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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构成、价值阐释与实践路径

发布时间:2024-02-24 10:00:03 来源:网友投稿

汤夺先 王雯雯

[摘要]红色文化是由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共创、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之一,在维系民族精神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占据重要位置。本文以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为例,探讨红色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以及实践路径。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作为红色文化的物理空间、革命精神发扬的文化空间,其红色记忆和行动均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内容构成具体包括纸质文献、场所场地、用品用具、设施设备、文艺作品等。以红色文本为叙事载体再现中国人民红色基因,在生成中激活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领价值、在阐释中提升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价值、在传播中延伸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价值。增强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普及红色文化教育和强化党政引领是推动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策略。

[关键词]红色文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
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3)01-0023-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021年度重点项目“长三角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21AMZ005);
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和实践研究基地研究课题“推进我省政协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研究”(ZXYJ2022005);
安徽省高等学校研究生科学研究项目“疏离、互动与交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研究”(YJS20210113);
安徽大学社会学学科研究生创新课题“散杂居地区回汉饮食文化交融研究”。

作者簡介:汤夺先(1977-),山东邹城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国家民委优秀中青年专家,研究方向:都市人类学、民族社会学研究;
王雯雯(1998-),安徽阜阳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安徽 合肥 230601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1]在各民族共有的文化空间中强化共同体意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五千多年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2]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好红色文化、赓续红色血脉”等理念。[3]因此,需充分发挥中华优秀文化、红色文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积极作用。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三十次提及“文化”一词,强调党史学习、不忘历史。[4]文化价值决定文化特质,从根源上看,红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元素,是党成功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集体记忆。如何激发出红色文化在各民族交融共进的精神动源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值得深究的话题。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历经千年发展演化的成果,是培育民族认同和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5]特别是随着各民族间差异性减少和共同性增加,在增进中华文化自信、自觉的同时,这种中华文化的自信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6]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红色文化生成、发展、传播的外在条件。学术界针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进行了较为丰富的探讨,比如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意识”关键词进行学理性解读;
[7]从理论、历史、现实和社会等多维度分析价值意义与实现路径[8]。此外,学术界还从心理视域、跨文化视域、情感认同、制度自信、高校场域等不同方面开展研究。

红色文化根植于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特殊而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党和人民在实践中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先进文化标识,人民群众对红色文化有着独特且强烈的认同感。学术界对中华文化中的红色文化研究形成了一些成果。一是红色文化与中华文化关系的讨论。张曙光从中华文化发展脉络进行分析,认为红色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进程的现代阶段。[9]二是关于红色文化传播载体的讨论。耿艳鹏认为红色文化的证明、传播、价值发挥离不开特定的物质载体。[10]如果没有红色纪念馆作为物质载体,红色文化的传播、重构就没有着力点。许宪隆指出“新媒体”为红色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载体和新体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生态。[11]三是关于红色文化价值的讨论。张泰城认为红色文化是具有教育价值的历史遗存,表现为遗址、旧居等物质形态,资料、文件等信息形态和长征精神等精神形态。[12]于春梅分析了东北少数民族抗战红色文化传承保护的路径与价值。[13]其中,有学者分析了红色文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如曲姿璇从政治、发展、教育、认同和法治深入探讨了红色文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验启迪;
[14]何虎生认为通过红色文化教育能够提升人民对中华文化和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感,需发挥红色文化育人作用,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15]总的来说,涉及红色文化这一主题的研究关键词多为红色旅游、价值、路径、思政教育、传承保护、红色基因、文化自信等,这均表明红色文化作为党和人民共创的先进文化,对培养正确价值观、民族认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价值。[16]

情境性与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有着本质关联,所有的社会生活都发生在一定的情境之中。[17]红色文化的实践和讨论也离不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情境。然而,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分析来看,虽然学界针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文化”“红色文化”多是单一讨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或红色文化,将两者相结合的研究也多限于理论分析,但红色文化给学者就如何更深入地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新思路。从要素组成分析,红色文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度契合,能够以多元互动的特点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8]当前将红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结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记忆、教育、发展、价值观等方面。如龙柏林指出红色文化作为历史记忆,以遵循认知-认同-信仰机制的逻辑凝聚着中华民族共同体。[19]李维军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维度阐释了红色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间的耦合关系。[20]从红色文化资源文本出发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同体意识的研究并不充分,在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并以之为叙事载体理解红色文化如何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有待深入。鉴于此,本文以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为叙事载体,在分析红色文化构成的基础上,重点探究红色文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层面价值,提出依托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一、红色文化的内容构成

红色文化旧址是具化的红色文化载体和文化基因的依托,对其进行传承、保护、利用有助于革命精神的发展和红色文化的弘扬。[21]红色文化产生于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
在中国,红色文化源于五四运动。但学界2003年才首次提出“红色文化资源”概念;
2004年正式提出“红色文化”概念。[22]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在革命与建设中积淀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和红色精神,造就了渡江战役总前委精神,并留下众多红色文化资源。具体来说,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书记和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渡江战役总前委,进驻瑶岗并取得最终胜利,1985年于此处建立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位于合肥市肥东县撮镇镇,1996年被国务院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入选《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名录》。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遗存的物质和非物质等文本形态,潜藏着党和人民为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创造的红色文化精神,又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中不断发展并形成连续的知识谱,印证着党和人民团结一心、不畏艰险、勇于斗争的精神品格,涵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旧址保存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现主要收藏并陈列着渡江战役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部分文物及史料,如军装、草鞋、匾额旗帜、武器装备、徽章证件、卧室布局、办公桌椅、生活用品、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队布告、陈毅写在墙壁上的诗以及后期的回忆录等,生动全面地展现了革命者运筹帷幄、艰苦朴素的革命过程。在此战役中,为加强党的领导,多次召开干部会议;
为加强各地革命联系,建立秘密联络站,动员一切力量进行革命斗争;
为了革命理想与解放,风餐露宿、饿食野草、渴饮冷水。以严格的奖罚撤免措施进行干部管理,以自我批判的作风严肃纪律,并以自身的模范作用影响群众,广泛提升革命热情和影响力。①各地群众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据《中国共产党肥西地方史》记载,革命者迅速增加,粮款枪支都在增加,积极配合正规革命部队工作,一些参与革命的船工获得部队颁发的“参战渡江光荣证”“船工立功证”等荣誉证书。[23]

为了更加明晰研究对象,在梳理相关文献研究成果基础上采借类型学的方式将相似文本进行聚类分析,以提高文本挖掘效率和文本意义标记。大体上红色文化可划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种基本形态。从具体内容来看,可细分为纸质文献、场所场地、用品用具、设施设备、文艺作品等。从不同内容切入,挖掘红色文化的丰富内容,进而更好地发挥红色文化力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一是纸质文献类。纸质文献记录着过往,是历史知识的载体和再现手段,而知识也是文献的本质属性之一。[24]其形式包括各种报刊、手稿、文件等,涉及革命政策、社会生活、群众路线等内容,纸质文献类在视觉冲击力上虽不如立体的实物类强烈,但内容表现上更为具体、直观、丰富。[25]1949年春,总前委南下指挥渡江战役,克服简陋的居住条件,相较于其他革命地时间相对短暂,留存下来的纸质文献也并不多,但也是珍贵的红色印记。据考证,总前委在瑶岗先后制订并发出了《京沪杭州战役实施纲要》《渡江作战动员口号十七条》《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等一系列文件,以及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队讣告、照片等记录文本。此外,该馆设专人从事渡江战役有关史实的研究。1989年为纪念渡江战役胜利四十周年,出版《渡江战役期间总前委在瑶岗》《渡江战役胜利四十周年文艺专辑》《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简介》。这些遗存的以及后来编纂的纸质文献,见证了革命者运筹帷幄、自我监督的优良作风,共同构成了研究渡江战役的宝贵史料,成为红色文化传承、发扬的重要载体。

二是场所场地类。布迪厄提出“场域”概念,要求关注塑造文化生产的外在环境,反映了行为的潜在的关系。[26]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从类别上属于军事历史纪念馆。清末徽派建筑是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的总体架构,此外,还有参谋处、机要处、秘书处、后勤处、警卫营、总前委医院、防空洞和墩塘等。这些经历红色事件的特定场所空间饱含了不畏艰辛、克服困难、甘于奉献的红色文化精神。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来看,是以红色文化场所空间的形式阐释红色文化、塑造集体记忆,增进各族人民对红色文化的感受、传承和发扬。

三是用品用具类。用品用具留存众多是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的一个特色,蕴含着丰富的红色文化精神,证明并象征总前委在指挥渡江战役中的革命历史、精神品格。架子床、一套西式办公桌椅、一盏马灯、国家一级文物线织草鞋、战士所穿的军装、被褥、铁制文件箱、斧头、水瓶、水壶、公文包等用品用具。简单的生活用品表现了先烈不畏艰苦、甘于奉献的红色基因,成为十分珍贵的红色印记,是研究总前委在渡江战役中的经济状况、生活状况的重要史料,进一步认识到红色文化中为解放全中国而排除万难的毅力与担当。

四是设施设备类。渠长根认为红色文化资源的物质化形态除了纸质文献、场所场地、用品用具等类型,也可以从设施设备上进行解读。[27]内含红色文化的设施设备也是展现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自身特色的一部分,如墩塘上的凉亭、华东局旧址门上的匾额、石板桥、道路、房屋等设施,武器装备、501电话机等设备。这些物化的设施设备也是进行红色文化研学游参观、学习、宣传的媒介之一,有助于提升群众对红色文化的认识与认同。

五是文艺作品类。红色文艺作品广义上就是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艺术作品;
狭义上是指以党的历史和理论为主要创作内容或者创作主题的图书读物、影视作品、文艺歌曲、书法绘画、动漫游戏及各类红色文化创意产品等皆属于红色文艺作品。[28]马克思主义认为,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化反映,是人类创造的特定精神文化现象,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工具,具有强大的认识价值,[29]红色文化文艺作品类资源是红色文本的重要类型之一,在某种意义上红色文艺作品能够反映特定时期黨和国家的政治走向和革命诉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革命历史的缩影,能够渲染革命精神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无尽的精神涵养。党进行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为了发动群众、凝聚共识而创造的红色文化文艺作品,表达了对革命的赤诚,对信仰的坚守,对人民解放的不懈追求。在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中,有将帅题词、书画作品108幅,党政领导题词36幅。例如,墙上挂着《敌我态势图》《京沪杭战役想定图》以及陈毅写的诗“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直下金陵澄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随着旅游业、新媒体的发展,红色血脉和红色基因的发扬有了新载体,如举办“听渡江老战士讲故事”、影片放映等活动,充分展示了坚定信念、彻底革命的红色革命精神。

红色文化是党带领人民在长期的征程中不断萃取、不断积淀、各民族都予以认同的文化集合。通过对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红色文化的内容构成进行类型学划分并详细分析,可知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的红色文化形态丰富且多样,彰显了自身较高的文物价值和纪念意义,其共有的红色基因和集体记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价值。

二、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本价值诠释

共同体意识是共同体成员在长期的交往中以血缘关系、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历史记忆等为纽带,[30]并形成的文化认同、命运与共的意识观念,各民族在认识、学习红色文化中理解、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方学者最早使用“文本”一词,是指由书写而固定下来的话语。[31]我国学者则认为是某种文件,或是文件在形成中的各种形式、内容、表达版本。[32]文本不仅包括有形的物体,也包括无形的物体,如未发表的文字、空间场所、故事轶闻等能传达事实与精神的客观存在。结合红色文化和文本的相关研究,认为红色叙事文本是指具有传承、保护、发展中国红色文化,能够再现中国人民红色基因的叙事载体,可以是纸质或影视、故事、用品等有形或无形的表现形式。因此,文本所具有的“化大众”功能更有助于深化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和情感认同。[33]红色文化文本的传承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积极作用。

(一)文本生成:激活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领价值

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红色文化文本作为各族人民正确认识和把握红色文化的媒介,是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基础。时代与历史的关系通过文化记忆的媒介而呈现。[34]近代以来,战争的频频爆发催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大量“民族文化符号”被创造出来,成为象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独特标识。[35]文化史家把文化传播分为口传文化、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三种文本形式。[36]悠长的历史进程在各式文本媒介中被存储、记忆、传播,建立了丰富多样的红色文化知识体系。

以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为叙事载体,党和人民在解放战争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对国民党进行的进攻,造就了“渡江一战定中华”的革命战绩。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总前委们商讨出诸多重要战役文件,写下表现战役必胜的诗词,例如,总前委抵达瑶岗后根据地理位置、国民党部署及中央军委目标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参战部队还进行纪律教育、地形水文分析、筹集船只、培训水手、战术训练、动员人民群众等战前准备工作。战事行进中,各部队不顾疲劳、不辞辛苦、不畏牺牲,前往指定地区歼灭敌人,粉碎了敌人“和平谈判”“划江而治”的阴谋。在较短的时间内,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内产生了诸如纸质文献、场所场地、用品用具、设施设备、文艺作品等红色文化叙事文本。通过对文本的挖掘与阐释,又产生了一些衍生的文艺作品,如淮剧《送你过江》、红色电影《瑶岗1949》《渡江战役》、民族交响乐《解放·1949》、庆祝渡江战役胜利70周年献礼片MV《第一船》、红色故事绘《渡江第一船》等文本形塑。记忆被证明发生在某地而成为真实,也通过具体的形态被记录而成为持久的延续,即地方本身即是记忆的主体、载体,甚至可以超越记忆。[37]这些文艺作品都成为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符号记忆。

从纸质文献来看,印刷文化使得知识、记忆得以保存和传播。围绕渡江战役的纸质文献、故事绘本不仅是历史记忆传承、重构的基础,所蕴含的红色文化精神也反映着凝聚人心、团结统一的精神气质。从影视戏剧来看,同一文本内容因叙事方式不同而有着不同的侧重点,除了对物品和语言的高度还原,也将生活条件的艰苦、战役的紧张、作战工作的严谨态度一一勾勒;
除了战役过程,也有生活场景的描绘。例如,《送你过江》围绕“渡江”展现了战争年代群众的命运沉浮,以情感表信仰、以人性表战争,在普通人的抉择与牺牲中见证那段红色历史。从不同视角激活渡江战役精神,也是围绕着红色历史本身到意义、价值的挖掘进行新的文本生成的方式,集中表现为勇往直前、奋勇争先、勇于牺牲、运筹帷幄、坚定信念的精神气质,对塑造集体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价值。从音乐短片来看,《解放·1949》由《曙光》《支前曲》《我—恽代英的诗》《雨花钟声》《血战三浦》《柳堡送别》《渡江,渡江》《人间正道是沧桑》八个乐章组成,重点表现了1949年人民群众在中国命运决战之时的团结奋斗品格和英勇形象,讴歌弘扬了“渡江精神”。

(二)文本阐释:提升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价值

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种文本的集合,是其自身的集合,通过把社会事实作为文化符号进行阐释学的解码和现象学的还原,使之可感知、可分析、可传播,[38]进而使红色文化得以呈现,发挥其精神价值,即提升“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意识。红色文化作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底色,由此可以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可能性与力量。比如,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体现了党带领人民群众团结一心、同仇敌忾,为维护国家统一而形成的红色文化,从“树立”到“培养”再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转变,以渡江战役为主题、内容的文本形式也发生了转变。起初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的红色陈述主要是实物陈列,借助新媒体的发展,除了形式上衍生出声、光、电、影等新文本形式外,也更加注重突出人物的精神气质、革命价值的挖掘与阐释,红色文化的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各地红色文化记录了各地民众团结一心、不畏艰辛、反抗压迫的斗争史实,成为延续革命精神、培育共同体意识的沃土。以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为叙事载体进行分析,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争取解放湘、赣、苏、皖等九大省,在战略决战阶段筹划渡江战役。渡江战役是决定解放战争胜负的战略性戰役。[39]渡江战役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奋斗中共同创造的精神瑰宝,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传承发扬了毛泽东战略进攻理论,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人民的活动,人民群众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密相连。渡江战役的行动目标是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复兴,这种初心和使命感决定了红色文化的核心必然是人民,体现了党的先进性始终与各民族的利益紧密相连。深厚的红色文化基因存在每个民族记忆中,这种共经苦难、共迎胜利的集体记忆促进人民团结一心,红色文化的价值在文本阐释中提升,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文本传播:延伸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价值

共同体意识自古便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追求,构建出“超稳定结构”的中国社会。[40]红色文化作为中华文化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表现民族团结、坚定信念、英勇无畏中生产出各式文本。从知识传播来看,無论是本体展示还是价值隐喻,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体验者关于红色文化的情感共鸣,通过对红色文化的物质载体保护和符号意义的阐释推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将自己的命运中华民族的整体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41]“铸牢”之路虽艰,但因各民族同心所向而终至,这就决定了发挥中华文化力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以此凝聚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

以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为叙事载体,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将红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相连接,通过挖掘遗址、遗迹、园林以及“云端博物馆”等红色文化资源,成为展示“红色文化”的空间,实现红色文化的“再地理化”,提升红色文化的传播与教育价值,增强集体认同与共同体意识。被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旅游景区等,近年来又获得长三角红色旅游示范基地、学生校外素质教育基地等称号,再次强调了红色文化的教育价值,从意识层面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员教育需要红色文本以加强对党的政策、方针、理论的理解,提升党员素质。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作为红色文化象征,通过开展参观、讲解、写报告等方式的党员教育活动。此外,学校、企业、医院等党组织也会选取该地作为组织团日活动的场所。如《渡江颂》书画展厅等景点对外免费开放,成为研学游的好场所;
利用“互联网+”实现拟态宣传,如通过微信、QQ、微博、小红书等大众APP进行宣传教育,让主流文化潜移默化中占据大众传播内容;
展厅内陈列着大量历史片段,体现人民群众对党组织的拥护等等。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的独特性在于它不仅是中国革命历史取得胜利的重要节点,在中华文化符号中生成,而且是作为红色文化如何实现文本价值的提升、传播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重要作用。红色文化在各族人民共有经验中生成、发展、传播,进而获得更广泛、更全面、更深刻的认同感,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

三、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策略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意识”一词,是指人们由社群传承记忆和个人实践而对共同体所形成的态度、认知和评价的结构,即归属感与安全感。[42]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深刻认识红色文化的形成,指出:“中华文化为主干,各民族文化为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3]通过传承、利用红色文化资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提供红色精神载体。从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遗存的红色文化的生成、传承和传播来看,更需要挖掘红色文化的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继续发挥价值,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情感共振:红色文化认同的牵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重要的是文化认同,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先进文化。同时,红色文化的学习、理解有助于将群众的情感和认知纳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实践中。在新时代场域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43]更需要通过增强文化内容载体和存在空间的认同来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激励作用,增强红色基因的牵引力。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形式,离开形式谈内容是无意义的,增强对红色文化的认同需重视对文化载体的认同。

在国家周年纪念日或庆典中开展团建活动,如党员、学生、员工等选取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进行参观历史事迹,听先烈如何不畏险阻、奋勇向前的传奇故事,利用现代性技术对红色文化文本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让人民群众体会到红色文化的鲜明品格,强化各民族对红色文化载体的认同。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流行文化,更需要挖掘红色文化的内容载体,并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增强各民族文化自信,将个人发展与中国梦相结合,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空间不同于普通的空间场所,文化空间承载着人民群众共有的精神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意识等历史记忆,是红色文化更具生命力重要因素。比如,总前委、桌椅用品用具等均复原陈列,在真实再现中实现红色文化空间的再生产,唤醒各地区、各民族共有的革命记忆。总之,共有的红色文化能够激发出“团结就是力量”的共鸣,通过增强红色文化认同为牵引力,是各民族群体在心理上产生共鸣以及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手段。

(二)教育共铸:红色爱国教育的普及

红色文化是红色基因、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集中反映了维护国家稳定、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革命精神和红色精髓,始终是教育的重要主题。教育是红色文化代代相传的手段,通过教育将红色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整合,激活群众红色基因。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下,需利用好、传承好、发扬好红色文化,通过利用红色文化符号,如革命旧址、英雄事迹、红色纪念物、红色文艺作品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红色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递进的逻辑进路,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标识。

通过教育进行红色文化内容普及,延展教育形式,全面了解红色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将红色文化融入到基础教育体系中,以不同的教育方式、重点和内容科学地整合在不同的教育阶段和环节中。以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为例,制定合适课程,历史课上学习渡江战役的起源、发展、价值、启示,美术课上鉴赏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中遗存的书画、器物,课外活动上由老师、家长带领孩子参观,为孩子讲解红色故事等。另一方面,将红色文化融入思政教育,通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校园文化活动等方式提升学生红色文化认同。同时,新媒体的出现,为红色文化的传承、传播提供了更丰富的载体,通过形象地展示红色文化来提升其影响力,开发网上红色教育、干部教育、学生教育等新渠道。如微博、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多推送红色文化相关内容,建立数字化红色文化传播平台,制作优秀的、喜闻乐见的红色文化影视作品,推出红色文化学习频道,旧址展区利用现代VR虚拟空间体验技术等。此外,政府出台红色文化教育的相关激励政策,引导学生欣赏红色文化作品、解读红色精神、树立红色文化认同。总之,通过多方力量共同推进红色文化的教育普及,让红色文化始终贯穿在教育活动中,彰显红色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

(三)社会共进:党政引领的保障

坚持党的领导是发扬红色文化,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的经验总结,更是维护人们根本利益的最高价值诉求。[44]渡江战役胜利以来党发扬以人为本的红色建党精神,以坚韧不屈、决胜千里的革命信念研究作战方略,圆满完成了党中央寄予的厚望,取得渡江戰役的伟大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回望近代中国史,经历过列强侵略、积贫积弱、流亡失所的动荡历史,也为改善人民生活而经历过无数次艰苦探索,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深化人民群众的情感联结、文化认同与共同体意识,在增强各族人民政治归属感、文化认同感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证明了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推进各民族团结和共同体意识。

重视顶层设计,充分发挥党政引领的作用,做好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研究。通过学习党史,了解党和人民经历的艰辛,深刻认识红色文化形成之不易;
通过培养红色文化研究人才,提供智力支持,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色文化对民族工作价值的讲话,提升红色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旧址蕴含丰富的红色文化基因,要通过深入研究、深入阐释,收集更多更详实的相关资料,挖掘红色文化的新时代价值,提升红色文化理论研究,为社会科学做贡献。通过培养红色文化传承人才,在革命旧址、博物馆、红色旅游景区、红色教育基地等场所安排讲得好、讲得深、讲得真的红色文化传承人;
党员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中要以红色精神为行为指引;
利用现代媒介加大宣传力度,依法普及红色文化相关知识,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政育人的价值,让红色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出有的价值。

四、结语

漫长的文化积淀过程表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虽道阻、但行将至。共同体认同的关键是文化认同。红色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部分,是党和人民共创共享的精神财富,也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要素和生动载体,在构建民族精神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占据重要位置,必须利用好、传承好、发扬好红色文化,唤醒各民族集体记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44]追溯红色文化的内在特征,其包含着各民族共有的价值选择、道德判断、思维观念等意识形态,以延续性、集合性、功能性为主要特征的红色文化对提高个人修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

红色文化的延续性体现在红色文化遗产的保存、传承和发展上,并借助新媒体延伸其文化空间,如线上博物馆、影片、“云”解说、网上收藏等,同时,衍生出红色文创等新产品,如徽章、赋予了红色文化元素的衣服、饰品、书签、零食等,其价值的提升也暗含文化认同的深化。红色文化的集合性体现为革命精神、红色基因存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是各民族共有的红色记忆。如红军西征纪念园、抗战口号、回民抗战祷告文承载了共同的历史岁月。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融入着党带领各方人民为实现祖国统一、解放全国人民的红色记忆。红色文化的功能性表现在为铭记历史、涵养品格、团结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精神力量。如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作为红色文化的物理空间、革命精神发扬的文化空间,作为党和人民共创、共享的文化符号,从物质载体到符号生成,其背后潜藏着我国各民族不忘历史、民族团结、文化自信的思维表达,其集体记忆和具体行动均指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目标。通过对遗存物品、故事的保存和阐释,于无声之中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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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2-11-29 责任编辑:丁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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