的，实际上，在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中，已逐步淘汰了“其它”而一律用“其他”，既指人，也指事物。

中心与重心

“中心”是指“跟四周距离相等的位置；
事物的主要部分；
在某一个方面占主要地位的城市或地区；
设备、技术力量等比较完备的机构和单位（多用作单位的名称）”等。“重心”是指“物体各部分所受的重力产生合力，这个合力的作用点就叫做这个物体的重心”，由此引申为事情的中心或主要部分。写作中不能把“中心工作”写成“重心工作”。

启用与起用

“启用”是指“开始使用”，“启”有“开始”的意思，如“启用单位印信”、“新机场已经落成，即将启用”等；
“起用”是指重新任用已退职或免职的官员”，在这里，“起”有“向上”的意思。两个词语的根本区别在于“起用”指人，而“启用”一般不指人。

【篇三】全面从严治党暨党风廉政建设专题调研报告

全面从严治党机关党风廉政建设调研报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管党治党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思想、新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具体到X，就是坚持全面从严治警，把严的标准、严的要求、严的措施落实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各个方面。本文从深刻把握全面从严治警总体要求，清醒认识X党风廉政建设存在问题和薄弱环节，深入推进X党风廉政建设对策措施三个层面，对X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管党治党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思想、新要求，强调要以猛药去疴、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反腐败，持之以恒抓作风，严肃查处腐败分子，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顽强的意志品质，着眼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战略考量，体现了对严峻复杂形势的高度警醒，对管党治党使命的强烈担当，对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坚定决心，为加强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指明了奋斗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始终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高度重视，切实履行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对X工作和队伍建设十分重视、关心，X多次视察指导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指示，反复强调要加强X队伍建设，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带好队伍提供了重要指导和强大动力。

近年来，我省X坚决贯彻中央和省部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一系列决策部署，扎实抓好预防教育、正风肃纪、案件查办和自身建设各项工作，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全省X民警违纪率持续保持全国低位，省厅连续x年在X部组织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中获评优秀，得到省部领导多次批示与肯定。面对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和反腐倡廉工作新形势，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和省部有关部署精神，深刻把握全面从严治警的总体要求，清醒认识当前X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规律特点和对策措施，努力推动全省X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深刻把握全面从严治警的总体要求

X是党绝对领导下、以党员民警为主体的纪律部队，抓好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至关重要。X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就是坚持全面从严治警，把严的标准、严的要求、严的措施落实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各个方面。重点是要紧密联系X工作和队伍建设实际，从三个方面不断加深理解、深化认识，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全面从严治警，要求X致力建设过硬队伍，更好担负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X肩负着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神圣职责，必须有一支过硬的队伍来保障。实践反复证明，队伍建设抓得紧、管得严，队伍就坚不可摧、无往不胜。去年我们接连打赢青奥会、国家公祭活动安保两场硬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严明战时纪律、发扬优良作风。当前，全省X正在深入贯彻总书记视察x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以全面深化X改革为动力，以完善立体化现代化治安防控体系为主线，深入推进平安x建设，努力为“迈上新台阶、建设新x”创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要担负起这样的历史重任，我们必须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始终把X队伍建设作为根本来抓，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X队伍。

全面从严治警，要求X准确把握队伍特点，执行更严的标准推进党风廉政建设。X队伍大，执法点多、面广、线长，民警手中或多或少有一定权力，常常与社会阴暗面打交道，面临的诱惑和考验比较多，必须用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好党风廉政建设。为此，X厅党委鲜明提出全省X民警要严守政治纪律、廉洁自律、公正执法、警纪禁令“四条底线”，始终坚持以铁的纪律打造铁的队伍，执法规范化水平一直走在全国X前列，廉洁警队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近年来暴露出的X领导干部和民警违纪违法问题警示我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严管X队伍一刻也不能放松。我们必须从X队伍的职业特点出发，始终坚持严字当头、动真碰硬，紧紧抓住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环节，进一步完善具有X特色的惩防体系，坚决遏制执法腐败。全体X民警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始终把严守纪律、秉公用权、廉洁从警牢记在心，着力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做到党纪国法红线不逾越、道德底线不突破，保证在诱惑考验面前立场坚定、在灯红酒绿面前头脑清醒，树立执法为民、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

【篇四】全面从严治党暨党风廉政建设专题调研报告

坚持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作者：徐志明

作者机构：乌兰察布市委

来源：实践(思想理论版)

ISSN：1004-0692

年：2012

卷：000

期：004

页码：12-12

页数：1

中图分类：D262.6

正文语种：chi

关键词：党风廉政建设;从严治党;领导干部素质;消极腐败现象;党的自身建设;基层党组织;《报告》;科学发展

摘要：在党的建设方面．《报告》明确指出，目前“存在少数领导干部素质、能力和作风不适应科学发展的要求；
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有的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时有发生，个别领导干部腐败行为影响恶劣”。同时强调：“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党的自身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

【篇五】全面从严治党暨党风廉政建设专题调研报告

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精神 深化党风廉政建设
各位同志，大家上午好！
今天和大家一起探讨的题目是“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精神，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从毛泽东开始，党的历届领导人都做过专门的论述。1992年党的十四大，从严治党被写入党章。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一上任就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第一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打铁还须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年多来，从严治党各项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拍苍蝇”、“打老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都是从严治党的具体体现。总得来说，三年来，从严治党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党风廉政建设的新局面正在形成。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到：“3年来，我们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当然，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注意，成绩还只是暂时的，不能腐、不想腐的显现只是初步的，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还没有完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够就此放松，党风廉政建设、反
腐败斗争还要继续长久地抓下去。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总书记在此次六次全会上作了一段纲领性的谈话，对于党风廉政建设，要“保持坚强政治定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聚焦监督执纪问责，深化标本兼治，创新体制机制，健全法规制度，强化党内监督，把纪律挺在前面，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
今天，我们以总书记在此次会议上的讲话和全会公报为主线，系统地介绍三年多来的党风廉政建设成效，以及要进一步开展的工作。我们分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高压反腐减少存量；
第二，制度建设遏制增量；
第三，管好干部把住源头。我们不仅要惩处那些已经犯了错误的干部，也要通过更严密的手腕预防党员干部出现问题，从存量、增量和源头三个角度入手，构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全面的党风廉政建设体系。
一、高压反腐减少存量 1. 反腐败成效显著
截止到2016年1月19日，十八大以来，全国已经有93名副部级及以上干部因涉嫌违法违纪被立案调查。在军方也发现了很多重大的案件查处。2015年1月15日，解放军权威部门对外公布了16名军级以上干部重大案件查处情况。3月2日，又对外公布了14名军级以上干部重大案件查处情况。截止到2015年9月，全军共有38
名副军级以上干部因涉嫌违法违纪被立案调查。这些数据是不小的，三年多来的反腐败斗争将很多坊间流传的、人为编造的所谓的有关我们党反腐的谣言都一一击碎了。
第一个谣言，说退休的不打。以前有一句话叫做“安全退休”，干部在任的时候犯错误，只要躲过了，到退休了，组织就不会再来查处了。所以出现了一种“59岁现象”，很多干部一生都比较清白，到59岁的时候，抓紧机会贪一把就退休，之后就安全了。那么，这一次的反腐败斗争把这个所谓的“安全退休”的说法给打碎了。不光是那些刚刚退休的干部被带走查处了，一些已经退休了八九年的，也被抓出来了。这就体现出我们党的一个决心，不管你退不退休，只要你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党和人民一定会追究你的责任。
第二个所谓的潜规则，就是只打副的，不打正的。坊间有一些说法，中共反腐很大程度上只是做一些清理，动作不能太大，动作太大就有可能损伤到自身，所以往往只抓副职，只抓非常委。比如说，在地方可能只抓副市长，但不抓常委，也很少抓正职，特别是“一把手”。但是在这次反腐斗争中，有很多的正职，很多的“一把手”都落马了。比如，最早的国资委主任蒋洁敏，2015年以来密集落马的国家安检总局局长杨栋梁、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福建省长苏树林，还有中国电信总裁、董事长常小兵，这些都是正职，都落马了。
可能有人要问了，这93名副部级及以上的名单，还是副职居多，是不是说明我们党在反腐选择上还是有考虑的，正职可能还是稍微松一点？答案当然不是这样的。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为什么被打的副职比正职多呢？因为副职本身数量就要
远远多于正职。一个省里一般来说有13名省委常委，这13名省委常委里只有一个书记，一个省长，只有两个是正职，剩下的11个都是副职。部委里情况也是这样，部长只能有一个，但是副部长可以有三四个、四五个。所以，按比例来说，现在的比例已经充分体现出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并没有只打副的，不打正的。不管你坐在多么重要的岗位上，只要你有了问题，中央一定会把你抓下来。
第三个潜规则，就是说刑不上大夫。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点，换到现在的反腐败斗争中，有人就说了，我们的反腐最多就到省部级，再往上就不会有了，因为再往上，我们党会伤筋动骨。但是十八大以来，我们看到，已经有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五名副国级乃至正国级的干部落马了，而且我们党依然是越来越有活力。
这些潜规则一一被打破，党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赢得了党和人民的拥护。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的例子来看广大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反映。2013年9月1日，中纪委网站上线，据统计，2014年全年的访问量超过了9.7亿次，在中国的十大网站中排名第七。中纪委网站受到热捧，也符合互联网的一个基本规律：只要内容好，就能吸引用户。中纪委网站的页面很简单，但内容做的是非常好的。据调查显示，中纪委网站最受网民关注的栏目是案件查处栏目，网民都非常希望在中纪委网站上看到“苍蝇”和“老虎”被查处的过程。也就是说，全国各级纪检机关在中央精神的指引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做出了让全党全国人民都满意的内容。

中纪委副书记赵洪祝在2015年两会上表示，现在的腐败，不仅有个人的腐败，还有区域性、系统性、家族性和塌方式的腐败。腐败类型多种多样，查处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比如周永康，就是典型的系统性和区域性腐败，他待过一个区域：四川省，两个系统：中石油系统和政法系统。在这一个区域和两个系统中都大面积地牵出了腐败问题。山西省是塌方式腐败的典型代表。在2015年的短短两三个月中，山西省共有七位副部级领导被带走，除此之外，还牵连出了中央当时的统战部部长令计划，形成了一种塌方式的腐败。令计划和江西省原省委书记、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则是家族性腐败的代表。2015年的两会上，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在接受采访时讲到，苏荣的腐败是典型的家族式腐败，苏荣的全家几乎人人都参与其中。但是，不管腐败的类型多么多样，腐败的手段多么隐蔽，都会被一一查出来。
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讲到：“实现不敢腐，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势头”。我们不能就此松手，“惩治腐败这一手必须紧抓不放、利剑高悬，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除此之外，还特别提到一点：“要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后来的六次全会公报也专门强调了要加强国际反腐败交流合作，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在此之前，相应的国际追逃追赃行动也已经展开了。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公安部连续两年组织开展“猎狐2014”、“猎狐2015”专项行动，重点对象是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2014年，我们从69个国家和地区成功抓获外逃人员680名。以前，一些腐败分子心存侥幸，在国内贪了钱，趁组织还没有发现逃到国外，用贪来的钱安安稳稳地过下半辈子。现在，我们开始了国际追逃，只要你犯了错误，哪怕逃到国外去，一样把你带回来。在这一次的国际追逃中，有的罪犯已经逃出去了20
多年，依然被抓了回来。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构建完整的体系，让腐败分子无处可逃，最终落入法网。
2. 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坚决纠正“四风”
党风廉政建设不光是抓打“老虎”这样的大运动，同时重视纠正干部的作风问题，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纠正“四风”。
从数据上看，2013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律精神问题24521起，处理30420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692人。2014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律精神问题53085起，处理71748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646人。可以看到，2014年各方面的数据都比2013年翻了一倍不止。从这两个数据对比来说，有一喜一忧两个方面的问题。喜在什么地方呢？2014年数据增大，并不是说2014年的作风问题比2013年暴露的更严重，有作风问题的干部更多，关键问题在于2013年刚刚启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全国各级的纪检机关没有完全动起来。可能中央和省市一级动的多，下边动的少；
有的地区动的多，有的地区动的少。2014年数据增加，说明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东部到西部，各个层级、各个区域的纪检机关都动了起来，作风建设的覆盖面更广更全了。这是可喜的地方。但是，作风建设和反腐败还有一点区别：反腐败是只要犯过错误，就一定要查，不管是10年前还是20年前犯的；
作风建设更多的是纠正现在的问题。如果以前有过作风问题，比如说大吃大喝，那我们现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不会去查处的。也就是说，大量的干部在2014年，中央八项规定已经出台了1年多的时间里，还在出现各种作风问题。在调研中常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很多干部对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不理解，对反“四风”不理解，他往往有这样的心理：我不贪污、不受贿，吃一点喝一点怎么了？我对群众的办事态度差一点又怎么了？这就说明，作风建设还远远没有深入人心。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更要继续紧抓作风建设，像总书记讲到的：“坚持坚持再坚持，把作风建设抓到底。要用铁的纪律整治各种面上的顶风违纪行为，有多少就处理多少。”我们不光要反腐败，也要管作风。同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对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效果。”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3. 党风廉政建设走向治本
我们前面讲了反腐败斗争，也讲了作风建设。但是反腐败斗争和作风建设归根到底是“出一个问题，纠正一个问题”，解决的是已经存在却并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那么，我们能不能不再出现新问题？中央许多领导都在不同的场合讲过这样的道理：一个池塘里，如果一条鱼死了，可能是这条鱼的问题；
如果不断有鱼死，可能就是池塘的水有问题。从党风廉政建设上来说，那就是政治生态可能有问题。高压反腐所能做的，只是把“病鱼”“死鱼”捞出来。如果不捞，“病鱼”“死鱼”就可能“传染疾病”，进一步“恶化水质”。但是，光“捞”出来是不够的，因为“水”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还会不断有“鱼”死。党风廉政建设不能仅仅解决存量问题，不是只有高压反腐就够了，还要解决增量的问题。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讲，要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这个话题可以演化成一个标本兼治的问题。王岐山同志在2013年1月时讲，当前的纪检工作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那时十八大刚过去两个月。经过一年
多的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到2014年11月中纪委四次全会的时候，王岐山讲到，要加大治本的力度。不能仅仅只是治标了。在这次中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强调：“标本兼治，净化政治生态。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从自身做起，廉洁用权，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同时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立‘明规矩’、破‘潜规则’，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促进政治生态不断改善。”
通过总书记、王歧山同志在不同时期的讲话，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党风廉政建设演变的主线。十八大刚刚结束的时候，我们主要是治标。到2014年的时候，很多“病鱼”“死鱼”已被清理，我们就慢慢地加强治本。现在就不能仅仅满足于治标了，还要做到标本兼治。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体系，让政治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第一步就是制度建设遏制增量。
二、制度建设遏制增量
1. 中国共产党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历程
遏制增量的关键是预防腐败。我们党一直非常重视预防腐败，但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是靠思想预防。这也来自于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回顾党的历史，很少听说新中国建立前的共产党员有什么腐败分子。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因为他们思想坚定。现在的人为什么会腐败呢？大家又得出一个结论说，因为思想不好了。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预防腐败，要去抓思想。但是，这个想法是存在问题的，没有考虑到建国前我们党所处的环境。那时我们不是执政党——在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情况下，一个干部还会去贪一点小利吗？当然，那时很多人也是有私心有杂念的，但
那些有私心杂念的人不会加入共产党，他们很清楚，加入共产党，好处不大可能拿得到，坏处却很明显，随时都有可能被日本兵或者国民党抓走。所以说，解放前，党的腐败现象少，更深入的原因是外在环境让那些思想不坚定、有私心杂念的人不会加入共产党。但是在建国后，对外没有国民党的威胁，时不时就把共产党员抓出去杀了，对内我们党执政了，党员干部手上有一些可以带来好处的权力了，问题很快也就出现了。刚刚建国的时候，就发生了天津刘青山、张子善大案，随后也时不时会出现这样一些案例。当时的解决途径有两种：一是惩处，严厉惩处。我们搞了很多运动，像“三反”运动、“五反”运动，重点就是要反腐败。第二，就是不断进行思想上的洗礼和斗争。但是总的来说，从思想上预防腐败的效果越来越差，我们越来越难以把握干部的思想。当然，并不是说思想本身不重要，思想工作永远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落实到反腐败斗争，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角度来说，仅仅有思想恐怕是不够的。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8日的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专门谈到，我们要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
改革开放后，在预防腐败的问题上曾有过“高薪养廉”的呼声。虽然没有成为党的措施，但这种呼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时，很多官员觉得自己给国家做了很多贡献，带来了大收益，却得到很少，完全不能跟那些老板相比，心里就不平衡。他们的预设逻辑是：我做了很多贡献，应该得到很多，既然国家没有给我，我就自己拿回来。所以，很多人就强调要高薪养廉，认为在没有给高薪之前，干部贪腐更多的应该是制度的问题，因为制度没有给干部一个合理的回报。这种思想近年来越来越多。

上世纪90年代，时任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的褚时建，因为贪污700多万被判处无期徒刑。当时有人替他鸣冤，说他把红塔集团从一个资产只有几千万的小卷烟厂建设成了有70多亿的烟草集团，拿了700多万，这不能算是贪污；
更有人说是国家给他太少了，他应该拿更多，应该拿7000多万，甚至是7个亿。现在，坊间也有一种说法，说如果一个县委书记才贪了几百万，那也算是清官。
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国家治理和公司经营是不一样的。公司经营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所以每一任经理带来多少利润是能衡量的。但是国家治理的出发点是社会的公共效益，而不是公司的利润。在国家治理各部门中，只有极少数部门能直接产生经济收益。比如说税务，肯定是能直接收上钱来。国家治理的绝大多数部门、党政绝大多数同志的工作带来不了直接的经济收益，难道说这些同志的工作不重要吗？或者说，带不来直接的经济收益的同志所做的工作远逊于那些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的人做的工作吗？恐怕不是这样。
国家治理是个体系，某个干部创造了大收益，不是仅仅因为有了他才能创造巨大收益，而是党政系统在一起才能创造这样的收益。更进一步讲，即使在企业治理中，也不是说你创造了多少收益，你就应该把这些收益从公司全部拿走。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被誉为21世纪初最伟大的企业家。上世纪90年代早期，他被苹果公司的当时的股东合伙踹出了苹果公司，但是90年代后期，苹果公司举步维艰，他们又把乔布斯请了回来。当时苹果的市值不到10亿美元，并且连年亏损，但到2011年乔布斯去世的时候，苹果公司的市值是7000多亿美元，最高时甚至超过万亿美元。从这个角度说，乔布斯给苹果公司创造的财富是非常巨大的，但他去世时的个人财产是70
亿美元，这70亿美元中有50亿美元是他持有的迪士尼公司的股份，跟苹果公司完全没有关系。如果按照上述逻辑，显然苹果公司给他的是远远不够的，那乔布斯是不是就应该拿回来？但是乔布斯没有。为什么没有拿回来？当然有他个人思想品质上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有一套成熟的制度体系来约束CEO，使其不能侵吞公司的财富，并且因为有这样的治理机制，美国的公司治理也形成了一套契约精神。
我们可以从这些例子看出，导致腐败的，当然有思想和收入高低的因素，但根源还是权力。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英国阿克顿勋爵的一句话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腐败，那就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要预防腐败，关键就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约束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2. 构建完善的权力制约体系
现在很多干部犯错误，大体在两个领域：一个是干预微观经济，一个是选人用人，干部在晋升提拔上买官卖官。当然，选人用人领域出问题的根子也是在干预微观经济。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设想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干部自掏腰包花了几百万买了一个官，他上任之后的目标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会有这样的人吗？从概率来说，几百万人中可能会出现一个，但实际中是不会有这样的人的。他掏几百万来买官，所预想的是当了官之后能收益更多。因为他当官之后能干预微观经济，让自己的收入更多，来弥补那几百万买官的钱。所以，总的来说，我们要制约住权力，关键是要制约掌握权力的党政干部干预微观经济的权力。那怎么样制约呢？这就要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联系在一起。大体上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是制定权力清单。明确政府以及官员在这个岗位上拥有哪些权力。不但要让他自己知道，也要让别人知道，这些权力之外的事，是不能管、不能做的，这就大大限制了权力寻租的范围。另外，制定负面清单。负面清单是针对市场主体的，也就是“法无禁止即可为”，法律禁止的，绝对不能干，法律不禁止的，就可以去干。同时，还要做到运行流程公开透明。把事情放在社会上、放在公众的眼中、放在阳光下去看。这样一套体系在轨道上进行有序运转、透明运转，就能够大大减少寻租的机会。
3. 打造严密的权力监督机制
光是制约是不够的，同时要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就算我们制定了完善的正面清单，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还是有活动的空间；
负面清单也一样，如果我们特别想寻租，又缺乏外在的监督，那么就有可能去伸手。即使已经明确这个部门没有管理这项事务的权力，有的干部也可以巧设名目去涉及。所以，关键还要打造权力监督机制，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结合在一起，把权力管好。
怎么完善权力监督机制呢？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是这样讲的：“要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要整合问责制度，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要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要强化巡视监督，推动巡视向纵深发展。对巡视发现的问题和线索，要分类处置、注重统筹，在件件有着落上集中发力。”
总的来说，监督体制改革的方向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是“纪检监察全覆盖”，二是“各项巡视查漏子”。大体上，纪律监察体制机制改革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十八大之前，一部分国家机关已经派驻了纪检机构，但还有一部分国家机关没有派驻。而党的机关在十八大以前是完全没有派驻纪检机构的。当然，不是说没有派驻纪检机构的地方，纪委就不监督他们了。这些地方的党风廉政问题在这之前还是有人管的。由什么人来管呢？有两个机构。一个是中纪委，但中纪委的局限在于往往只能管到整个部门、部委，更具体地说只能管到部长、副部长的党风廉政问题，没有办法管到下边的司长、处长的问题。另一个机构，每个中央国家机关在机关党委下面的机关纪委。但机关纪委更多的还是宣传教育工作，并不具备查案、办案的权力。这就在制度设计上造成了一个漏洞，部长有人管，但司长、处长没有人管。但在中央国家机关里，部长更多的是决策，实际落实的权力往往掌握在司长、处长手里。针对这一点，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有过表述，“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司长、处长掌握的权力是很大的。权力大，又没有监督，就很容易出大问题。这是我们以前制度上的一个漏洞。所以，要向中央党和国家机关派驻全覆盖的纪检监察机构。现在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这样一个全覆盖。这是在中央层面。
第二个层面是地方层面。纪检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由纪委为主，会同地方党委组织部门。以前，地方纪检书记和副书记的提名主要考虑党委的意见。那么我们想一想，一方面，同级纪委设置的目的是监督同级党委以及同级党委下干部的工作情况；
另一方面，既要监督他，又被他管着。可想而知，监督的力度可能就比较小，那也可能就要碰运气了。如果党委书记支持，那么纪委监督下面的人就硬气一些；
党委书记
不支持，可能就硬气不起来了，作用就不能真正发挥了。更极端的情况就是党委书记本身有问题。怎么监督他？所以从这样一个问题出发，我们现在的改革是纪检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由上级纪委来进行，同级党委可以提意见，但不能像以前那样主导考察。这样，进一步加强纪委相对于同级党委的独立性，能够更好地发挥它的纪检监察的功能。
第三，改进中央和省市区的巡视制度。巡视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前面两项改革，已经能够保证我们的纪检监察体系有一个全面的覆盖，但全面覆盖不代表不会出问题。有一种情况是这个纪委书记59岁了，就想安安稳稳退休，不想查案了，那这个地方的纪委工作就有可能弱化。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通过外力去发现一些问题。当这个地方的纪委或者派驻的中央纪检组功能出现弱化的时候，要通过纪检组巡视去查找他的问题，把问题抓出来、拎出来，保证不让问题滋生蔓延下去。另外，这样一个巡视制度，对地方纪委来说也是一个监督机制。就是说，以前可能干得不好，上级也不知道。但是现在有了巡视制度，如果巡视出这个地方有很多问题，那么对于地方的纪委、纪委书记来说，至少要承担监督责任履职不力的责任。通过巡视制度，我们也能够进一步倒逼成系统、成体系的纪检监察系统努力工作。
三、管好干部把住源头
我们第一个方面是惩处；
第二个方面是要通过制度约束权力。为什么还要有第三个方面呢？任何事情的根源还是在人。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庞大，管理起来难度很大，但又必须管好，管不好就会出乱子。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那么，干部因素
是非常重要的。你犯了错误，我要惩处你，要把你的权力管紧，让你不犯错误。但是干部内心想不想犯错误，愿不愿意犯错误呢？所以，就是有了惩处和制度约束。还是管不好的，必须通过管住干部自身的作风、思想，来保证他不愿意犯错误。这才是真正地从不敢腐、不能腐，到第三步不想腐。
怎么样做到不想腐呢？总书记讲到说：“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觉悟，就不要进入干部队伍。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咬咬’耳朵、扯扯袖子，早提醒、早纠正，这是爱护干部，而不是苛求干部。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哄着、护着，防止小毛病演化成大问题。”我们怎么来管干部呢？
1. 尊崇党章，守纪律讲规矩
尊崇党章，强调培养干部守纪律讲规矩的意识，增强干部的党性意识。十八大之前，从管理干部的角度，我们对党章提得不多，讲得比较多的是要通过国家法律来管理干部。但法律说到底只是管人不做太出格的坏事。一些道德败坏的事情，比如包养“小三”，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那么法律是不管的，这是家庭内部事务问题。但是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他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他的作风问题、道德问题会成倍放大，仅仅依靠国家法律，就很容易出现大的问题，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所以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明确强调，更要通过党的纪律、党的制度来管干部，要实现纪在法前、纪严于法。那么，党的纪律、规矩、制度，最核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党章。习总书记在2012年
11月16日，也就是新一届政治局诞生的第二天，专门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叫《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党章作为必修课，走上新的领导岗位的同志要把学习党章作为第一课，带头遵守党章各项规定。凡是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做到的，领导干部要首先做到；
凡是党章规定党员不能做的，领导干部要带头不做”。在中纪委十八届二次会议上，他也专门讲到，“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
为什么要用党章来管好党呢？从我们党的历史就能体会到党章的重要性，体会到纪律的重要性，体会到一个党员党性的重要性。
一大党章中，对于纪律没有作什么规定。我们的党的纪律是从二大党章中树立起来的。在二大党章中，规定了开除党籍的一系列条件。例如，无故连续两次不到会，无故连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等。二大出台了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这一点是针对当时中国政党的一个通病。当时中国大大小小存在着成百个政党，这些政党包括二大之前的中国共产党，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个人散漫、组织涣散。最早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不是我们党，而是中山先生。中山先生1915年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他的目标就是为了解决当时同盟会软弱涣散的问题。但他采用的一个手段是什么呢？不是通过党纪，而采用个人效忠的方式。当时，中华革命党每一个党员入党的时候，都必须宣誓效忠党的领袖。也正是因此，中山先生的做法遭到了党内很多同志的反对。后来，国民党还是在沿着
这一条路继续做。蒋介石可能比中山先生做得更成功一些，他依靠个人的纽带，在他身边确实带起了一批人。比如说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蒋介石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称呼叫“校长”。“校长”就意味着你是我的门生故吏，你就是我的人，你就应该跟着我，我也不会亏待你。这还是一种个人纽带的关系，这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现在政党的关系。正是因为这样，国民党虽然人非常多，但战斗力逊于共产党。直到今天，国民党这个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刚刚结束的台湾大选，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成为新一届台湾地区领导人了。国民党直到今天还体现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党员拒不执行党的决议，党章修改也是如同儿戏，以至于国民党现在也是风雨飘摇了。不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西方政党，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规定，就是对于凡是担任公职，或者成为党员、议员的人的任何言论都要和本党保持一致。而对于国民党来说，国民党的党章中就有明确的规定，作为党员要服从党的决议。但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在2008年，马英九当选了总统。同时那一届国民党的立法院，国民党的议席的席位数量是民进党的整整三倍，即使到2012年大选时，国民党立委席位数量也比民进党多一半，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按理说国民党的任何决议都是能够在立法院得到通过的。但结果却是，马英九的很多项决议都不能在立法院通过。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国民党人，往往拒不执行党的决议，导致了党的决策一项一项都不能通过，而且更关键的还不在于立法委员不执行党的决议，而是国民党的这些立委在一次又一次不执行党的决议的情况下，国民党却从来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处分。

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国民党的党章修改如同儿戏。这个大家或许也都有所耳闻，国民党在去年10月时候，原来的“总统”参选人是洪秀柱，这里大家注意“总统”是打引号的。按照国民党党章规定，洪秀柱是通过一套完善的根据党章的规定起来的候选人，可以说他在国民党党章层面是非常具有合法性的。所以如果要换掉她，从党章来说是不可行的。按照全世界大多数政党通行的办法，我们还是会让他去参选，结果国民党干了一件什么事呢？既然党章不允许换参选人，那就修改党章，于是在短短一天里修改了党章，然后将洪秀柱换掉，改为朱立伦参加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我们大家都知道，政治家在参选前都会有很多承诺，但是参选后往往不能够落实，所以选民在选一个人的时候，往往不仅要考虑参选人承诺什么，还要考虑这个参选人过往的兑现度，就是看参选人的信用怎么样？如果他的信用好，选民可能就会多考虑；
如果他的信用差，而且经常是说了也不干，那么说得再天花乱坠，恐怕大家也不会把票投给他。所以说，对于一个候选人都是如此，更何况是一个政党。而现在国民党通过随意修改党章，台湾地区老百姓也同样看到了。所有，不要说有民进党来挑事、抹黑，就是随意修改党章，也让国民党可能不被人相信。
另一方面，国民党修改选举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说台湾地区的立法院选举要分类，一类是部分区立委，这类立委选取是由选民把票投给政党，然后由政党获票达到一定程度，他分给政党提名的人。另外一类呢，是分区立委，你这个立委必须到选区里，实打实一个一个干掉你的对手，你才能当选。
同时，国民党在修改选举选区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说台湾地区的立法院选区分类，一类是部分区立委，这类立委选区是由选民把票投给政党，然后由政党获票达到一定
程度，他分给政党提名的人。另一类是分区立委，这个立委必须到选区里，实打实地一个一个“干掉”你的对手，你才能当选。因为部分区立委选上的难度低，国民党的党章以前就有一条规定，部分区立委最多连任两届，第三届时则必须回到自己的选区里去。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党当时的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已经连任两届，所以他必须回去参加分区立委的选举。但是他不愿意，结果因为他个人的不愿意，国民党又修改了党章，说部分区立委可以继续连任。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党的党员拒不执行党的决议，党章修改又如同儿戏时，它又怎么形成战斗力？如果中国共产党也这样，能够形成一个持久的战斗力吗？恐怕也不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是有很多的原因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树立了非常严明的纪律，并且通过这种非常严明的纪律，锻炼出了党员非常坚强的党性，正是有这种坚强的党性、组织性、纪律性的支撑，我们的党员才能在不管多么困苦的情况下，哪怕只剩下两个人、三个人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能够在建国前坚持革命斗争。比如说陈毅元帅，在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继续战斗，并且是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坚持继续战斗。1936年冬天，陈毅写了《梅岭三章》的诗歌，来表达他当时的革命意志。
建国后，我们的党章对组织性、纪律性同样非常重视。在我们有了几千万党员的情况下，在我们管理这样一个大国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依靠党章来凝聚广大党员的力量，才能保证我们的几千万党员真正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而不是让这几千万党员成为一盘散沙。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非常重视强调党章，强调党的规章制度和党的纪律。2016年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的第一条就强调，要“尊崇党章，坚持以德治党与依规治党相统一。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根本行为规范。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学习党章、遵守党章，关键在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所以，党章是非常重要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干部个人要学习党章、尊崇党章，形成党性，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干部。另一方面，我们的纪检监察工作，我们的党组织部门、纪检部门、党委在工作时，也必须要依靠党章，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健全完善制度，深入开展纪律教育，狠抓执纪监督，养成纪律自觉，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各级党组织要以纪律为戒尺，发现苗头就及时提醒，触犯纪律就立即处理。纪委决不能成为党内的“公检法”。那么，“纪委绝不能成为党内的‘公检法’”，这句话要怎么理解呢？一方面，要理解纪委是党内的机构，它和公检法是有区别的，两者要执行不同的程序，有不同的力度，不能混同。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理解这句话，就要明白“公检法”是干什么的——是抓坏人的。但是，纪委不能够仅仅只抓坏人，你还要去抓好人身上可能出现的一些坏毛病、坏苗头。所以执纪审查绝不能成为“司法调查”，就是说执纪审查不能只抓坏人。要依纪监督，从严执纪，真正把纪律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谈的，要忠实地履行执纪监督的“四种形态”，要抓早抓小，要扼杀苗头，让“好人不要变坏”成为我们执纪监督的主要工作。
2. 深化干部管理制度改革

我们党也要通过完善的党内制度建设来深化干部管理制度。近几年，我们出台了很多干部管理制度，包括廉政风险防范制度、防止利益冲突制度、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新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试行官邸制等。这里面大家可能有深切体会的、影响最多的一项就是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从2014年起，这项制度就开始在中央机关试行，今年应该在全国范围普遍推开了。就是所有的副处级以上党员干部，都要如实地向组织报告自己的个人事项，每年都要填写中组部专门印发的表格。这个表格在刚开始执行的时候，其实很多干部是不太把它当回事的。刘云山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讲到过，他说，有的干部在进行个人事项报告的时候，作假的有，参水分的有，为什么有这些作假参水分的呢？那么少数可能确实是有问题。那么多数干部还是存在中国人这样的传统心理，就是财不外露，所以就不愿意如实汇报，而且他也觉得党组织不可能知道这个实际情况，所以我随便写，反正你也不知道，就随便写。但是后来发现党组织在这个事情上并不是仅仅让干部报一下，走一个形式，而是真正动真格。
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干部，可能刚开始这个干部本身是没有廉政问题，一开始他个人填写了一份个人事项报告表，然后被组织给打回来了，说你报告的财产不实。他一想，把相关的又填了一遍，方方面面，把他所能想到的每一条都交代上去了。然后他报上去之后，又被打回来了，还是不实，重新填。这一次他急了，回去专门查了一下当天的股票市值，查了当天的存款情况，方方面面查得很清楚，把房产面积数写到小数点后两位，他自己觉得这一次应该没问题了。结果交给组织一查，又被打回来了，说还是有问题没有交代。他就不服气了，还有什么问题呢？最后组织说，回去问问你老婆。然后他回去问了他老婆，一问才知道，他老婆背着他以自己的名字买了一
套房子。就是说，他都不知道的事情组织却早已经知道了。后来这个干部因为这件事，写了很多检查，组织也对他反复调查，证明他确实没有廉政问题，只是有在夫妻内部他老婆瞒着他买房子这一个问题。可能有人就会想，既然组织都知道，为什么还要我报告呢？实际上这样一个制度，更多的是要考验一个干部对于纪律的执行严不严谨，对于组织是否能做到完全坦白。如果对组织有隐瞒的话，那我们又怎么能够放心让这样的干部走到更重要的岗位上来呢。
第三个方面，近几年我们也实施了治理领导干部的措施，就是治理“裸官”。2010年，中办、国办就印发《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2014年1月中央又专门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在该《条例》中，就有这样一条“配偶已移居国（境）外；
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入考察对象。解释一下就是说，在有配偶、子女的情况下，子女到国外不算“裸官”，因为现在教育交流非常发达，去国外读书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你的配偶移居到国外，子女还在国内，那就是“裸官”了。如果没有配偶，子女在国外，也是“裸官”。针对这样的情况，要么把配偶或者是子女叫回来，让你自己不是“裸官”，要么就不要再担任相应的职务。
2014年中央组织部《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中规定，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包括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这样的“裸官”，不得在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法院、检察院领导成员岗位，上列机关的工作部门或者机关内设机构负责人岗位等5类重要岗位任职，对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且在所列5类岗位任职的，组织人事部门应当
与其谈话，由其配偶（没有配偶的由其子女）主动放弃外国国籍、国（境）外永久居留权和长期居留许可，或调整其现岗位。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严格地去管理“裸官”呢？就是因为“裸官”一度成为“贪污预备队”。被查处的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就是其中的典型。早在上世纪90年代，包括其本人在内的全家人就拿到了港澳居民身份证。那么，像曹鉴燎这样的人为什么想拿到港澳居民身份证、向移居国外呢？被查处的很多人在忏悔录中就说到，这样做是希望给自己留条后路。但是问题就来了，如果你好好地为党和人民服务，党和人民会让你连后路都没有吗？所以这样的干部在给自己留后路的时候，恐怕心里已经想到了要干一些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了。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裸官”都可能会有问题，可能有些“裸官”的配偶或者子女是在正常情况下移居国外的。但是即使这样，这些官员也要调离岗位。可能有人会说，如果这个干部比较有能力，就因为是“裸官”，就要被调离，这对党也是一个损失。这个话也确实有些道理，但是考虑到我们党要执行一个制度，必须是无差别的，必须是严格的。如果说因为某个人有特殊情况，就继续让他在所在的岗位上工作，明天又说其他人也有特殊情况，最终这个制度的约束力就会完全丧失。所以，我们必须要严格。要把全党制度立起来，把全党的规律立起来，才能保证全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3. 完善干部选任制度
党风廉政建设是组织建设的内容。五大建设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并不是说反腐倡廉建设、作风建设就只是反腐败，也要考虑到其他方面。在干部工作中，可以用国家
制度体系来管住干部的权利，用党内法规《党章》来培养干部的纪律、塑造干部的党性。同时，我们也要注重选好干部，通过构建制度把那些党性锻炼强的干部选出来，那些党性不强的干部淘汰出去。总书记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在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了好干部的五个标准，分别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后来又进一步凝练成了“忠诚、干净、担当”。
首先，忠诚。要忠诚什么呢？第一，要忠诚于党的信仰，信仰马克思主义。现在确实有不少干部存在“不信马列信鬼神”，“不问苍生问鬼神”的问题。像李春成，曾经动用公款好几百万去做法事，希望能让自己官位提升，更上一层楼。这样的干部，我们是绝对不能要的。党员干部要以他们为反面教材，做到忠诚于马列主义。第二，要忠诚于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第三，要忠诚于党的组织，也就是要忠诚于民主集中制。该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履行自己的民主权利，该集中的时候，一定要集中起来，中央决策的事情，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干净，不用再说了。担当。党员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敢于挺身而出，特别是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要担负起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对于一般党员来说，遇到其他干部身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要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助推党风廉政建设。
同时，在选人用人上，也要做到“四个不唯”：推荐提名不唯票、干部使用不唯年龄、考试比选不唯分、考核评价不唯GDP。做到选拔干部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只有把那些道德好、党性强的干部选拔上来，才能够真正从源头上控制党风廉政建设不向坏的方向发展的势头。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不是全部。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也要重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要靠全党、管全党、治全党。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发挥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
纪委要坚守监督执纪问责的定位，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塑造良好的党风、政风，也能够通过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而实现我们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