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ACTE翻译能力框架的本科翻译专业课程设置比较研究
徐雪英 胡温婕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翻译已成为各国之间交流的桥梁。2006年复旦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河北师范大学设立本科翻译试点专业,标志着翻译教育独立于传统外语教育而正式成为一门新的专业。这一专业设置的变化,是适应近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后,尤其是中国在加入WTO以后,国际经贸关系和中国参与全球事务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升以后,对专业翻译人才需求激增,而传统外语教育无法适应这种变化的一种回应。这种供需矛盾的变化,要求翻译专业必须适应新时期社会转型的新特点和新要求,培养出符合当代市场需求的翻译人才。2020年春,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发布出版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以下简称《专业教学指南》)中提出翻译专业的培养目标包括“较深厚的人文素养、扎实的英汉双语基本功、较强的跨文化能力、厚实的专业知识、丰富的百科知识和必要的相关专业知识,较熟练地掌握翻译方法和技巧”的复合型人才。
翻译能力是高级翻译专业培养目标中所要实现的一项重要指标,那么什么是翻译能力?它有哪些内涵?这些问题的研究事关我们专业培养方案的设计和课程内容的设置。目前全球对翻译能力进行系统性研究的非官方组织是PACTE(Process of Acquisition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Evaluation),该小组于1997年成立,一直致力于翻译能力的培养和研究,小组成员主要由来自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翻译系的专业译员及翻译教学学者组成。他们通过实证实验的方法研究翻译能力的构成和习得,并取得了大量研究结果。1998年,PACTE初次提出翻译能力框架,并于2005年修订,包含5个翻译子能力和心理生理要素:双语能力(Bilingual Sub-competence)、语言外能力(Extra-linguistic Sub-competence)、策略能力(Strategic Sub-competence)、工具能力(Instrumental Sub-competence)、翻译知识能力(Knowledge about Translation Sub-competence)。翻译能力习得就是重组和培养翻译子能力的过程,并认为在翻译习得过程中,各种翻译子能力互相作用,互相补充,缺一不可。PACTE对翻译能力的研究是最早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这一领域,提出的翻译能力框架“是系统的一个可视化模型,其面向职业译者的实证研究方法也得到学术界的肯定”(李瑞林,2011)。
翻译能力的培养和塑造是翻译专业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而其中课程设置的结构和内容关系到翻译专业培养目标的有效实现。课程设置应该以翻译人才需要具备的翻译能力为参照基准,提高课程的有效性和科学性,达到有效地促使学生们的翻译技能得到全面提升的目的。翻译专业设立的目的就是要为适应新时代,培养具有过硬的翻译能力,外语能力强,专业知识广,翻译素养高的新型翻译高级人才。《专业教育指南》中提出的培养目标也正契合了PACTE翻译能力框架。李继民(2019)认为,PACTE全面性、灵活性及其技术化、职业化、市场化的系列课程构建可以作为我们对翻译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的参考依据。
本文以PACTE翻译能力框架为指导,采用比较研究法,分析浙江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及渥太华大学本科翻译专业课程设置的异同。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不同研究对象的教育实践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显现出研究对象的特质(吴文侃 等,1999)。本文将按照PACTE翻译能力框架的五大子能力划分3所高校本科翻译专业的课程,并在每一子能力下对课程进行比较,分析各个高校课程设置的思路与侧重点。
本文用为研究对象的3所高校分别为浙江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及渥太华大学。浙江大学是一所特色鲜明,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的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列入A类,在综合类大学中排名第二,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领导者发展潜质和优秀人文素养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北京外国语大学是目前我国高等院校中历史悠久、教授语种最多、办学层次齐全的外国语大学,以外语教学为特色。渥太华大学为北美历史最为悠久的专业翻译人才培养院校,1936年就开设了为期2年的专业翻译课程项目,其人才培养质量受到国际认可。以下是3所大学翻译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
表1 培养目标与培养方法
续 表
从3所大学的培养目标来看,扎实的双语功底是3所高校的首要目标。在这一目标基础上,各所高校又有不同的培养侧重点。其中,浙江大学强调“复合型”人才培养,强调学生应在掌握语言之外,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通晓中外文化,同时提升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北京外国语大学则更为注重与语言密切相关的能力的培养,例如双语文学与文化修养、双语转换能力、笔译及口译技巧,以及宽广的人文社科知识。渥太华大学则十分注重未来译者实践能力的培养,满足商业全球化的需求,尤其注重翻译术语及翻译技术方面的培训。
3所高校的培养模式各具特色,有颇多值得借鉴之处。通过3所高校课程设置的比较,可为我国本科翻译专业的建设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意见和建议,以便进一步完善我国本科翻译专业的课程体系的设置。
3.1 双语子能力相关课程
PACTE(2011)提出,双语子能力主要指用2种语言进行交流时必备的过程性知识,包括语用、社会语言、篇章、语法及词汇能力等。对于译者来说,双语子能力是翻译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表2是3所大学翻译专业双语子能力相关的课程:
表2 双语子能力课程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中国2所大学的外语课程比重远远高于渥太华大学,全部或者绝大多数都是外语课程,包含听、说、读、写4个方面,而母语课程仅有1—2节。渥太华大学的双语课程则十分均衡,且以问题导向为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在进入学校之前的双语能力不同,课程设置也自然有所不同。加拿大的官方语言有英语和法语2种,是典型的双语国家,在入学前许多学生已经具备英法沟通能力。而对于大多数中国学生来说,英语为外语,学习时间短且缺乏语言环境,英语能力与汉语能力相距甚远。然而,虽然从2种语言的基础来看,提升外语实力更为重要,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译者出现母语能力欠缺的问题也体现了这样“一边倒”的课程设置可能会留下隐患。
3.2 语言外子能力课程
双语能力是译者的基础能力,但职业译者仅仅具备双语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蔡基刚(2019)认为,翻译专业同时承担着为国家、社会和世界培养具有道德修养、人文情怀和正确世界观等良好品质的公民的伟大使命。从现实来看,工作中译者由于欠缺背景知识而陷入翻译困境的情况时有发生,由于服务对象的职业、年龄、身份、兴趣、爱好、生活习惯、民族性格、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译者可能在任何时间或地点遇到各种主题。因此,成为一名专业翻译需要掌握基本的背景文化知识,也要精通1—2个领域的专业知识。近年来,译者的语言外子能力愈发受到重视,许多高校也提高了相关课程的比重(见表3):
表3 语言外子能力课程
相比于其他子能力,语言外子能力涉及领域最为广泛,它既是各高校的培养重点,也是培养难点。在课程无法兼顾各个领域的情况下,选择侧重点成为课程设置的关键。从上表中可以看到,3所高校语言外子能力课程设置比重均较高,但侧重点有所不同。中国的2所大学主要关注文化和文学,偏内容导向,如浙江大学开设的英美社会文化、中外文化精粹课程,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的西方思想经典导读、莎士比亚戏剧研究等课程。这些课程重点在于加强翻译专业学生背景文化的积累,提高其文学文化修养。而渥太华大学则更注重跨学科教学和哲学课程,偏方法导向,包括人文类跨学科研究导论、基本哲学问题等课程,帮助学生将翻译与其他学科相结合,提高其跨学科能力。背景文化知识与专业领域知识对一名职业翻译来说缺一不可,课程设置的不同也体现了3所高校对这一能力培养侧重的差异。
3.3 工具子能力课程
在传统的翻译模式下,翻译人员只能通过不断查阅各种词典、参考书等完成翻译任务,时间成本高且正确率较低。随着科技的发展,计算机辅助翻译、人工智能翻译应运而生,这些技术帮助翻译人员提高翻译效率及正确率。在当今的市场需求下,工具子能力成为译者不可或缺的能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重视工具子能力,开设了计算机辅助翻译、语料库等相关课程(见表4):
表4 工具子能力课程
从上表可知,工具子能力在3所高校中受重视程度不同,重视的方面也不尽相同。渥太华大学共设置了3门相关课程,共9学分,均为必修课,涉及术语学、技术辅助及文献查阅等,不仅注重当前先进的技术,而且涵盖了过去译者也需具备的工具能力。国内高校中工具子能力课程设置较少,主要关注计算机辅助翻译、语料库技术,以现代技术为主。不过在国内,工具子能力课程从无到有也体现了如今对这一能力的认可,相信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一能力的相关课程可能会越来越多。
3.4 翻译专业知识子能力课程
翻译专业知识能力主要指关于翻译与该职业的一些外在和潜在的陈述性知识(PACTE,2011),包括翻译理论、译者职业道德等。这些知识看似不重要,实则在翻译实践中起着指导性的作用,许多(2019)提出,如果在本科阶段,学生未能形成对翻译的正确认识,未来将难以选择进入翻译行业,或在翻译领域继续深造。
表5 翻译专业知识能力课程
整体来看,翻译专业知识能力课程虽然数量较少,但均为必修课,最受重视的当属翻译理论,3所高校均设立了相关必修课,可见翻译专业虽然更重视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但理论学习仍是不可或缺的。除理论课程外,渥太华大学设立了译者写作技巧的相关课程,学习不同文体的写作特点及翻译校对的技巧,这类课程对于未来希望从事职业翻译的学生来说非常具有实际意义。
3.5 战略子能力课程
战略子能力是PACTE翻译能力模型的核心能力,指解决翻译问题、保证翻译过程有效性的过程性知识(PACTE,2011)。发挥着核心统筹作用。战略子能力并不特定应用于翻译的某一环节,而是贯穿于每一环节。从项目规划到最终评估,译者将根据不同的翻译阶段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表6是3所大学中战略子能力的相关课程:
表6 战略子能力课程
从课时数量及课程内容来看,3所学校都非常重视战略子能力,培养方式也各具特色。浙江大学设立了12门战略子能力必修课,包括6门笔译课程、4门口译课程、2门听译课程,以及实践课程。每个部分都采用进阶式课程模式,从易到难。例如,翻译课程第一阶段包括基础英汉翻译和中级英汉翻译,培养学生翻译单词、短语、句子和段落的能力,简要介绍中西翻译理论及汉英、英汉翻译的技巧。高级英汉互译为第二阶段,是第一阶段的延续与提升,主要涉及4方面内容:一是英汉语言差异,英汉之间的思维差异、词句的差异;
二是词法翻译与句法翻译,词语意义、意义与语境、语篇与翻译;
三是文化词语翻译;
四是各类文体的文本翻译,涉及文学、政治、新闻、旅游、广告、科技。文学翻译、翻译工作坊等为第三阶段课程,锻炼学生对不同文体的翻译能力。北京外国语大学则以难度和课程内容两大标准来设置课程,口译课程从口译基础到口译实务,而笔译课程则包括英语文学作品汉译、国粹文化英译等。渥太华大学则根据文本来划分,分为非专业文本、专门文本与技术翻译,以文本类型来划分也成为渥太华大学翻译课程的一个特色。
从上文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3所大学出于国情和学校定位的不同,课程设置各具特色。北京外国语大学是一所以外语教学为特色的大学,外语教学不仅是其优势,更是教学重点。浙江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课程设置多样化,注重学生多方面能力的培养。渥太华大学的学生大多双语能力出众,语言类课程设置均衡,整体比例较低,更为注重工具子能力与策略能力的培养。3所学校的培养模式各具优势。但通过比较,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国内高校可以借鉴的地方:
第一,双语子能力课程应更注重提升学生的母语能力。由于我国翻译专业学生双语基础不同,母语能力远远高于英语能力,所以国内高校的翻译专业以外语课程为主,忽略了母语能力的提升,然而一旦要求中文译文达到“信雅达”的标准,许多译者往往力不从心。而且,宋扬(2015)也提出,母语能力的提升不仅有利于翻译活动的实现,而且也有利于外语能力的提升。因此,中国的各大高校应适当增设母语课程,可借鉴渥太华大学的相关课程,以翻译实践为导向,提升译者的母语应用能力。
第二,工具子能力相关课程应更具多样性。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已运用到翻译中,计算机语言翻译已经成为大规模语言服务的主要方式(仲伟合,2015)。为了满足信息化要求,培养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译员,学生工具能力的培养可谓必不可少。近年来,中国高校逐步开设了计算机辅助翻译,语料库与翻译等必修课或者选修课、工具子能力的课程比重逐步变大,但整体来看依然较低。另外,工具子能力并不仅仅指使用计算机的能力,还包括使用文献资料及翻译过程中的其他技术的能力,如词典、百科全书、语法书、平行文本、电子语料库和搜索引擎等。例如,渥太华大学翻译专业开设了术语学导论的课程,具体教学内容包括术语研究方法、术语词典编撰、术语数据库的建立和使用、术语管理工具和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的集成研发等。如今对译者来说,使用术语的能力仍然十分重要,在翻译项目的各个环节均有涉及。不仅是术语能力,其他工具子能力相关课程在未来将越来越重要,提升这些能力可以帮助未来译员有效应用工具,进一步提升翻译质量与效率。
第三,语言外的子能力可通过方法类课程实现。语言外子能力可谓翻译能力中涉及最为广泛的领域,也是各高校课程设置中难度最大的领域。翻译本身涉及各行各业。每一行业顶尖的译者不仅需要精通语言,更需要掌握背景知识。译者难以成为全才,但必须有自己擅长的领域。高校在设置语言外的子能力相关课程时,除了必要的东西方文化课程,也需要考虑到这些译员未来从事的领域。然而,我们都知道每个学生的经历和兴趣不同,从课时量和师资力量来讲,兼顾每个学生的兴趣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可以从教授内容转变为教授方法,帮助学生提高跨学科的能力,以及在不同领域翻译的技巧和学习方法。渥太华大学的本科翻译专业开设了人文类跨学科研究导论Ⅰ和人文类跨学科研究导论Ⅱ。这门课程涵盖了人文科学的各个学科,课上学生将与教师一起探索关于人文科学的至少2门学科,主要侧重于方法教学。此类课程可以激发学生对其他学科的学习兴趣,提升跨学科学习的能力。课程之外,学生可以通过辅修等方式继续课程的学习。未来,在师资力量及学习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大学可以安排更多此类课程,可以从人文科学领域延伸至其他领域。
翻译专业是一门新兴学科,30多年来发展的日渐成熟,为未来译者的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随着社会和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提升本科翻译专业的课程设置势在必行。本研究以PACTE翻译能力框架为指导,比较3所大学课程设置的异同,最后提出了国内高校翻译专业可以借鉴的建议,虽然这项研究缺乏实证和实践研究,但对翻译项目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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