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与机制：全球治理变革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袁伟华 白娟娟

（天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7）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数百万人骤然离世，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全球经济遭受重创。疫情肆虐至今，造成了百年不遇之危机。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面对全球性公共卫生灾难，国际社会本应团结协作、共同因应，协调人员、资金、医疗资源共克时艰。然而，面对日益攀升的感染和死亡数字，某些大国却挑起疫情溯源政治化之争，行病毒命名的污名化之举，取抗疫行动的单边之措，无不更令人类社会抗疫前景雪上加霜。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充分表明，国际社会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时各自为政、协作乏力，而且也再次暴露了全球治理的观念冲突和制度缺陷。近年来，类似于此次疫情的黑天鹅事件、灰犀牛事件层出不穷，未来突发危机仍会与我们不期而遇。人类社会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走上光明前景之路，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共同挑战。面对时代挑战复杂多变，国际社会亟待全球治理变革，推动形成国际共识，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朝着更加光明的目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全球化进程持续演进，全球性问题也不断涌现，并日益冲击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既有的国际组织、传统的大国合作模式等仍秉持惯性思维、关注传统议题、运用历史方法，面对新变化新问题新挑战缺乏有效应对。在此背景下，1992年，包括联邦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内具有重要影响的28 位国际知名人士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 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布研究报告，呼吁世界政治从大国政治重新回到以联合国为中心，更积极地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并指出：“治理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个人的——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各种相互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调和，并采取合作行动。”[2]这一概念大大拓展了治理主体，从单一国家主体尤其是大国主体到多治理主体并存，强调多主体的相互协调合作。“治理主体沿着一系列国际组织中的既有跨国性原则、规范、标准、政策、协议和程序以调节全球治理中各项议程的推进。”[3]但是，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成员以西方国家为主，倡导西方的治理理念，关注西方优先的全球议题，推广西方的问题处理程序，反映了西方价值观中的所谓“普世价值”。

西方学界对于全球治理的分析多突出原则规范等，如鲁杰提出“治理指从地方到全球，通过集体的权威规范、规则、制度和习俗体系管理共同事务”[4]。全球治理确需达到理念共识，但绝非西方一家之言。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大国在全球治理中利用议程设置、程序规则、资金技术、人员行动等方面的主导权，在解决地区冲突维护区域和平中，常常伴随着西方民主制度的输出；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援助时，往往设置了附加的政治条款；
西方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全球治理时，时时不忘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凡此种种，无不反映了全球治理的单向度特性。西方行为体是治理者，非西方国家是被治理者。于是，西方的治理理念被当成全球治理的标准和参照，非西方国家在议程设置、方案倡议、行动实施、效能评估等方面参与不足。然而，百年变局下西方国家社会思潮变化急遽，观念共识裂痕扩大，全球治理赤字凸显。

2008 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继而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世界各大主要经济体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在缺乏有力举措之下，七国集团不得不求助于二十国集团，以图缓解全球经济危机。这表明传统的七国集团主导全球经济的历史已渐成过往。在陷入经济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资本和产业回流、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复苏、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运动日盛。近年来，随着公共卫生危机、地区冲突、难民危机、生物安全、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复杂多变，全球治理日益艰巨繁复。一些发达国家言行吊诡，不惜“退群”“甩锅”“指责”。这些不负责任行为进一步助推了国际社会思潮的变化。

保护主义抬头，逆经济全球化浪潮。百年变局，东西方力量格局开始出现“东升西降”的新态势。西方国家认为，经济全球化并不公平，西方利益受损，新兴经济体获益，因而急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2018 年3 月，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主动挑起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不惟如此，特朗普还向主要贸易伙伴一一施加压力，要求实施有利于美国的贸易政策，而且，特朗普无端攻击世界贸易组织，对主要贸易伙伴强征高额关税，发动了一系列贸易战，甚至通过阻止任命贸易审判员组建受理上诉团队，破坏了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能力。[5]尽管拜登总统就职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有所调整，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零和博弈的思维认知。这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毋庸置疑美国是主要推手。研究显示，美国出台的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居全球之首。[6]日益偏离自由贸易轨道的美国，没有展现出在可预见的未来回归正途的迹象。曾几何时，美国是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首倡者和主导者，时至今日，依然对国际贸易规则变革与运行具有重要影响力。可惜的是，美国运用影响力所做的不是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不是主动降低关税开放市场，而是壁垒高筑、画地为牢，日益奉行单边主义，采取保护主义政策。

民粹主义泛滥，引发社会对立冲突。近年来，西方政治风云激变，民粹主义思潮死灰复燃。2011 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伦敦街头骚乱，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美国特朗普胜选、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2021 年初特朗普支持者暴力冲击国会。诸如此类事件都反映了民粹主义思潮兴起。民粹主义者以“人民”的代表自居，但矛盾的是，一方面高呼代表人民，另一方面却蔑视一个个具体的“人”。民粹主义者通常是反建制主义、抵制精英权威，却又不容反对派存在，无形中将自己视为唯一的权威。美国民粹主义的复兴与相对实力逐渐衰落的进程相吻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经济、文化自信心的不足。由是观之，“很难看到滋生民粹精神的土壤会在可见的未来消失”[7]。在全球政策层面，无论民粹主义领导人还是民众，秉持反精英的观点，破坏国际制度的信息效应、阻碍主权让渡、拒绝合作中收益分配，从而影响了国际合作。[8]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全球秩序的权力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经济秩序更是如此。在全球事务的各个领域已经不再只有一个主导国，意味着世界进入了一个多中心全球治理的时代。[9]在经济领域，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行为体；
在政治领域，发展中国家也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
在文化领域，多元化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但是，在既有的治理机制中，西方仍然占据了主导地位。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共识赤字日益突出，改革势在必行。对于如何进行全球治理改革，国际社会共识不可或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10]

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在治理主体上，尽管主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乃至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但是主权国家在统治疆域内拥有最高权威和最终决定权。在主权国家中，西方国家尤其是大国仍然占据着全球治理主导地位。发达国家处于治理的中心，是治理的主体，积极推进全球治理变革朝着有利于巩固其地位的方向发展；
发展中国家处于治理的边缘，是治理的对象，在既有全球治理体系中具有相对被动性。在治理议程上，西方国家拥有决定性话语权，决定治理议题、治理规则、参与行动者、治理效能评估等。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以胜利者姿态自居，试图构建联盟体系主宰世界。美国无视发展中国家声音，大搞单边主义， 破坏了联合国安理会集体安全的制度设计；
借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跨境非政府组织等对受援国施加政治影响。尽管国际社会大力推动治理改革，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两大全球经济治理执行机构，美国仍是唯一拥有否决权的国家。

全球治理的共识赤字。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核心观念缺乏广泛认同，严重阻碍了全球治理的效能。例如，在新兴的互联网治理领域，究竟是“全球公域”还是“国家主权”存在巨大争议。西方国家试图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势，不仅否定发展中国家的网络主权，而且借助网络空间干涉别国内政，扶植反动势力，煽动内部叛乱，制造民族分裂等。

[11]这无疑加剧了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难度。全球治理理念自始至终都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全球共识，因而“如何在多元化文化价值的基础上达成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也就相应地成为支撑全球治理的关键问题”[12]。又如，在人权治理领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对生存权、发展权、民族自决权以及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的看法存在较大分歧。[13]由于存在共识赤字，西方国家戴着“有色眼镜”强硬推行所谓的人权保护，往往造成了发展中国家新的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严重干涉了他国内政。再如，在环境治理领域，随着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和西方兴起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反环境主义，国际社会对西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信任感不断下降。

尽管困难重重，但是不能阻挡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如何应对全球治理中出现的各种杂音噪音，重树国际社会合作信心？如何破解民主赤字、共识赤字，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关键在于找到一条真正具有国际共识、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治理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合作还是要对立，要开放还是要封闭，要互利共赢还是要以邻为壑，国际社会再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全球治理体系的走向，关乎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关乎全世界繁荣稳定。”[14]

二战之后形成的全球治理机制深刻地反映了西方国家的权力优势。但是进入21 世纪后，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整体实力上升，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国关系进入新的阶段，世界权力结构第一次出现了有利于非西方世界的变化趋势。出于对自身相对衰落的焦虑和担忧，西方在推进全球治理中踟蹰不前，而新兴力量在既有全球治理机制中话语权不足，推进变革乏力。这加剧了全球治理机制失灵。可以说，权力转移动摇了既有全球治理机制的基础，成为全球治理机制失灵的根本原因。随着各种全球性问题复杂多变，全球治理成本攀升、治理效能低下、既有机制应对乏力等导致全球治理有效性危机日益凸显。

目前，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主要限于主权国家之间，这种合作方式无法克服潜在的风险。一方面，各国的逐利特性和风险厌恶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不仅大国之间协调难度加大，而且治理行为体越多，越难以防范“搭便车”现象。另一方面，面对诸多全球性问题，主权国家主导的治理可能存在反应不及、应对迟缓，导致治理风险增大、成本偏高。非国家行为体对全球性问题的爆发可能更为敏感，但存在治理权威性不足问题，其行动通常需要得到主权国家的接受、认可、批准，而且，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也存在协调难题。“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对话与协调更加复杂、多样，且具有不确定性”[15]。当今世界，一方面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全球治理机制过量供给并重叠交错，形成了机制复合体，于是在特定的治理领域形成“一群部分重叠的、非等级的制度”[16]。此外，全球治理具有问题先于机制的特性，任何机制的预设都无法与未来发生的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因此，无论是权力转移背景下的大国政治，还是机制之间的竞争性、机制本身的滞后性，都会导致全球治理的机制失灵。机制失灵指国际规则体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务，不能应对全球性挑战，致使全球问题不断产生和积累，出现世界秩序失调的状态。[17]

（一）大国政治与全球治理机制失灵

大国之间的合作与领导，对于国际机制的产生与维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战之后，关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安排就是大国合作的结果，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制度设计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但美苏两极对抗导致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制在冷战期间形同虚设。冷战结束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目标是维持其霸权地位，重塑国际秩序以服务美国国家利益需求。例如，美国领导的北约大肆推行扩张战略，严重压缩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通过与欧洲、日本等盟友之间合作，美国具有全球治理机制的制定权，拥有相应规则的解释权，占据利益分配的主动权，大力鼓吹“人权高于主权”“保护的责任”“民主和平”等，在全球治理中大力推行美国的价值观，维护其霸权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往往被排挤到全球治理的边缘地带，存在话语权不足、影响力不大、参与度不高等问题，时常被迫接受大国指责摆布，深受霸权主义之害。因此，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性不高。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面临长期衰退风险，失业率不断上升，贸易赤字居高不下，债务问题持续恶化，加之身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军事行动耗资巨大，战后重建困难重重，其全球影响力开始下降。与之相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活力凸显，社会稳定有序，外交舞台活跃，整体实力明显提升。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战略界对于相对衰落的担忧。有关“权力转移”的话题逐渐成为时政新闻热点、政党竞选重点、国际问题焦点，“对华接触失败论”“中国威胁论”日益受到追捧。2017 年底，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构想为战略竞争者。[18]2021 年3 月，拜登政府的《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延续这一判断，中国被描述为最大战略竞争者，挑战美国利益。[19]大国竞争回归，并在国际制度领域不断延伸。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阻止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变革，并且试图抵制新兴国家创建的全球治理机制。例如，2013 年中国政府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作为当前国际金融治理的补充，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可是，美国不仅拒绝加入亚投行，而且呼吁盟友一道抵制。尽管美国的一些欧洲盟友最终选择加入亚投行，但还是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亚投行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旦全球治理机制陷入大国竞争，往往难以充分发挥治理作用。

（二）机制的重叠竞争导致治理失灵

当今世界，联合国成员国有193 个主权国家，但主权国家间组建的国际组织却数以万计，遑论数量更为巨大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这些国际组织涵盖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几乎深入世界每个角落。这就造成了：一方面，全球治理实践中，各种多边机制并行重叠，利益偏好存在差异，治理方案各有不同，甚至形成治理竞争；
另一方面，各种机制安排的背后都能看到主要大国的身影，他们不仅力图在既有机制改革中执掌话语权柄，还主导新机制的创设。同一问题领域存在着不同大国主导的治理机制，竞争在所难免。何况，当今全球治理议题交叉重叠，治理区隔无法泾渭分明。问题愈是复杂多变，机制互动竞争愈是凸显。诸多国际机制共存同一时空，不免呈现“碎片化”和“多中心”的特性。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仅联合国框架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银行等都具有重要影响。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世界银行、欧盟、东盟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诸多“小多边”、双边气候机制以及各类民间气候合作机制不胜枚举。于是，大量的国际环境协议正遭遇“无政府主义的低效率”[20]问题。有时，治理者和破坏者之间的转换只在于问题领域的差异。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重要的全球经济治理者，但其投资行为引起当地产业结构调整，从生态环境治理看，又是潜在破坏者。

国际机制权威性不足导致治理失灵。无论何种国际组织，其治理行为都受制于主权国家，治理权威先天性不足。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国际社会再次见证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内在缺陷。尽管世界卫生组织试图采取快速行动，集中实验室、公共卫生专家，调拨医疗资源，募集物资资金，发布权威信息，提供政策建议等等。但是，世界卫生组织缺乏权威性，每年一次的世界卫生大会是最高决策机构，实行成员国多数表决机制，这也就造成了面对成员国的“退群”“停费”等不合作行为而无能为力。世界卫生组织与六个区域办事处（非洲、美洲、东南亚、欧洲、东地中海、西太平洋）并不构成决策者与执行者的关系，区域办事处自行裁量是否执行世界卫生组织的政策。而且，世界卫生组织的政策建议对于各国而言并无强制力。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不仅美国拒绝了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政策，巴西也紧随其后自行其是。在维护区域和平问题上，联合国也依赖与主权国家的合作。爆发于2022 年初的俄乌冲突，再次暴露了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权威性不足。

（三）机制滞后性导致治理失灵

问题先发于机制，治理紧随于问题。21 世纪之后全球性问题复杂演变，新问题新动向呼吁新机制新治理，愈加凸显了全球治理机制的滞后性。基于西方权力、利益和观念的全球治理机制，面临全球权力格局的调整、利益诉求的多元、价值观念多样性的挑战，改革势在必行。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为全球治理变革注入新生力量，提供全新思路，指引光明道路。金砖国家表示：“加强和改革多边体系，使全球治理反应更加迅速，更加有效、透明、民主、有代表性和负责任。”[21]但是，如何找到西方大国与新兴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点、观念共同点，从而推动既有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则仍需时日。治理机制的滞后性无疑造成了应对新问题新危机的反应迟缓、举措不力。例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社会出现了将疫情政治化、标签化、污名化等现象，搞疫情甩锅、情报溯源、政治施压等，不仅无助于本国抗疫，也扰乱了国际合作。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倡议：“要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完善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速度。”[22]此外，在网络空间、能源安全、环境治理、人道主义等领域，尽管存在一定的治理机制，但不足以应对大规模突发性挑战和问题。

在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一国遭遇的灾难可能带来区域危机，区域危机又可能引发全球风险，全球风险之下无一国能幸免。面对灾难和危机，治理机制失灵具有系统性风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治理失灵也为非法活动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加了治理难度，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因而，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共同努力应对不断增加的全球风险，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立足世界格局变化，着眼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在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23]

人类不断跨越血缘和地理的界限，由早期的家庭与氏族，经过部落、民族与国家阶段，正转向全球整体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4]168经过多年的演化，世界历史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商品、资金、技术、信息、人员等的世界性交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广泛、更密切、更深入。与此同时，全球性威胁和挑战前所未有，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需求也前所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当代发展，不仅阐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回应了时代问题，为全球治理变革指明了方向。

（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全球治理观念共识

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25]和平是人类社会维持生存的首要基础，发展是人类社会推动进步的动力。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人类文明不断增进的价值指引。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普遍性是指人类社会的价值追求具有共同共通共性，而不是哪个国家的一家之言。特殊性指共同价值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源于本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本国人民的实践探索中不断发展。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主要基于西方国家的传统治理经验和模式，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映照。在西方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所谓的共同利益、市场、目标成为推进全球治理的动力。一旦面对国际权力格局变化、国内经济发展失序、社会问题频发，一些发达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都大大下降。而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并没有给予新兴国家全面参与其中的空间，造成了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不足。在全球性挑战纷繁复杂的今天，只有不断增进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才能凝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多种挑战。

深化全球治理民主共识。在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中，一些发达国家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和标准强加于人，维护自私自利的“小秩序集团”，制定排斥异己的“小圈子规则”，奉行唯我独尊的霸权主义，给全球治理体系带来冲击。全球治理绝非少数人之治，更非西方之治，而是要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真正形成治理国际共识，推动规则国际共商，实现治理国际共享。全球治理关乎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任何一国都有维护自身利益、表达治理诉求、享有治理成果的权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26]

确立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全球治理理念共识。长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自由市场的经济原则，奉行利润至上的资本逻辑，坚持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零和思维。这不仅导致了其国内贫富两极化、社会矛盾丛生，而且加剧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形成易滋生全球性问题的温床。公平正义是全球治理理念的价值指引，不仅要求各国都能参与治理进程，更要让治理成果全球共享。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以其他国家不发展为代价，一部分国家的发展不能牺牲另一部分国家发展的机会。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区域得不到公平正义的发展机会，都将是全球治理的失败。只有所有国家共商发展、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才能体现出全球治理中蕴含的公平正义理念，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27]

（二）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机制的变革与创建

世界各国交流频繁、往来密切、利益交汇。深化多边合作有助于寻找各国利益汇合点，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合作具有风向标作用，对于提振国际合作信心、推进国际合作进程具有重要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对话代替冲突，以协商代替胁迫，以共赢代替零和，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国共同利益汇合点，建设和谐合作的国际大家庭。”[28]大国合作对于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尤为关键。大国拥有较多资源，应主动承担治理成本，积极履行国际义务，绝不能“合则利用，不合则弃之”。大国要坚持走良性竞争道路，避免大国恶性竞争甚至冲突，尽可能建立信任措施，化解分歧和矛盾，坚决反对恃强凌弱，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为威胁，不断推进全球安全治理。在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影响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尤其需要各大经济体加强合作，共克时艰，深入推进全球经济治理。

加快推进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冷战刚结束之际，曾让国际社会对加强联合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抱有很大的期待。但是，面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的涌现以及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联合国行动乏力、治理效果不佳，致使国际社会对联合国体制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进入21 世纪以来，美国单边主义抬头，在人道主义干涉、打击“恐怖主义”等一系列行动中不满联合国安理会“大国一致”原则，抛开联合国自行其是。联合国对此无可奈何之举使国际社会产生不满和失望。因此，国际社会应形成共识，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坚定维护在《联合国宪章》指引下的全球多边主义，加强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威性和行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需要改革和建设全球治理体系。世界各国应该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29]

加大全球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过70 多年的奋斗，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多少中华儿女为之奋斗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正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在自信自立自强中，中国展示了大国应有的样子，努力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承担更大国际责任，充分展现了大国担当。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强化了一个负责任行为体的认知，愿意和其他国家合作，应对全球治理的挑战。[30]近年来，中国先后发起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设立丝路基金，首次倡议成立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合作进程，主办和承办多场多边外交活动，提供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公共产品。其中，“一带一路”具有典型代表性，体现了中国全球治理的理念和担当。社会制度有别、发展程度不同、民族构成多元、历史传统各异的国家，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共同推动国家和区域的政治稳定、安全有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交流，有效地弥补了既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不足。经过短短几年的建设，“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沿线国家合作共赢的公共产品和广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平台。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全球治理的机制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2015 年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发展前景、文明交流、生态体系五个方面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2017 年1 月的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世界瞩目，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呼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时代之问展现了中国智慧，提出了中国主张，书写了中国方案。此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日益成为国际共识，多次写入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决议、多边合作框架、双边宣言公报等，成为主流舆论媒体、政界学界关注热点，真正实现了价值目标引领。不惟如此，任何一种共同体都需要相关的制度框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通过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各种具体援助计划等落在实处，具有坚实的制度基础。人类共同体从家庭、家族、城邦、国家直至世界历史的进程，无不反映了背后的制度变迁。通过机制层面的实践，无论是既有治理体系变革，还是治理机制创新，国际社会已经采取共同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世界历史思想的本质要求，也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实践成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生产力发展、生产方式变革的基础上，人类社会从封闭的、地域的、民族的历史，走向开放的、联系的、全人类的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24]194。当前人类社会迎来了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借助科技力量，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人类交往方式出现极大革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从时间上实现了即时化、从空间上实现了全球化，人类社会的隔离状态加速瓦解，进入了深层次、全方位的世界历史新时期。尽管百年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交织，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类社会交往的发展进程，但是世界历史的进程不可逆转，全球治理变革是突破目前阻碍的有效方式。只有立足世界历史视野，方能拨开历史和现实的层层迷雾，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治理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江奔腾向海，总会遇到逆流，但任何逆流都阻挡不了大江东去。动力助其前行，阻力促其强大。”[2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现实运动和长远目标的统一。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由无数不同的相互连接的发展阶段组成。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人类历史是相对封闭的。但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推动了人类社会走向全球化和现代化，开创了世界历史早期阶段。这个时代，工业文明、科学技术、发展方式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等全球性危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推进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化解资本主义主宰世界历史进程中带来的各种危机，全球治理变革就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运动。习近平总书记倡议：“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29]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基于一己私利，而是要创造全人类美好未来，契合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无论是社会中的个人、民族、国家，都从孤立中向世界历史转变。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与他人命运相连，每一个人的利益都与他人的利益相通，每一个人的发展都与他人的发展相关。于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又回应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422。

当前，地区热点持续升温，恐怖主义蔓延肆虐，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发展鸿沟更待弥合，人类社会亟待加强治理。然而全球治理观念不一、治理机制滞后失灵等加剧了全球治理困境。不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风吹雨打，人类总是要向前走的。我们要善于从历史长周期比较分析中进行思考，又要善于从细微处洞察事物的变化，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凝聚起战胜困难和挑战的强大力量。”[27]面对危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之声不绝于耳，国际社会呼唤新理念新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增进全球治理的观念共识，以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引领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以维护和平实现善治引领人类社会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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