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与常：鼎革之际祁彪佳生活的困惑与抉择

张辉 赖玉芹

［摘 要］ 明清鼎革之际的动乱对祁彪佳的生活造成较大的冲击，演绎出了“变”与“常”的变幻。其一：他参与娱乐活动，酷嗜声伎、沉耽于园林的营建，但内心也产生纠结和自我反省，克制参与此类活动，这是“常中有变”；
其二：他担当社会事务，参与慈善救济，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注重研讨经世学问，这是“逢乱应变”，保持着他承担社会责任的“常”；
其三：面临出处抉择时，他在崇祯后期选择出仕为官，到弘光时期虽决意仕进，但参与抗清集会，这是“变中有常”，寻求挽救危机；
其四：明清易代，他婉辞征聘失败后，选择殉国，这是“临危不变”，对明朝保持忠心。通过探讨祁彪佳的种种应对和抉择，揭示晚明士绅在生活情趣、精神寄托、责任义务以及道德信念等方面如何应变与坚守的问题。

［关键词］ 明清之际；
祁彪佳；
士绅；
地方社会；
抉择；
困惑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23）02-0127-06

明清鼎革之际，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世道人心的隳坏与社会秩序的动乱，给明末士绅群体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带来巨大震动，使他们产生困惑和纠结。面對社会失序、危机四起的现实情状，明末士绅的生活态度、思想观念和出处选择都发生了变化。祁彪佳（1602—1645）字幼文，是明末的忠臣、乡绅、园林家、戏曲家，身处于明末政治漩涡，有丰富的个体生活经历，留下了详细的文字记载。

祁彪佳出身于绍兴仕宦之家，深受江南地区盛行的休闲文化的熏陶。在日常生活中，他参与多种类型的兴趣爱好活动，如修建寓山园林、观剧演戏等。虽对于“痴癖”充满挚爱和深情，祁彪佳不被指摘为生活奢靡。为官时，祁彪佳能够践行忠君任事、爱国忧民的为官理念；
乡居期间也能积极的承担社会责任，家乡爆发自然灾害、叛乱起义等变乱时，他目睹地方政府无力实施有效的赈灾救济和维护治安的措施，于是踊跃投入到社会实践。

在政治黑暗，结党营私风气盛行的环境中，面对君主的征召，祁彪佳虽宦情寡淡，对出处进退具有纠结的心态，可他总能克服阻碍，毅然选择肩负起儒者济世救民的使命。他清操守节，还是免不了受排挤、诽谤，因而多次被迫辞官归乡，在仕途上“四进四退”。由于对弘光朝廷腐朽的政治感到失望，他在离任苏松巡抚一职后，出仕观念有所转变。弘光政权失败后，清军南下绍兴，他受到清朝的征聘，又面临忠于故国与接受新朝的艰难抉择。

目前学界对祁彪佳的研究较为丰富，集中于其参与休闲生活及特点、出仕观念、殉国情况等方面。本文聚焦于动乱对于祁彪佳的生活、兴趣爱好、出处进退等产生的影响，以及他做出了怎样的选择，目前尚少专门探讨。这几方面对于一个士绅来说孰重孰轻，在这种关键时期、危急时期显得十分突出，能很好地反映出明末士绅在生活情趣、道德信念、责任使命几方面相互关系的处理、选择与坚守的问题。

一、常中有变：对消闲娱乐由耽溺到反省

晚明江南地区经济繁荣，市民文化生活随之得到相应的发展。祁彪佳出生于有浓厚艺术气氛的家庭，有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观剧演戏、改编戏曲等活动在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明清鼎革之际，变乱发生，他对自己参与这类消闲娱乐进行反思，态度发生了变化。

（一）戏曲：从酷嗜到克制

祁彪佳嗜戏剧，他自述：“予素有顾娱之癖。”  ［1］（P287） 他平日参加宴会时追求声色之娱，与戏曲家往来密切，交接唱和，也精于戏曲创作、品评和曲本收藏，如历史剧《全节记》和戏曲品评作品《远山堂曲品·剧品》等。然而在国家形势危机或发生灾荒等特殊时刻，他绝不参与观剧演戏活动，也反对身边的亲友举办戏曲表演。

在崇祯十三到十四年（1640-1641）的救荒活动中，祁彪佳以身作则，改变了自己沉浸戏曲的生活方式。他反对生活奢侈，提倡崇俭的救荒思想，提出节食、止酒和禁戏等建议，“逐优人出境，既省冗食，又省浮费。”  ［2］（P873） 灾荒期间禁绝戏曲，有利于节省粮食和赈资，安定民情。

崇祯十六年（1643），祁彪佳借托病重请辞归乡，返回途中他应友人之邀参加宴会，欣赏戏剧，享受其中的趣味。崇祯十七年，他参与春节期间的演戏观剧活动。祁志祥是明代杰出的戏曲家，有自己的戏曲家班。新年团圆时，“观止祥兄小优演戏，诸友亦演数出”  ［3］（P712） 。

祁彪佳有强烈的忠君思想，得知君主受难的消息后，他认为戏曲表演不合时宜。虽然已经告病归乡，他对崇祯帝的安危极为担忧。崇祯十七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围困北京，地方官顾如心邀请祁彪佳参加宴会，他答复：“以西北之事决裂至此，君父之忧，臣子之谊岂能安卧？”并“尽撤戏唱，止数簋坐谈”  ［3］（P734） ，回绝了其余人的邀约。

弘光元年（1645）祁彪佳参与演戏观剧活动出现变化。春节期间他与亲友仅以“酒馔相饷”，未参与戏曲表演活动。但随后为还戏愿，他又多次亲自组织亲友观戏。南都陷落，弘光帝遇难之后，他再次反对亲友演戏娱乐。祁止祥从南京逃回绍兴后，祁彪佳急切地前往探望，劝阻亲友召集优伶演戏，“止祥兄尚有歌者携归，时文载弟留酌，遂欲演戏，予力阻而罢。”  ［4］（P828）

（二）园林：从沉耽到自省

明末政局日益腐败、党争不休，是晚明士人热衷于游山玩水、修建园林的原因之一。明代是文人园林发展的成熟时期，文人大量参与营建园林。对“园亭”癖好沉酣，使得他们在所注目的物的世界中，发现了生命本来的意义  ［5］（P210） 。祁彪佳自述其“性喜山水，构园忘寒暑，拙癖也”  ［6］（P249） 。

在国势处于风雨飘摇的时期，修建园林的行为被看作是奢靡和违背“道统”。友人王朝式曾告诫他修建园林过于挥霍，“金如以予盛饰土木，殊为不怿，晚得其手书，以予负君、负亲、负己，而金如自愧不能谏止，亦是负友，予为之竟日悚惕”  ［6］（P256） 。祁彪佳感到“悚惕”，因而以“四负堂”命名一堂“以志吾过”。此后又有不少亲友、僧人劝诫他不应在国家危难时修建园林，他作书答复表示愧疚。

除了友人的规劝之外，他也对营园痴癖自我反省，崇祯十二年（1639）他在《弃录·小引》自述：

碌碌土木，迄无已时。自去年之冬，至此岁之夏，凡十阅月，皆以建室拮据，不遑朝夕。……独自此岁之秋以迄于冬，卜筑寓山，尽磬床头之费，半载居诸，又复旷废如许，是奚为哉？直为自弃而已矣！  ［7］（P367）

他对待构园林一事的态度是“愧而不悔，悔而不改”  ［7］（P367） 。尽管有友人劝诫与自悔，但既不能使他停止构筑的步伐，也不能阻挡他保全寓园的心愿。在赈济族人时，他见到族人的困窘情形，反思自己的建园行为，可随后他仍聘请造园大师张轶凡增建景点、筹措改建的经费。在自沉殉国前，祁彪佳登四负堂对其子说：“尔翁里居久，无大失德事。惟耽泉石、多营构，吾之过也。昔文信国贻书其弟，嘱以文山为寺，以酬宿愿，吾亦欲效之，汝其善成吾志。”  ［2］（P890） 仿效文天祥以山为寺有着极现实的计虑  ［8］（P95） ，可使寓园免遭毁坏。

观戏演剧增添了生活中的乐趣，营建园林则安顿了心灵和修炼了心性。祁彪佳与晚明其他士人一样参与这些消闲娱乐活动，可他对这些雅趣爱好的态度充满矛盾和纠结。张岱为祁彪佳作图赞：“德裕园亭，文山声伎，一旦殉亡，弃若敝屣。”  ［9］（P36） 国破家亡之际，他参与观戏演剧活动变得反复无常，虽始终营建寓园，但也不断自省。

二、逢乱应变：对社会事务的大力担当

祁彪佳作为王学后人，并不是热衷于高谈阔论的玄谈家。他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和求真务实的精神，无论是否在仕，都坚持承担社会事务，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参与慈善救济，救济族人乡邻，他还积极出谋划策，坚持实行保甲法、举讲乡约等举措维护治安；
二是他在实践中注重探讨救世良策，通过研究学问应对变乱。

（一）慈善救济、维护治安

祁彪佳为官时，对于民间利病、吏弊奸匿，以及狱情隐覆、钱谷纷纠，无不洞若观火。乡居期间他也参与地方政务，进行慈善救济；
配合地方官，筹划维护稳定的方策。

崇祯十三到十四年（1640-1641），绍兴发生严重饥荒，他参与赈灾活动，出谋划策，提出了平粜、给米等诸多指导方法赈济民众。明中期以来，江南地区的士绅在地方社会中发挥着较大作用，他们创立同善会等慈善组织维护社会秩序。他参与创设药局是较为典型的例证，崇祯九年（1636），越中痢疾盛行，祁彪佳积极响应筹建药局。张岱作诗赞颂祁彪佳施药救民的功绩：“医者闻名药闻气，残喘皆能起床第。须臾全活几千人，仁人见之皆效颦。……敢借宰官医国手，天下精神尽抖擞。”  ［10］（P61）

崇祯十七年十一月，祁彪佳离任苏松巡抚一职回到绍兴，他参与救济活动和维护地方社会安定。他照例在年终岁末赡族清贫，周济族人和乡邻。每次履任新职，他都会作誓“不入一钱”，为此“分俸于戚属，有所余，尽以为赡族、赡村及施舍之用”  ［3］（P797） 。除了捐俸赈济，他“增充赡族之田，书引约而以田由付族侄经理”  ［4］（P826） 。

弘光元年五月，清军攻占南京，弘光朝仅维持一年便宣告结束。祁彪佳帮助地方官制定巡视规章，派兵巡行各山村以弭盗贼。他坚持行保甲之法、团练乡兵以安定民心，邀请地方士绅“共议行保甲，即于保甲中寓团练壮丁”  ［4］（P834） 。他仍致力乡约宣讲，整饬地方社会秩序，“会傅家岙社众于庙中团结之意，予以和睦安静为言”  ［4］（P834） 。保境安民，应当先缉土盗，但预防溃兵也值得注意。高杰的军队四处逃散“破靖江，杀邑令”  ［4］（P822） ，为了防止绍兴受劫掠，祁彪佳提议专门设置军营收抚溃兵。

（二）献救世良策、探经世学问

祁彪佳承担这些社会事务，不是盲目蛮干，而是借鉴历史，探究相关学问，探寻救国救民之道。他始终坚持阅读学习有关边防、城防和救灾的书籍，并自己编撰经世著作，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进行传布。

其一：编撰《辽事始末》。祁彪佳喜爱阅读史书，具有强烈的“史学经世”意识。他所读史书，往往是国家处于内外交困的时代环境之下。崇祯四年（1631）十月，明金战事紧张，他持续留意边地局势，翻阅史书、邸报等，摘录资料，撰成十册《辽事始末》，希望以史为鉴，借助“修史”为朝廷提供应对辽东局势的方法。

其二：完善《守城全书》。明末士绅以谈兵为经世之首务，有明一代有自始至终的军事形势的严峻性，与危机感、威胁性影响士大夫的生存状态  ［11］（P78-79） 。祁彪佳作为文臣介入军事，进行筹划，亲临战阵，身为乡绅，他配合官府应对地方叛乱。他还注重閱读收集兵书、史书，学习军事知识，并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编撰《守城全书》。

他搜寻城邑防御的专著，如茅元仪所辑《武备志》，学习守城方法，“督工之暇阅《武备志》，采辑守城之具”  ［7］（P388） 。崇祯十七年他根据不同的防备需要，补充《守城全书》中缺少的江防和海防知识，“予辑《守城全书》一部，内有边防而未及防江、防海，守备袁尚绎请刊刻，予乃以《防海纂要》送孝廉许孟宏，补次二种”  ［3］（P792） 。

其三：校订《救荒全书》。祁彪佳认识到荒政著作对于救灾能产生有效指导，可以为后世提供救灾经验。崇祯十五年（1642）他学习前人救灾知识，并遍览群书以及圣谕、邸报等，采录出有关救灾的内容，完成了《救荒全书》。该书对赈灾救济有较高的指导价值，正是由于祁彪佳坚持不懈地完善此书。崇祯十六到十七年（1643-1644），他多次委托浦龙渊进行校正。《救荒全书》是先秦至明清传统中国最完备、最系统的荒政巨帙，它无可置疑地代表了近代以前中国救荒思想的最高水平  ［12］（P31） 。

崇祯十二年（1639）他建藏书楼，黄宗羲曾访其书室，评价祁彪佳所藏书籍的价值：“皆阊门市肆所有，腰缠数百金，便可一时暴富。”  ［13］（P344-345） 有学者指出祁彪佳的读书，并非随随便便，并非为读书而读书，却具有一定的目的，为解决问题而读书  ［14］（P36） 。当地方社会遭遇治安、灾荒等问题时，他以指导经世实践为目标编撰著作，向有志于经邦济世者提供良策。

三、变中有常：祁彪佳的出处抉择

祁彪佳在天启、崇祯及弘光三朝都有过为官经历，关于出与处是一个不断纠结的问题。他有“母在坚意不出”的理念，在抉择过程中遇见许多困惑和矛盾，扶乩信仰、身体疾病、友人的态度等均对他产生影响。有学者指出：受当时风行的明哲保身思想影响，明季士大夫在出处抉择上更多的是选择“处”  ［15］（P223） ，祁彪佳却并非如此，他具有挽救危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使他能够克服阻碍出仕为官，力挽狂澜于既倒。

（一）忠孝两难、巡按苏松

崇祯四年（1631），祁彪佳丁忧结束，例应趋朝。父亲的突然离世，使他体会到失去至亲的惨苦。他不忍离开家乡和母亲，在亲友的再三催促下才准备行程。他向母亲允诺：“至吴定变后，即请告归养。”  ［2］（P859） 十月，他考授福建道监察御史，并且对于御史官职的责任意识非常强烈。有客来贺，他说：“古云天下事惟宰相能行，谏官得言，可言不言、言不得当，皆负其官。”  ［2］（P856） 崇禎六年（1633）任苏松巡按，官职得到升迁，他尽力履行为官的职责。但祁彪佳归乡奉养母亲的愿望一直存在，崇祯八年（1635）他请病告归。

祁彪佳还以天性喜静厌动、向往闲适的生活，解释其无意为官。他认为自己并非“洒脱无累者”，也和“世之营名逐利者”稍异其趣。陈继儒曾形容他“相时而静，有合出处之道”  ［6］（P304） 。但当他诵读王阳明有关出处的语录：“世之高抗通脱之士，捐富贵、轻利害、弃爵禄，决然长往而不顾者，亦有之。……果能捐富贵、轻利害、弃爵禄，快然终身，无入而不自得已乎？”  ［16］（P147-148） 领悟到“求闲求静”与营名逐利只是追求的内容不同，他为自己不能“忘身忘家”而愧疚。

（二）逆行北上、冲险入都

崇祯十五年（1642）崇祯帝下诏，命祁彪佳出掌河南道监察御史。他在出发前，先后前往城隍庙、宗祠等地举祭、辞别，乞求平安。他还通过“占卜”以判定自己是否应当接受任命，与亲友数次问卜出发时间。通过与友人的书信往来和阅读邸报等方式了解局势变化，改于十三日出发。从祁彪佳重新规划启程时间的事例可知，他并非依据扶乩结果行事。当他决心接受征召时，对“是否出仕”、路途吉凶的神谕回复，都认为其能够避免险境。

当时“途中无一北行者”，在形势危机的情况下，不断有同僚、朋友劝他暂缓前行。史可法劝他暂驻淮安，他说：“君召不侯驾，敢迟留观望耶？”  ［17］（P244） 面对这些劝阻，他均置之不理。他在日记中写道：“惟今虏在内地，无出口之期，流寇扰乱，中州一空，百余万之贼俱在楚中，圣上已焦劳至极，臣下无能仰体，颇有怒色，而举朝无能画一策以退虏御寇，予辈处都城如漏舟然，此中何能稍舒乎？”  ［18］（P643） 为解君父之忧，他义不容辞星夜北上。对于他“逆行北上”的壮举，明遗民张岱记载：“时人以比张魏公之孤舟入建康。”  ［17］（P244）

（三）临难救危、迎立福王

崇祯十七年，祁彪佳受命赴南畿。前往南京前，他犹豫不决，起初设想在中途引病请辞，而他身边的亲友对其是否应对出仕也具有不同的看法，或支持他出仕救国，或认为他应引退不仕。刘宗周劝他：“且留省下，为鼓舞人心之著，”  ［3］（P736） 而他的妻子商景兰，不愿他在时局动乱时出仕，在知道他任苏松巡抚时，拜佛祈求他告归，且“屡有书促予请告”  ［3］（P790） 。仅有朱弦菴、祁止祥等人以大义相勉，促他履任。

亲友的反对声音并未对他做出抉择造成干扰，身患疾病也不能使他放弃临难救危的职责。得知北都受李自成围困的消息后，祁彪佳说：“时危则君臣之义愈切，引病不在此时，”  ［2］（P881） 又言：“毕竟以时方迫，君臣之义无所逃，引病此际，身虽安而甚不安。”  ［3］（P739） 遭遇“国变”，不宜在家乡观望停留，对国势安危无动于衷，于是坚定起赴南京的决心，弘济时艰。

（四）绝意仕进、参与抗清集会

南明朝廷腐朽的政局促使祁彪佳改变了出仕救国的态度，他见到“朝政紊乱，奸党盈廷，正人无一任事者”  ［2］（P889） 的局面，感叹“江南即燕都续也”。离任苏松巡抚之后，他无意出仕为官，回绝一切邀其出仕的请求，还作誓墓、誓神文等，坚意不出。弘光政权瓦解后，潞王在杭州监国，黄道周请求即刻设立苏松总督，有人提议下诏命祁彪佳出任。祁彪佳听闻后，立即起草疏稿以病推辞，向数位朝中大臣通信坚辞总督之任命。

在正史及相关传记中，有一些使得其人不太像忠臣的故事被有意删除，比如他在人们认为理应挺身担当之际的游移。

 ［8］（P118） 祁彪佳面临出处抉择时，也存在纠结和矛盾。他在弘光时期虽然请辞苏松巡抚等职，但依旧“已天下为己任”。弘光元年六月，清军进驻绍兴府，刘宗周有拥戴惠藩前往福建以图恢复的意愿，并派钱钦之召集“证人社”学会成员。祁彪佳也积极响应，“及至则以事不能成，惟自己绝食待尽而已。”  ［4］（P833） 他意识到败局已定，以绝望告归，有了以死殉国的打算。

四、临危不变：祁彪佳的殉国

弘光政权失败后，祁彪佳面临一连串的抉择，殉国或不殉国自然是他最先必须选择的问题。在“生”与“死”之间，他先是选择了“生”，为友人和亲族寻找避难地，想方设法婉辞清朝的征聘，并为殉国做出了诸多准备。

（一）寻避难地、拒辞征聘

清乾隆年间所辑的《胜朝殉节诸臣录》，评价他“廉静自守，抚辑有方，绩著居官，节全临难”  ［2］（P893） ，然而在“书写忠烈”的思想指导下，当时的历史环境却很大程度上被置之不顾，忠烈殉国的政治价值取代了一切生命的价值，人物形象和经历被模式化  ［19］（P44） 。事实上，明季士大夫面对生与死的抉择总是难以取舍。祁彪佳最初面对生死之际，对自己的人生有所设计，希望能在乱世中有避难之地，使家人免受战争的侵害。

弘光政权失败后，绍兴的地方官皆欲离职，士大夫、生员多向清朝献降表，为迎接新朝做准备。人心涣散至极，祁彪佳担心故居“去孔道不远，恐扰于兵”，想要寻找庇护地。他选择在云门东二十里的傅家岙新建居室，“后丙戌兵至，夫人、诸子避居得无恙云。”  ［2］（P889） 他还为朋友寻找避难的居所和提供资助，卜难者纷至，密园、寓园俨然已变为避难所。

祁彪佳力图推辞清朝征召。清朝贝勒发出征聘书，内称“大清国贝勒致书祁先生”，他收到后便向已经降清的陈东溟言明必不出仕的决心，又仿效其句式，同样用四六语进行答复：

另作一揭辞陈东溟，以再遣聘则必死为辞，陈已用事北师为总镇也。……午后儿辈至，云已语差官另差人具启矣，理儿且持外父辞稿来看，闻姜箴胜则仍以四六辞之，乃令儿辈写启揭  ［4］（P835-836） 。

祁彪佳的老师刘宗周也受到征聘，刘宗周选择绝食，劝祁彪佳也以作书拒辞，“时为先生设三策，皆可以智自全。”  ［2］（P890） 祁彪佳计划以出家不再参与世俗活动：“予制道衣，为避世之计”  ［4］（P826） ，家人劝他应远避，以身患疾病辞拒征聘。闰六月初四日，即其殉国前两日，他的叔父祁承孙、堂弟祁熊佳和侄子祁鸿孙与他通信：“力劝予出武林一见，云一见则舒亲族之祸，而不受官，仍可以保臣节”  ［4］（P837） ，因为不接见清朝使者会给家族带来不利的影响，祁彪佳谢绝了“以智自全”的提议：“予欲阳应之，而潜图引决”  ［4］（P835） ，暗自决心自杀殉国。

（二）坚守道义、从容就义

弘光元年闰六月初六日祁彪佳选择自沉殉国。他认同殉国的观念，在《绝命词》说：“委质为人臣，之死谊无二。”遗书亦谓：“凡为臣子，谊固当死。”  ［20］（P46） 他甘于违背常情，不畏惧死亡，为之做出准备。

祁彪佳曾与老师刘宗周探讨“生死义利”的问题，黄宗羲《明儒学案》记述了二人的问答：

祁世培问：“人于生死关头不破，恐于义利，尚有未净处”。曰：“若从生死破生死，如何破得？只从义利辨得清，认得真，有何生死可言？义当生自生，义当死自死，眼前止见一义，不见有生死在”。

 ［21］（P921-922）

祁彪佳深知国破家亡的道理，曾设想过为国殉职。崇祯十七年，他时任苏松巡抚，院署内有一水池常年淤积，他忽然召集工人疏浚池水，人们都不理解他的用意。有一天他对祁骏佳说：“兄知我者，今寇孽未殄，北款未就，奸人满朝，悍帅虎视江左，其济则社稷之灵，不则率将士决一死耳”，指所浚池曰：“若妻子则归此。”  ［17］（P252） 《祁忠敏公年谱》记载祁彪佳早已决心殉国的表现：

（祁彪佳）入山，语季超先生曰：“死，吾分也”。……先生常在山居，托夫人病，预置榇寄古庙，意欲自决太翁墓前也。五月，兵竟渡江，南都不守。先生叹曰：“此地顷刻荆榛矣，安所得西山薇哉！有死已耳”。或曰：“明德未终，盍皇冠游台、荡间以观时变，事必无可为，则为谢叠山未晚也！”先生既而曰：“迹涉偷生苟免”，遂弗行  ［2］（P889-890） 。

若无法阻挡清军南下，他不愿屈事二姓，将仿效南宋遗民谢枋得为国而死。

他与祁鸿孙和祝季远在瓶隐论古今忠臣：“慷慨死者若何人，从容就义者若而人，坚贞隐忍图报复者若而人。”  ［2］（P891） 祁彪佳认为弟辈幼侄及朋友的责任在于“殓忠骨、妥忠魂”，对于捐躯死节的忠义行为不应苟且劝阻。他以“人生倏忽”为言自我策勉：“山川、人物，皆属幻影。山川无改，而人生则倏忽一世矣。”  ［2］（P891） 殉国前，他撰写遗书、诗联以自励，所作六篇遗书皆为殉国前夜在与亲友的谈笑之间完成，坚定不做“名教罪人”的信念，决意用生命表达对逝去王朝的忠诚，做到了“以身明道”。

五、结语

祁彪佳消闲活动，明清鼎革局势动荡，他对“声伎”“园林”的态度发生变化——即“常中有变”。就观剧演戏而言，当爆发灾荒和君国的安危遭到威胁时，他克制参与此类活动的欲望，力阻亲友召集优伶戏唱。而对于营建园林，他始终没有放弃。在国家内外忧患之际，营建园林显得不合时宜，亲友为此多次劝诫他，他也诚恳的自我反省。但寓园寄托着他的精神追求，开辟寓山的活动亦是维持心性的功夫，是他乡居生活的主要内容，是他在乱世中的归宿，因而他又希望寓园能得以保全。

他始终大力担当社会事务，“逢乱应变”——体现了他保持着生活中的“常”。他关心百姓疾苦，坚持慈善救济；
在地方政局不稳期间，他通过行保甲法、举讲乡约等维护稳定秩序。他参与社会实践的同时，总结实践经验，通过编撰经世著作，为解决军事、赈灾等问题提供具体的方策。

在正史和相关“忠烈纪事”所讲述的故事中，均记述祁彪佳在遭遇“国变”的大變局之际，义无反顾的出仕救国的姿态。殊不知他对于出仕的态度有所变化。崇祯四年（1631）他丁忧结束，暂时放下乡居奉养母亲的愿望，选择出仕；
崇祯十五年之后（1642）他虽雅淡功名、性喜山水，但也两次义无反顾地接受任命。正如明遗民张岱所作《和祁世培绝命词》“臣志欲补天，到手石自碎”  ［10］（P51） ，他具有忠君报国的精神，也有诸多的遗憾。在他看来：“归，亦是寄。”弘光时期，时局愈加混乱，他离任苏松巡抚便已绝意仕进。在清军南下绍兴时，他却参加抗清集会，商议救亡图存的对策，履行挽救危机的职责——即“变中有常”。

南明弘光政权无法阻挡清军南下，清朝以书币聘越中大臣。祁彪佳面对忠于故国和出仕新朝、生与死的艰难抉择，先是选择在乱世中生存，为自己和亲友寻找避难居所、极力推辞征聘。他在思想上认同殉国的观念，任职巡抚苏松时便已有了以死报国的打算，为殉国做了充分准备，在不得不接受清朝征召时，他“临危不变”不愿屈仕二姓——选择从容就义，坚守对明朝的忠心。

［参 考 文 献］

［1］ 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序［M］//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中编）.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

［2］王思任.祁忠敏公年谱［M］//祁彪佳日记.杭州：杭州古籍出版社，2017.

［3］祁彪佳日记·第十四卷·甲申日历［M］.杭州：杭州古籍出版社，2017.

［4］祁彪佳日记·第十五卷·乙酉日历［M］.杭州：杭州古籍出版社，2017.

［5］赵海燕.《寓山注》研究——围绕寓山园林的艺术创造与文人生活［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

［6］祁彪佳日记·第七卷·山居拙录［M］.杭州：杭州古籍出版社，2017.

［7］祁彪佳日记·第九卷·弃录［M］.杭州：杭州古籍出版社，2017.

［8］赵园：想象与叙述［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9］张岱.三不朽图赞［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10］张岱.张岱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1］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士风与士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2］夏明方.救荒活民：清末民初以前中国荒政书考论［J］.清史研究，2010（2）.

［13］黄宗羲.思旧录［M］//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14］钱亚新.浙东三祁藏书和学术研究［M］.南京：江苏省图书馆学会，1981.

［15］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16］祁彪佳日记·第五卷·归南快录［M］.杭州：杭州古籍出版社，2017.

［17］祁彪佳.遗事［M］//祁彪佳集卷十.上海：中华书局，1960.

［18］祁彪佳日记·第十二卷·壬午日历［M］.杭州：杭州古籍出版社，2017.

［19］刘志刚.时代感与包容度——明清易代的五种解释模式［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20］曹晔.祁彪佳遗书补遗［J］.浙江档案，2019（4）.

［21］黄宗羲.蕺山学案·会语·明儒学案·卷六二［M］//黄宗羲全集·第八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Bian and Chang：
The Confusion and Choices of   Qi Biaojias Life in the Period of Ming-Qing Transition

ZHANG Hui ，LAI Yu-qin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The turmoil in the period of Ming-Qing transition had a great impact on Qi Biaojias life， deducing the changes of “bian” and “chang”.One is that he participates in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enjoyed the opera，fascinat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gardens， and also has entanglements and self-reflection in his mind， which is “Bianzhong Youchang”， and opposes impertinent pleasures;Second，he undertook social affairs，got involved in charitable relief， maintains soci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nd paid attention to the practical learning， which is “Fengluan Yingbian”，and committed to social responsibility.Third，when faced with the choice of whether to be an official， he chose to be an official in the late Chongzhen period， and although he decided not to be an official during the Hongguang period， he attended an anti-Qing rally， which is “Bianzhong Youchang” ，and sought to save the crisis;Fourth：
in the period of Ming-Qing transition， after he refused to serve in the Qing Dynasty ， he firmly chose to martyrdom， which is “Linwei Bubian” ，and remained loyal to the Ming Dynasty.By exploring Qi Biaojias various responses and choices， it reveals what the late Ming gentry believes is more valuable in terms of life taste， spiritual sustenance， responsibility and obligation， and moral beliefs， and how to respond to changes and adhere to them.

Key words：
in the Period of Ming-Qing Transition;QiBiaojia; Gentry; local society; choice; confusion

［責任编辑 张 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